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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已复生矣！”  　　

这个周子居（周乘）可真会开玩笑，自己鄙吝之心未除，却归咎于“时月不见黄叔度”。  　　

鄙陋之人之所以鄙陋，就是因为他不会反躬自省，而且总是为自己找藉口，寻自我宽慰的理由。  　　

二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读此，始信“附骥尾”之风由来久矣！  　　

陈眉公《小窗幽记》中云：“苍蝇附骥，捷则捷矣，难辞处后之羞；茑萝依松，高则高矣，未免仰扳之耻。所以君子宁以风霜自挟，毋为鱼鸟亲人。”谨以此语与“附骥尾”者勖勉之。  　　

三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耶？”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贼既无义，又岂能感于巨伯之言，班军而还？真是天方夜谭！  　　

《世说新语》毕竟只是一部志人小说，切不可以信史目之。  　　

四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在极权社会里，不“臧否人物”固然不失为一种全身远祸之道。但未免有乡愿之嫌。如若换了我，肯定也像嵇康那样“每师之而未能及”（《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还是喜欢黄公度的一句话：“我手写我口。”  　　

五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楷请求梁、赵两个封国每年拔出几百万租钱来周济比较贫穷的皇亲国戚。有人讥斥他说：“何以乞物行惠？”裴楷说：“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裴楷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他忽略了“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后面的一句话：“损不足，补有余，人之道也。”（见《老子》）  　　

六  　　

王戎的父亲王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王浑死后，“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捐了数百万钱给王戎做丧事，“戎悉不受”。  　　

王戎是一个悭吝、贪婪、小器、视钱如命的家伙。《世说新语·俭啬》载：“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就连他的女婿裴危页向他借钱未还，女儿回到娘家，他也照样不给好脸色她看，直至女儿还钱给他，他才“释然”。这样一个见钱眼开的家伙，别人送钱给他，他会不受？鬼才信哪！  　　

七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率性任情，固不必裸体而行。然裸体者敢以本色示人，勇气可嘉。  　　

名教亦有乐地耶？名教之乐地，不过是在“礼义”的遮羞布下，做不可告人的勾当罢了。  　　

八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竺法深）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桓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而不客观地看待问题，居然也算是一种“德行”？像桓彝这种人，其实是“德之贼”，是伪君子。  　　

九  　　

孔文举（孔融）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哪得行礼？”  　　

世人常言：“盗亦有道。”其实，盗就是盗，哪里有什么“道”可言？说“盗亦有道”的人，肯定是个伪君子。这种人，连孔融的五岁小儿都不如。  　　

十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在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向秀是嵇康生前最好的朋友。嵇康被司马氏集团诛杀后，向秀怕祸及自身，于是就向司马昭投诚。假若嵇康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像司马昭那样“大咨嗟”？  　　

中国的文人，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都是为了明哲保身。当隐逸不能全身时，像巢父、许由这样的高士，当然也“不足多慕”了！  　　

十一  　　

郗太尉官拜司空，对同坐人说：“我一生所求无多，却因世态纷乱而登上台辅宰臣的高位，这就像汉代的朱博一样，空名高位。我实在于心有愧。”  　　

郗鉴“博览经籍，以儒雅称”，为官后政绩斐然，“百姓贴附”。后又平祖约、苏峻之乱，以功征拜司空。这种王佐之才，竟然也说自己空名高位。今之尸位素餐而又无德无能者，不知该作何感想？  　　

十二  　　

中郎将王坦之让伏滔、习凿齿评论青州、楚州的历代人物，然后誊写了一份，拿给韩康伯看，韩康伯看后不发一言。王坦之问：“何故不言？”韩康伯说：“无可无不可（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  　　

说“无可无不可”的人，要么是个圆滑世故的人，要么是个故作清高、妒忌心极强的人。  　　

十三  　　

谢安说：“圣贤和凡人之间，其实相隔并不远。”他的子侄们都不同意他的看法。  　　

作为谢安的远系子孙，我对这位老祖宗的观点深表赞同。圣贤和凡人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圣贤比较会掩饰自己、美化自己罢了。  　　

骆爽《文化人批判》中说，圣人一得势就成流氓，流氓一得势就成圣人。圣人与流氓，不过是一步之遥，何况是圣人与凡人之间呢？  　　

十四  　　

李弘度常叹自己怀才不遇，扬州刺史殷浩知其家贫，问他说：“你能屈尊担任县令吗？”李弘度答道：“《诗经·北门》所述那种不遇的悲叹，您也早已听说过了；我现在就好像穷猿一样，只求奔入林子，哪里还顾得上挑选依栖的树木呢？”  　　

我向来反感总是哀叹自己怀才不遇的人。我觉得，这种人即使有才，也是奴才——被人奴役之才。“才”是自己的，何必要别人来役使呢？自己的才能要别人来挖掘、要别人来役使才可以发挥出来的人，就只能做奴才。这种人，一旦有机会做奴才，也会对主子感激涕零、“感怀知遇”的。有奴才可做，他就不会悲叹“怀才不遇”了。  　　

十五  　　

王仲宣（王粲）好驴鸣，他死后，既葬，文帝（曹丕）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每读至此处，我都忍不住要笑。可以想见，几百只驴一起鸣叫，那场面一定蔚为大观。  　　

清代空空主人的《好食说》中说：“鲜于叔明嗜食臭虫，权长孺嗜食人爪，刘邕之嗜食疮痂，张怀肃好服人精，贺兰进好啖狗粪，辽东丹王好啖人血，明驸马都尉赵辉善食女人阴津月水，南京祭酒刘俊喜食蚯蚓。”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如果世人都像魏文帝曹丕那样，因王粲好驴鸣，他死后就要学驴鸣以送之的话，那么，鲜于叔明、刘邕之、张怀肃、赵辉等人死后，岂不是要食臭虫、啖疮痂、服人精、吃女人阴津月水以送之？  　　

从这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向死人、鬼神献殷勤，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十六  　　

王戎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我也跟在后面）。自嵇生天、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这使我想起了“五四”时期流行的“我的朋友胡适之”、“我的朋友郁达夫”之类的话来。所谓“沾光”者，盖谓此耶？  　　

在“竹林七贤”中，王戎是最庸俗、最无耻的。他“与时沉浮”、“与时舒卷，无謇谔之节”，贪慕功利，“积实聚钱”。他“忝列”七贤中，实为七贤之败类。他居然敢拿嵇康、阮籍来往自己脸上贴金，我真佩服他的恬不知耻。  　　

十七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孝伯（王恭）如此定义名士，真不知“名士”为何物。  　　

清代酌元亭主人所著《照世杯》里，写了一个“俨然名士”的老童生欧滁山。他不学无术，却喜大发牢骚；自命清高，却又趋炎附膻；道貌岸然，其实好色且淫。所谓“名士”者，多类此耶？  　　

清代文学家余怀的笔记小说《板桥杂记》里，载有妓女刘元之事：“刘元，齿亦不少，而佻达轻盈，目睛闪闪，注射四筵。曾有一过江名士与之同寝，元转面向里帷，不与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为名士耶？’元转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此事亦见于《渔矶漫钞》）刘元之语，不仅解颐，而且正中“名士”下阴。  　　

十八  　　

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里酣饮，王戎后来才到。阮籍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  　　

把这一则与王戎自云“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比照着来看，真是相映成趣。  　　

十九  　　

谢鲲对周岂页说：“你好比社前的大树，远远望去，又高又大，上接青天；走近来看，它的根部却寄居着成群的狐狸，聚集着污秽。”  　　

当今世上的许多政党，亦庶几类此。远望之，巍峨葱茏，实则藏污纳垢，社鼠成群，城狐结党，蝇营狗苟之徒充斥其中，魑魅魍魉之辈尸位其里。呜呼可悲！  　　

二0  　　

支道林通过别人到竺法深那儿买山隐居，竺法深回答说：“没有听说过巢父、许由买山来隐居的。”  　　

买山隐居，实际上是为了买名。买名就是沽名钓誉。沽名钓誉者，“滔滔者皆是也”，何止支道林一人？  　　

二一  　　

阮籍之子阮浑长大后，“风气韵度似父”，也想做旷达之人。阮籍说：“仲容（阮籍的侄子阮咸）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阮籍本是“方外之人”，却要自己的儿子做礼法之士。可见，阮籍的任诞并非真的洒脱，而是埋藏着许多隐恸的。他在表面上是“不崇礼制”的，但在骨子里却对礼制有所顾忌，他对礼教的反叛，并不彻底。这也是他能见容于世、不为统治者所忌的原因。  　　

二二  　　

张季鹰（张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中国人大都重身后之名，而轻生前之快；都要靠别人来认定自己的价值，而没有自己衡量自己的价值尺度。每个人的目光都是不同的，要想博得全部人的掌声是不可能的，想博得后人的一致认同更是不可能的。人生苦短，贵在自适，只要问心无愧、面对衾影不会自惭就行了，至于身后之名，何必挂怀？  　　

二三  　　

韦诞擅书法。魏明帝盖了一座宫殿，想在上面安置匾额，就让韦诞登上梯子去题写。下来后，他的鬓发全变白了。于是，他告诫儿孙不要再学习书法。  　　

见韦诞之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官员不让自己的子孙再步自己后尘，走入仕途了。  　　

二四  　　

阮籍的嫂子曾经回娘家，阮籍碰见她，并与之道别，有人责备他。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既然礼法不是为阮籍之辈而设，那为谁而设？答案是：为被统治者而设，为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民”而设，为束缚民众的思想而设。  　　

二五  　　

王徽之尝暂借住别人的空房，叫人在院子里种上竹子。有人问他：“你只是暂时住一下而已，何必这样麻烦呢？”王徽之啸吟良久，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王徽之对竹之爱，可以“情痴”冠之。名士之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情痴”。如爱菊之陶渊明，爱梅之林和靖，爱莲之周濂溪，爱蕉之怀素，爱鹅之王右军等等。如此之“情痴”，方算是真正的“有情之物”。张潮《幽梦影》中说：“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没有痴情，也便没有真情。张岱《陶庵梦忆·祁止祥癖》亦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没有痴情，也便没有深情。而那些“博爱主义者”、“泛爱主义者”，离真爱何其远也？！  　　

二六  　　

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  　　

中国的“酒文化”，可说是中国的“国粹”之一。咏酒的诗文，也多如牛毛。最早的一首见之于《诗经》，诗曰：“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诗歌写的是一位妇女上山采摘卷耳（一种野菜），思念远行的丈夫，想象他饮酒时的情景。唐代的“诗仙”李白，更是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写下了几多咏酒的名诗。如：“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等等。魏晋时的名士，更是以能喝酒为荣。王恭甚至以能否饮酒为衡量“名士”的标准之一。似乎越能喝酒，“名士”的牌子就越叫得响。所以当时的名士，如孔融、阮籍、阮咸、张翰、周伯仁等，都是斗量的“酒漏”。他们有的甚至嗜酒如命。王忱曾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毕卓曾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折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孔融也认为，“座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便是人生一大乐事。由此可见，中国的“酒风”之兴盛，中国的“酒文化”之兴旺，并一直承传至今。但愚以为，古人之饮酒，与今人不同。古人之饮酒，是因为“酒正自引人著胜地”，能麻醉自己的头脑，使自己忘却一切苦痛，像阮籍那样，以酒来浇“胸中垒块”，以醉酒来逃避凡俗的纷扰（阮籍曾以长醉不醒来拒绝司马昭的提亲）。而今人喝酒则不然。今人喝酒不喜欢独酌，而喜欢请人喝酒。这是因为酒也可以麻醉他人，使人忘乎所以，不省人事，从而在糊里糊涂中被人利用，在稀里糊涂中增进“人际关系”，在迷迷糊糊中入人彀中。另外，古人之饮酒，还会斗酒读《汉书》，还会煮酒论英雄，还会横槊赋诗。而今人饮酒，则是心怀鬼胎，口吐白沫，一点情调也没有。时代是进步了，“酒文化”却是退步了。  　　

二七  　　

王伯舆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世说新语》中没有写到王伯舆是如何死的，我想，他应该不是在茅山跳崖而死的。我猜想，他恸哭之后，应该想通了，单独一个人为情而死是不值得的，除非是像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用皮肤粘合剂把两人的身体粘合起来，再一起自杀。与心爱的人一起自尽，这样才值得；为一个负心之人自杀，无疑是一个傻逼。  　　

二八  　　

钟会原先不认识嵇康，有一次，他邀请了当时的贤俊之士一同去找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看到钟会等人到来，嵇康仍扬槌打铁，旁若无人，不发一言。钟会只得起身离开。嵇康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的答语，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非常巧妙的。但在这巧妙的辞令之中，却隐藏着杀机。钟会是听闻嵇康的简慢与高傲而来的，他想证明一下，嵇康对自己是否一样简傲。没想到他也毫无例外地吃了嵇康的闭门羹，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一点face也不给他。于是，他便怀恨在心。这为后来嵇康被司马氏集团诛杀埋下了祸根。因为嵇康之祸也有钟会的谗诋之“功”。  　　

二九  　　

嵇康与吕安友善。每当想念对方时，即使千里之遥，也要驾车前往会面。有一次，吕安到嵇康家里来晚了，正赶上嵇康出门不在，嵇康的哥哥嵇喜到门外邀请吕安，吕安不入，在门上题了一个“鳯”字便离开了。嵇喜以为吕安把他比作“凤凰”，欣喜不已。他却不知道，“鳯”字拆开来，就是“凡鸟”二字，这是吕安在讥讽他。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真正的愚人，是那些不知好歹、不辨真伪的人，那些得了一点别人的称赞就沾沾自喜的人，那些把贬抑误以为颂扬的人。  　　

三0  　　

陆机、陆云兄弟初到洛阳，闻刘道真盛名，于是就去拜访他。刘道真好饮酒，与陆机行过见面礼后，什么话都不说，只问道：“东吴盛酒用的长柄葫芦你种过没有？”二陆听后大失所望，后悔不该来拜访他。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当我们耳闻某人大名而未能谋面、深交时，往往是“神不能至，心向往之”，对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他（她）的仰慕“有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但当与其近距离接触或是久处时，我们会沮丧地发现，原来他（她）也“不过尔尔”，甚至与自己想象中的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对名人盲目崇拜，把他们想象得十全十美；我们应该把他们当作“人”来看，以平常心对之。这样，才不会“殊失望”。  　　

三一  　　

高坐道人与丞相王导座谈时，常常仰卧在王导的身边；可见到尚书令卞望之，却肃然改容云：“彼是礼法人。”  　　

道人本是“方外之人”，见礼法之人，也不必以礼相待。可高坐道人遇到卞望之，却“肃然改容”。可见他也是礼法之人，或者说是畏礼法之人，而非“方外之人”。即使他在王导面前不羁于礼，其本质也还是“礼法人”。  　　

三二  　　

谢安始有隐居东山的的意愿，后来朝廷屡屡征召，迫不得已，这才出任桓温属下的司马。那时有人给桓温送药草，其中有“远志”。桓温拿来问谢安：“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安没有马上回答。当时郝隆在座，随声答道：“这很容易解释。呆在山中就是‘远志’，出了山林就是‘小草’。”谢安露出了很惭愧的神色。  　　

我觉得谢安没有什么好惭愧的。谢安是一个很有文才武略的名臣。他隐居东山时，人们都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此等王佐之才，埋没于山林之中，才真如小草，一无所用；唯有走出山林，才能施展才力，周济苍生，实现“远志”。郝隆之言谬矣！  　　

三三  　　

在《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中，写得最多的是曹操诡计多端的事。曹操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观人新婚，和袁绍一同潜入主人的园子里，被别人发现了。于是曹操拔刀劫走新娘，跟袁绍退出来。没想到慌不择路，掉进了棘刺丛中。袁绍不能动了。曹操大叫：“偷儿在此！”袁绍慌忙中自己蹦了出来，于是两人得以无事。这一件事，曹操的假谲是救了袁绍一命；但曹操的诡计大多是置人于死地的。譬如，他为了防止别人的刺杀，便骗人说：“我睡觉的时候不能随便接近我，一走近我就杀人，连自己都不知道。”有一次，他假装睡着，有一个近侍悄悄地用被子盖上他，曹操抽刀便把他杀掉了，然后又上床睡觉。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在曹操睡觉的时候靠近他。曹操这种以诡计来骗取别人的畏惧之心，不惜以枉杀亲侍来换取自己的安全的做法，确实是非常卑鄙的。陈眉公在《小窗幽记》里说：“宁为随世庸愚，勿为欺世豪杰。”我想，曹操的“奸雄”之名，确是不大光彩的——连随世庸愚都不如，因为庸人和愚人不会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会将自己的生命建筑在别人的死亡之上。相形之下，庸人和愚人更富于“人性”，离人的本原更近。  　　

三四  　　

诸葛厷在西晋时，“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人把两人相提并论。后来诸葛厷被继母的族党谗毁，诬陷他为狂逆，把他流放到边鄙之地。临行前，王夷甫来与他送别，诸葛厷问道：“朝廷为什么发配我？”王夷甫回答：“说你狂妄叛逆。”诸葛厷说：“叛逆应当杀头，狂妄发配什么？”  　　

其实，诸葛厷并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在中国古代，“法律”无异于一纸空文，许多罪名是“莫须有”的，要处治、发配一个人，根本就不用法律依据，更无须深文周纳，随便用一个贬义词扣在你头上就行了。比如说“狂妄”，本来只是一个道德范畴的词，与法律无关。但中国的狂妄之人，往往因触犯了世俗的道德规范而为人所忌，被人诟病，被人排斥，被人诬陷，即使他们没有犯罪，也可以用一些不成法律的法律来惩治之，并假借国家机器之手将其扼杀。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历史是不可理喻的。  　　

三五  　　

桓温率兵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人捕到一只小猿，小猿猴的母亲缘岸哀号，行百余里而不肯离去，后来她跳上了载着小猿猴的船只，到了船上便当即死去。当剖开母猿看它的腹中时，发现“肠皆寸寸断”。桓温闻之怒，下令开除了那个捕获小猿猴的人。  　　

这是《世说新语》中最令我感动的一则故事，既为母猿的母爱所感动，亦为桓温的仁爱之心所感动。今之弃婴者、活剖猴脑以吸其脑髓者、在战争中滥杀无辜者、为了私利而草菅人命者，与母猿、桓温相比，真不知为何物。  　　

三六  　　

在一次宴席上，有个参军用筷子夹蒸薤没能一下子夹起来，同桌的人又不帮助，而他还夹着不放，满座的人都笑起来。桓温说：“同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乎？”于是敕令罢免了他们的官。  　　

中国人似乎一向惯于同室操戈、手足相残、豆箕相煎、祸起萧墙，而不会“同盘相助”；在别人遭遇危难之时，也只是袖手旁观、坐视不理，甚至幸灾乐祸。似乎只有中华民族濒临倾覆之时，才能显出一些凝聚力来。如此民族，如此人民，令人堪忧。  　　

三七  　　

丞相王导俭节，帐下甘果盈满，也不分给大家吃。到了春天，水果都腐烂溃坏了，下属向王导请示怎么办，王导“令舍去”，并嘱咐说：“慎不可令大郎知！”  　　

读至此，我想起了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高老头虽然悭吝，但却对子女疼爱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尽力满足子女们的要求，从不俭啬。而王导呢？宁愿把腐果扔掉，也不给自己的儿子吃。他的“俭节”，真要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泼留希金方能相媲了。  　　

三八  　　

石崇经常邀请客人宴会，并令美人劝酒。如果客人不把酒喝干净，就让阉奴轮流杀掉劝酒的美人。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曾经一起到石崇家赴宴。王导向来不能饮酒，为了不使美人被害，总是勉强自己喝干，直至大醉。每当轮到大将军王敦喝，就坚持不喝，以此观察石崇有什么举动。为此石崇已经连续杀了三人，王敦却无动于衷，“颜色如故”，还是不肯喝，王导责备他。王敦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读此则，我唯有叹服，既叹服石崇之汰侈、杀人不眨眼，更叹服王敦之心狠、镇定自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王敦的狼子之心。王敦后来举兵叛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这里便露出端倪来了。  　　

三九  　　

晋武帝时，王恺与石崇皆富可敌国。两人谁也不服谁，夸豪比富。王恺用糕饼擦锅，石崇则用蜡烛当柴火做饭；王恺用紫丝布作布障，衬上绿绫里子，长达四十里，石崇则用锦缎做成长达五十里的布障来和王恺对抗；石崇用香料来刷墙，王恺则用赤石脂来刷墙。他们所竞之资，都是民脂民膏。西晋又是一个物质非常贫乏的朝代，四海皆饿殍，他们却挥霍无度。国家有这些硕鼠，不成为短命王朝才怪呢！  　　

四十  　　

向秀注《庄子》，剖析精妙见解独到，使议论玄理大为盛行。可惜的是，他还未注完《庄子》（还剩《秋水》、《至乐》两篇）就溘然长逝了。他死后，他的注解便散失零落。郭象见向秀的注解不传于世，便把它剽窃为己注，并自己注了《秋水》、《至乐》二篇，又改换《马蹄》注一篇，其余各篇，只是标点了一下文句而已。郭象本以为此事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却落得个“文贼”的恶名，贻笑后世。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败了卿卿声名！“窃文”是一件文人之奇耻大辱，是真才子所不为的。我们不能信奉孔乙己的话：“窃书不算偷。”“窃文”也是“偷”。“窃文”与窃物一样，都是君子不为的，是人人得而诛之的。　　　

  　　

  　　

作者简介：  　　

谢骥，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专栏作家会员，中华文化研究会会员、作家分会理事，国际网络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长，中国网络文学联盟驻站作家，一刀文学网贵宾专栏作家。1978年生于广东连平，自幼酷爱文学，少年时期开始在《中学时代》、《中学时代报》等报刊发表习作，迄今已在《华人》杂志、《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时代潮》杂志、《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羊城晚报》、《北京晨报》、《香港商报》、《作品》杂志等各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及新闻通讯类作品1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轻言狂放》（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3月出版）、《萍踪心影》（待出版）、诗集《天马行空》（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长诗《探访河源》（即将出版）等；主编有学术著作《一门三世四督抚》等；有多篇作品收入其他文集。 

 　　

【编者按】有钱钟书读《伊索寓言》的味道，读书当如此读，如此读书方可称为读书。　　

感谢前辈赐稿！期待更多大作！　　

                                                          编辑儿狼　　

                                                  2008-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