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阅读古希腊悲剧，阅读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阅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会诧异地发现，像哈姆莱特、堂·吉诃德这些人，不仅不是十恶不赦、必遭天谴的坏蛋，而且都是闪现着人性、人文光辉的善者，但他们为什么会被命运捉弄、陷入悲剧的苦海呢?我相信许多人都会百思而不得其解。但如果我们听说过亚里斯多德的一句话，我们的疑团也许就会释解了。亚里斯多德说：悲剧主人公“之所以会陷于厄运，不是因为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譬如堂·吉诃德，他“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可能的东西来对待”(歌德语)，他把理想与现实等同起来，他以主观之心愿度客观之事物，他“误以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经济形态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马克思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悲剧，皆源于错误。这种错误，有可能是客观事物所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主观意愿所造成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不算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小说塑造了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探索贵族列文的形象，并获得了圆满的结局)，但小说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宁娜却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人物。在小说中，安娜是一个资质优美、有很高文化素养的贵族女子，她典雅、端丽、聪慧、质朴，感情深挚，风度从容，心地善良，对不幸的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对受了欺骗的杜丽表现了无限的关切和友爱之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蕙质兰心的人中奇葩，却陷入了悲剧的泥沼中，最终卧轨自杀，落得个兰摧玉折的下场。这是什么缘故呢?考察其悲剧产生的前因后果，我认为也可以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进行诠释：因为安娜犯了错误，或是遭遇了错误。　　

错误之一：与卡列宁的错误结合　　

    安娜还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少女、尚不知人生与爱情为何物之时，就奉姑妈之命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官僚政客卡列宁。这桩不幸的婚姻是安娜悲剧人生的滥觞，也是其悲剧的基因。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卡列宁都是无法与安娜相匹配的：“安娜犹如一首美好的抒情诗，而卡列宁好像一段不通顺的公文；她热情纯洁，他冷酷虚伪；她仪表端庄，风采迷人，他其貌不扬，令人作呕；她学识渊博，情操高尚，他目光短浅，庸俗自私；她生气勃勃，追求自由，他死气沉沉，思想僵化。”①在安娜眼中，卡列宁根本就是一个不懂生活不懂爱情的生活机器。他在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只是勋章和官爵，在他看来，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家庭，并非出于爱情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仕途上少不了这样一个装饰品。安娜曾苦诉道，卡列宁“不是男子，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便是他灵魂中所有的东西!”“至于高尚的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敲门砖罢了”。在安娜心目中，卡列宁是个虚伪的人，“他乐于游泳在虚伪里，正像鱼在水里游泳一样”。卡列宁这种冷漠、刻板、虚伪、热衷名利的性格，是安娜所不能容忍的。安娜痛感婚后“八年来”，卡列宁“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体内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女人”。这一个爱情荒漠般的家庭，从结合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重重危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凸显。而当“维特式”的热情的伏伦斯基一出现，这种危机便如熔岩般喷发出来，熔灭了这个不幸的家庭，熔灭了安娜那颗枯寂的心，一幕由错误导演的悲剧慢慢地进入了高潮。　　

错误之二：对生活(爱情)的期望值太高　　

    吉娣觉得，“安娜心里另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盎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那是她无法捉摸的。”这是一个虚无飘缈的世界，一个永无定性的世界，不但吉娣无法捉摸，我想所有的人都无法捉摸，连安娜自己也无法捉摸。它只属于无尽的彼岸，却永不能抵达它；它只属于内心，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它的立足点。然而，安娜却错误地认为，它是可以寻到的，它是存于现实中的。因此，她不满足于锦衣玉食但却枯燥无味的生活，总想逃离它，寻找梦想的伊甸园。当她结识了伏伦斯基之后，她就产生了一种幻觉，她以为在这个人身上可以构筑梦想的伊甸园，可以永逸地栖息。所以，她用自己的眼神、用自己的魅力摄取了伏伦斯基的心。她把自己全部的梦想和渴望都投注到伏伦斯基身上。她为了自己内心虚无飘缈的世界，摈弃了一切外部世界。她在投注全部感情的同时，也要求索取伏伦斯基全部的感情，而且永不满足地索取。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我要求他也更多地为我献身”，“我在感情上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私”，“他说我无缘无故吃醋，我自己也说我无缘无故吃醋，但这绝不是吃醋，而是感到不满足。”安娜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她总是以为，伏伦斯基没有给予她所需要的足够的爱，总是吃醋。事实上，伏伦斯基并没有辜负她，是她的神经质、她的永不满足的心、她的自私挫伤了两人的感情。她认为，“他是造成她不幸的主要原因”，殊不知，是她自己，总以理想来度现实，总是沉湎于梦想的伊甸园中，而不会珍惜现有的感情，永不满足，从而疏离了她跟伏伦斯基的关系。她跟伏伦斯基分道扬镳后，使她内心的伊甸园轰然倒坍。她想寻找爱的天堂，却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地狱。　　

错误之三：错误的自我估计、软弱性和依赖性　　

在舞会上，吉娣看见安娜脸上“现出她自己常常出现的由于成功而兴奋的神色”，“她看出安娜因为人家对她倾倒而陶醉”。安娜的美貌，征服了舞会上的许多人，更重要的是征服了伏伦斯基。但征服了男人并不等于征服了世界，更不意味着具备了与社会抗衡的能力。而除了美貌之外，我看不出安娜还有什么可自负的。可她偏偏是个自视甚高的女人。她不满足于自己的生存状态，是因为她认为自己不应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中，而应该追求更高的生存状态。她以为，凭着自己的勇气，就可以冲破家庭、社会的樊篱，可以不受一切限囿，可以和伏伦斯基过逍遥游般的生活。然而，她错了，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她只是一个贵妇人，只是一个弱女子，只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蚍蜉。她有向社会道德挑战的勇气，却没有同社会持久对抗的力量，更没有与社会决裂的果敢。她不能超离于社会之外，她有太多的在意、太多的顾忌、太多的恐惧。书中曾多次触及她的恐惧心理，如她在火车上，发现了尾随而来的伏伦斯基，伏伦斯基盯着她的眼睛说：“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您在这里。”“这正是安娜内心所渴望而理智又害怕的。”又如伏伦斯基赛马受伤，安娜失声惊叫，卡列宁指责她“失态”，她便板起了脸，“但这副神气还是掩饰不住她内心的恐惧”。再如，安娜向丈夫摊牌后，“觉得很畅快，可第二天醒来，又觉得这太可怕了”。她怕被人嘲笑、被人鄙视，害怕被放逐于群体、社会之外。由此可见，她是一个极为软弱的女人、一个独立性极差的女人、一个依赖性极强的女人。她的依赖性还表现在她对爱情的态度上。她在卡列宁身上，得不到她所渴望的爱情，当她遇到伏伦斯基时，就急切地把所有的爱都附到了伏伦斯基身上。她曾对伏伦斯基说：“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我的一切都变了。现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就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爱情的奴隶，是她所爱的人的附属品。她总是害怕失去爱，失去她所爱的人，她对爱情的依赖，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伏伦斯基一旦不如她意，她就认为伏伦斯基不爱她了，就对他产生了仇恨心理，甚至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仇恨心理，就要“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她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她的软弱性和依赖性，贯穿了她的整个心理历程，并最终把她推向死亡的深渊。　　

错误之四：在错误的社会里做了一件错误的事　　

    “安娜所处的19世纪70年代，正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在混乱中崩溃，资本主义在混乱中稳定下来的‘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思想道德观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要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摆脱封建主义枷锁，成了人们普遍的希望和要求。但是，从反动腐朽的囚笼中，从陈腐势力垂死挣扎中解放出来。，那是难于上青天的。”②安娜并不了解这种社会情境。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贵族们过着荒淫而又虚伪的生活。对于许多贵族妇女而言，都是过着既有丈夫又有情人的二重生活，过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偷情生活，并认为那是崇高的合法行为。恩格斯分析《人间喜剧》的形象时指出：“在贵妇人的生活里，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适应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安娜的不贞，在上流社会本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一场社交界司空见惯的风流韵事。但问题是，他们只允许“单纯地甚至快活地”过这种双重甚至多重的“爱情”生活，允许夫妻之间的互相欺骗，而不允许人们怀疑、否定这种生活的可耻、虚伪，更不允许认真、严肃地对待爱情，不允许光明正大地背叛丈夫。所以，当安娜提出与卡列宁离婚，公开自己与情人的关系，并和伏伦斯基同居时，立刻招来了世俗社会的飞短流长的攻击。贵妇人们“对追求真正爱情和纯洁生活的安娜冷若冰霜，骂她是犯罪的妻子’、‘堕落的女人’，甚至在公开场合轻视她，蔑视她，好像是要把她们准备好了所有的泥团，一下子全抛到安娜身上，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似的”。③安娜的行为，遭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围袭和窒压：“以卡列宁为首的政界集团，用法律、责任、拒绝离婚和不准她与儿子见面等伪善的观念、冷酷的措施，来压抑窒息安娜的身心和爱情生活；以莉吉亚·伊凡诺夫娜为中心的由那些年老色衰、慈善、虔诚贵妇们和那些聪明、博学、野心男人们所组成的神圣集团，又用宗教的名义夺走安娜的儿子，用降神术否定她的离婚要求；以培脱西为代表的年轻贵族集团，则关闭了对安娜所有的社交大门”。④安娜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红杏出墙”，而是因为她不熟谙上流社会虚伪的道德规范，而且背弃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哲学。她生于这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社会，做了一件错误的傻事。这是她悲剧的根源。　　

错误之五：敌对意识和缺乏内省意识　　

    吉娣觉察到，安娜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像魔鬼般媚人的东西”。我觉得应把这句话拆分开来：安娜具有媚人的外表和魔鬼般的性格。她的魔性主要表现在她对世俗的敌对意识上。她厌恶平庸的世俗生活，厌恶毫无情趣的丈夫。认识了伏伦斯基后，更觉得丈夫面目可憎。卡列宁对她的不贞采取了妥协和忍让的态度，只想维持现状，但对安娜冷淡了些。安娜却“不因自己的过失而稍微原谅卡列宁的冷漠无情”。卡列宁的退让反而助长了她对卡列宁的敌对意识，使她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伏伦斯基的怀抱中。安娜的行为，触动了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遭到了世俗舆论的非议。她为了自己不可遏止的欲望，背弃了整个世俗社会，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竟想以一靡弱之躯与社会对抗。后来，“安娜与伏伦斯基经常吵架，安娜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诱使他们彼此敌对的恶魔”。她却不知道，这恶魔就是她自己永不满足的心。她怀疑伏伦斯基“只是出于责任心才对我曲意温存，却没有我所渴望的爱情”，她认为“那就比仇恨更坏一千倍”，“他早就不爱我了，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其实伏伦斯基并没有仇恨她，只是她自己仇恨伏伦斯基没有给她“所渴望的爱情”而已。她对伏伦斯基产生了仇恨心理后，走向了最阴暗的角落。她仇视一切：“这些街道我全不认识了，还有一座座小山，到处是房子，房子……房子里全是人，数不清的人，个个都是冤家”；她诅咒—切：“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甚至于在车站看到一对夫妇，她也觉得讨厌，认为他们“装腔作势，彼此厌恶，彼此憎恨，像一对丑恶的可怜虫”。她的心灵，已经被仇恨扭曲得变了形，几近变态了。她成了一个仇恨狂。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被社会围攻，为什么会在仇恨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她太缺乏自省意识，一直都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直至火车辗过的一刹那，她才闪现出一丝自省的微光：“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但为时已晚，火车从她身上辗过，把一切仇恨都辗得粉碎……　　

安娜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她的悲剧，是由一个个错误演化而成的。这些错误，既有外界所制造的(如安娜的错嫁和错误的世俗观念)，也有安娜自身所潜藏的。这些错误，使得安娜的悲剧成为一种必然。小说发表后，有人写信给托尔斯泰，抱怨他让安娜死在火车轮下，未免太残酷了。托尔斯泰回答说：“根本讲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有时就常常闹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把戏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这就是说，作家描写安娜的悲剧命运，体现了生活自身的逻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参考资料：　　

  ①《外国文学史》，韩漱洁、刘劲予主编，三环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312页　　

  ②同上，第312页　　

  ③同上，第313、314页　　

  ④同上，第313页　　

作者简介：　　

谢骥，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专栏作家会员，中华文化研究会会员、作家分会理事，国际网络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长，中国网络文学联盟驻站作家，一刀文学网贵宾专栏作家。1978年生于广东连平，自幼酷爱文学，少年时期开始在《中学时代》、《中学时代报》等报刊发表习作，迄今已在《华人》杂志、《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时代潮》杂志、《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羊城晚报》、《北京晨报》、《香港商报》、《作品》杂志等各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及新闻通讯类作品100余万字；著有散文集《轻言狂放》（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3月出版）、《萍踪心影》（待出版）、诗集《天马行空》（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长诗《探访河源》（即将出版）等；主编有学术著作《一门三世四督抚》等；有多篇作品收入其他文集。　　

【编者按】或许谁也没错，是这个时代错了。

                               编辑儿狼

                                2008-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