每个民族都会在其文明发展的同时对人和世界的各种本体性问题发问，由是则产生了哲人。不同民族的哲人思考的终极问题往往相同，但思考的方法，思想的表述则大相径庭，是以各民族的哲学之面貌多有不同。西方各民族的哲学自希腊出，自其伊始就遵逻辑、重推演，思辩缜密，有严谨的哲学体系。而东方的中国哲学，或重现象而轻规律，或以直观臆断代替逻辑推演，且见于零散的言语中而长时间没有成为体系——这一切都让西方人和了解西哲的中国人生疑：中国哲学是不是合理的、完善的哲学？中国哲人的思考方式有无可取之处？我亦有此疑，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则使我读罢豁然开朗。

冯先生指出，在中国，哲学如宗教之于西方世界一样深深渗入社会、为常人所持。是以一些哲人并不以自己为哲人，只于日常行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求构筑体系，是以有别于西方。

而中国哲人从直观处得哲思的哲学方法论极似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欧陆浪漫主义哲学家、诗哲所持之法。较之拉丁语系诸语种，中文（尤其是先秦的文言文）无疑是一种微言大义、一言多意、拥有无穷“可能性”（海德格尔的概念）的语言。现代西哲已开始反思其自苏格拉底诸贤时形成的“以逻辑证哲学”之法，认为以语言为代表的逻辑系统并不具备论述哲学的能力（而中国哲人早有“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义不可说”的观点）。海德格尔们自成表意充满“可能性”的新概念而用括号“搁置”前人逻辑清晰的概念——而中国哲人早就在使用充满“可能性”的语言探讨哲学问题了。可以说，中文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极大——既使中国哲学失之严密逻辑，又使其跳出逻辑的局限接触了另一些真理。进一步看，拜语言所赐，中国哲学的直观认知之法于西哲传统上的理性思辨，恰似叔本华之于康德、黑格尔；孔子所赞许的“暮春而游”之境，也神似欧陆浪漫主义诗哲的追求。所以，想研究中国哲学，不妨与西方浪漫主义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此余所得之一也。

有趣的是：与西哲的“先重逻辑、后弃逻辑”恰好相反，中国哲学的主体——儒学则在孔子的“零碎语录”式哲学后形成了宋儒的理学体系。新儒学更加注重思辩，加入了严密的本体论，以合乎条理的方式表述思想而非“东鳞西爪”地漫谈。之前提到过叔本华与康德、黑格尔的对比，这里又出现了一对与相似的学者：王阳明与朱子。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后执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而朱子则是客观唯心主义“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总而言之，理学体系对逻辑（一定程度上）的重视是对中国哲学这个整体的有机补充。

另一个对中国哲学的补充来自先秦的名家。中国哲学不重视“名称”与“实体”的关系，而名家却强调“名实之辩”。因为要讨论“名”，所以他们少不了要运用逻辑推理；他们也是最早一批挖掘中文表意逻辑性的人。后期墨家于此也有贡献。

故曰：研究中国哲学时，既要重视其总体上的直观认知之法，又要注意其中与西哲相似的逻辑论证之法。此余所得之二也。

所得之三是最基本的一项：我通过冯先生的著述对整个中国哲学史有了更系统的认知。之前对中国哲学的经典文本、著作多有涉猎，遍读《四书五经》《道德经》《庄子》等，却难以获得一个整体的认知——因为中国哲学的直观性及其记述的随意性、非专业性。而冯先生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系统地阐述，用富于逻辑的记述方式将中国哲学那些“超逻辑”的思想串在了一起，提炼出了其内在联系——毕竟，记史还是不要那么多“可能性”好。感谢冯先生！感谢他对西哲方法论的了解，也感谢他对中国哲学的责任感！若不是他的努力，西方人将至今不解中国哲学乃至视之为非哲学，中国人也将不能真正了解本国的传统哲学体系，失掉意识形态上的“根”。

我读《中国哲学简史》之所得大体如兹。

编辑按：用了n天的时间终于把冯老师的《中国哲学简史》看完了，可惜的是得到的体会没有这篇文章那么深刻哦！看来有时间还得从头看才行哦 ，谢谢作者介绍了一本真么好看的书给我看哦！

              编辑：叶子

                   2008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