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校长把我安排到了初二（3）班。陈校长在与学校其他领导讨论我的插班问题时可以说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把他分到二（3）班算了，”他最后对教导处主任等人说道，“蔡全丰这个伙子挑战性较强，他班上也还有几个空座位。二（1）班那个老张（该班的班主任）班里已有几个特级差生，管得他吹胡子瞪眼睛，若在这个时候再给他出个难题——安排一个休学了几年的新生到他那个班，他可能更会心里不满的。”
    “现在上几堂课了？”学校教导处主任问陈校长道。
    陈校长看了一下手表，说道：“现在才九点多，正在上第二堂课。”
    教导处主任与陈校长不约而同向坐在一旁的我看了一眼。
    “蔡全丰现在在不在上课？”陈校长问道。
    “好像不在吧。”
    “那派人去叫他马上到校长办公室来一下。”
    ……
    我领到课本后，蔡全丰老师把我带到了初二（3）班的那个教室。这时正在上第三堂课。蔡老师跟上课的语文老师打了声招呼，便把我领到了最后一排的一个空座位旁，叫我就坐在这里。全班的同学一时都默不做声，大都扭头向我看了一眼。待该班的班主任蔡老师走后，语文老师即接着讲起了他的课。
    我离校三年而返校续读后的第一堂课完毕，住地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叫陈冬福的同学第一个来到了我的桌旁。
    “晓愚！恭喜你又读起书来了！加油啊！看看你跟你的弟弟哪个学习成绩好！”冬福同学对我讲话的语气很硬朗。我未对他另讲什么，只作为回敬地说了声：“冬福……”就埋头继续在自己的课本、作业本上书写自己的姓名、班级……
    弟弟在蔡老师把我领到这个班门口，蔡老师跟语文老师谈话那刻就扭头看见了我。
    “大胆刁民！竟敢分到我的班上来！”弟弟放学回学后在家里吃午饭时对我叫道。“你为什么其他班就不去，偏偏要跟我同一个班！？”
    “没办法，不是我做的主意。”我说，“学校里的领导安排我在哪个班就在哪个班。他们原来是叫我去二（1）班的，后来他们又改变主意了。”
    “今天中午你只准吃一碗半饭，不要吃得太饱，省得搞不好学习倒家里的米！”弟弟对我叫道。“快点吃，吃完我就要锁门了！”弟弟早就从母亲手里拿到了两只钥匙，一只进厨房一只进家门，我以前没有返回学校读书时若逢家门上了锁，母亲外出，都得等他这个特别少爷管家放学回家后我才能进得了门。
    弟弟自从其上初中起就变得“跃跃欲试”参与父亲对我进行的所谓“重点管制”，他不知从哪里还学到了“军事行动”、“政治”、“人为为己，天诛地灭”之类的词语。弟弟读初一下半学期那段时间是我返校续读前“沉默寡言”的“最高”发展阶段。父亲在他的那个工场未回，家中就只有我、弟弟和母亲三个人在，三姐去了广东打工、哥哥已分了家。较小一点年纪的我曾因忍受不住弟弟的狂妄而与之“动武”吵口打架，经过数场江湖风雨的吹打洗礼（到广东做篓子，上过井冈山去过龙南及广昌等地弹棉被，后又跟人去过湖南汝城做篾），我在独自的冥思苦想中，逐渐意识到了自尊自重做个好人可能包括的含义——不会随便与他人吵口打架而与他人为敌，能够吃得起亏、忍得下他人的小小侵犯与欺负，这样，弟弟在肆意挑逗甚至用力捏我手臂的情况下，我都能克制自己不发怒、不与其计较而兄弟之间吵口打架。实际上，在自家中，我头一次听到说我“精神不正常”、“像发癫似的”等如此之类痛快言语的人，即是这个比我小两岁又能说会道的弟弟。弟弟受到父亲的宠爱是应该的：父亲已把我当成了其的发泄粗暴、对社会憎恨的行为对象，说我是“天生的与他八字不和”（父亲在别人面前说他小时候受尽人间的苦难，十四岁开始织布……现在的孩子可幸福了，却从不提起他是五女二男家中的宝贝大公子）；我这个人把父亲的暴力全部给吸走了，父亲已无力再对弟弟实行打骂，否则，他在乡人面前所说的“该打的就是他这个看不上眼的土匪、少年嫖客”将失去说服力，从而暴露他自己的蛮横凶恶。母亲也宠爱弟弟：我像个“哑巴”（返校续读前的某一段时间，我有过一天未说一句话的经历，甚至像这样“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时会连续过上好几天），行动又“古怪”（我会往山上的松树林里钻。母亲亦曾听人说过我是去松树林里练武，但母亲并不能也不想、无兴趣去理解我练武的目的；她也不容我有“异常”之举，坚决反对、惩罚我上山去松树林里，因为我这样做会若来别人一大堆的闲话，她听不惯，受听不了别人对我造就的有毒流言），又常受到父亲的打骂；若她对我好父亲还会斥责威胁她——父亲此前在打我之时，母亲一度在一旁为我求情就曾被父亲痛骂了一顿，父亲的手指还差点戳到母亲的前额来了，从此之后父亲打我她再也不敢为我求情、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表现“对我好”的样子了；她若不宠爱弟弟，她的感情上也就失去了依附。正是在父亲与母亲的双向关爱“支持”下，弟弟才敢对我近乎“监管”而若小狮般地“跃跃欲试”，动辄向我采取“军事行动”或“替天行道”……口里大叫“你这个该死的癞蛤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下水去救别人，别人不见得会感谢你！你见义勇为死也是白死！”弟弟有时对我“采取军事行动”（即强行管制我，如：为饿我饭而锁上厨房，为不让我喝开水而把开水瓶抱到房间里锁上，为不让我挤牙膏刷牙而藏起牙膏等等）之后会对我如是高声叫道，“你在这个家中就像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若不对你的实行‘专政’替父母亲行道是过意不去的……”
    我又到回学校读书，还分到与他同一个班上，这对于一惯对我实行其所谓的“资产阶级专政”、常对我进行"军事行动"说我是“无用的饭桶”的弟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意外“打击”。我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而再投入母校的怀抱，是我战胜弟弟对我“如此这般”的一小步，这我清楚——再次挎起了书包，只是一个新的起点，虽然红日今天，明天或许就是弟弟所盼望的“及时雨”我的暴雨加电闪雷鸣——我还得继续付出艰辛和努力，才能“打”出这个变质家庭。取得了这一小步的胜利，我心中更有了必求上进、力争奉献之信仰和希望，“跟弟弟试武打架吵口的光荣岁月已经远去了，”我心里想，但跟他的战斗（智力竞争，全面斗智）却还在进行，还未结束。弟弟少爷现在又限制我只准吃一碗半饭（是他给我“打饭”的。以前弟弟曾限制我用一碗饭，这事发生过一餐次了），还说我吃得太饱搞不好学习会倒家里的米，这原听起来就教人怒气冲冠的话语，我现在却对此言没有一点不良反应，我是不会轻易发火的，热情的火焰可以照亮别人，如此耗费深感不值。弟弟不知道我经历这么多年的武术"偷练"，现已能挥掌砍断一块砖头，还能做出不太完美的前空翻、标准后手翻等高"危险"的动作。若真跟他动武，说实在的，我自信八个十个乃至数打弟弟式的人物来（一齐上）也休想把我打败打得我吃亏。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得寸进尺”：弟弟往日在骂我“电脑”、“哑巴”之后见我奈何他不得，继而他的小手也敢放到我的手臂甚至脸上来了——捏我手臂一把，或用其手指在我前额点一下，我都不作声；最后他终于发展到了现在对我施行“军事行动”的这种地步，父亲的“炼丹绝技”明显给他继承了，真是看不出来。我听到弟弟叫我“快点吃，吃完我要锁门了”这句话，就心中不免暗自对其感到可笑：“你急什么？我跟你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你若迟到我不也要迟到？我的面子比你的还要得紧呢——我才刚入学校第一天，若第一天上课就迟到，读书一点都没积极心，那我历尽辛苦磨难去求返校续读岂不是在装模作样，游戏教育局和母校的领导，愧对自己的‘绝食’（为求读书，我还在自己家里“绝食”过三天）？——笑话！”我心里这么想着，吃饭的动作却在加快，毕竟小少爷——新式“炼丹专家”不好得罪，三下五除二就将一碗米饭和母亲派给我的那份菜吃完了。老大弟弟呢？他却还在漫不经心地吃着第一碗饭，菜也还有一大半在他那菜碗里。
    我在教室里坐（看书、做作业）了大约半个钟头，才看见弟弟跟陈冬福同学两个人说说笑笑地走进了教室。我上学的路还拐弯到了山上的松树林中，在那里练习做了十多分钟自己的武术体育运动功课呢（我以前就有午饭后到山上的松树林中做自己的体育功课之习。夏日的午后，因天热别人呆在家里，我这个时候"出动"钻松树林比较不容易被人发现。在确定自己能够返回学校读书的最后几天——即上学前几天中，我就对上学的路进行了实地“考查”、“研究”，选择好了既短又比较“安全”不易被人发现的上学钻松树林之路）。
    离我家大约几百米外，有一大户人家。这大户人家家有八子二女，男主七十余岁，身材魁梧雄壮，人称“康公”，其夫人外号“土地婆”，此冠号乃村里深受其欺踩的贫困农妇私下里为之备制的，小她“康公”夫君一岁。据我母亲讲，“土地婆”曾经是我们这个组（以前叫“生产队”）的一霸：她指使过“河塘大王”（村里一浪荡男子，地痞式人物）强奸过我的伙伴春生的母亲（她叫“秀嫂”，我母亲对她的称呼。我大约读小学五年级那年。“秀嫂”与“土地婆”进行过一场“口角大战”。“秀嫂”因其人高马大，“土地婆”却长得矮墩墩的，在控诉“土地婆”的罪恶怒起之刻，“秀嫂”向“土地婆”冲了过去……吓得“土地婆”躲到了自己的家中不敢出门。若一对一较量，“秀嫂”斗那“土地婆”是占绝对优势的。然“土地婆”丈夫“康公”曾任本乡府要职，其第四子当时又任他市辖区一区之长，其另外七个儿子喊声即应，近在咫尺，他们的屋舍以“土地婆”家为中心，分建在百十米外，且“秀嫂”自家男人软弱又是个地道的荷锄农民——故“秀嫂”跟“土地婆”斗，反抗“土地婆”的蛮横是多有亏吃的）；她还曾欺踩、欧打过我母亲（那时我母亲刚过门不久，我父亲出门在外。实际上我父在家里也是个“镇内惧外式”人物：他对母亲管制得相当苛刻，封建式的待妻观念全被他继承甚至发扬了，母亲搞得不好还要挨他的打，曾有几回他把母亲打得行走都成困难……；母亲受了“土地婆”及其他乡人的欺负，父亲不仅不会去讨人算公道账，他还打起笑脸，装出一副“斯文”“通情达理”的品相跟人家妥协“讲道”；父亲对“土地婆”是相当“尊敬”的，“土地婆”宅高第重，夫官子才，而我父亲他自己后来也不过是一个林场小职工）……
    农村“生产队制度”取消，农民“单干”以来，“土地婆”往日的“雄风”一度几乎丧失殆尽。“土地婆”夫官退休，儿官飞黄发达，更深得村民的“敬重”。我母亲虽私下里对我们儿辈讲了“土地婆”对她的可恨之点、霸道之举，她还是教育孩提时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见了“土地婆”要喊其“土地婆婆”，见了“康公”要喊其“康太公”，以表示对这两位身份、地位、“雄风”显赫的“老大大人”的尊敬。母亲曾告诉我，说我哥哥在十一二岁子的那年里，有一天在“土地婆”家那边的一个“马段”（用石砌成的固定阶梯俗称）上玩不慎摔到了地上，跌伤了手，哥哥号啕大哭之际，“土地婆”闻声赶来了。“土地婆”一面装出爱怜的样子和声安慰着我哥哥，一面抓住哥哥那只跌伤的手又搓又揉，还假惺惺地问哥哥道：“晓智，疼痛减轻了吗？”“别怕，乖孩子，不要哭，婆婆为你揉一揉就好了，没有跌伤。”“土地婆”后又对我哥哥说道。母亲听到哥哥的大声哭叫消息后，亦从我家那边赶了过来，看到“土地婆”抓住我哥哥的手在揉、搓，一眼就看出了“土地婆”此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可母亲还得陪出一副笑脸，一来就对“土地婆”道谢说：“土地母（婶）这么有心啊……”“土地婆”见我母亲来了，慌忙把又揉又搓我哥哥那伤手的动作变成了轻轻地抚摸。“他从马段上掉了下来，我见他哭得厉害，就赶过来了。”“土地婆”阴阳怪气地对我母亲说道。“晓智这孩子就是这么调皮，哪里玩都好哇！怎么偏要爬到这马段上去玩呢？——唉！……”
    母亲把哥哥带走了。后来，母亲见哥哥的那只摔伤的手又红又肿，就把他带到了赤脚医生家。经检查，哥哥的那只跌伤的手已骨折。“你这孩子跌伤那刻，你是不是对他的手揉搓过了？”赤脚医生对我母亲说道，“他这样受伤的手可不能揉搓的，越揉搓伤就越加重。……”赤脚医生及时对哥哥的那只伤手进行了驳骨纠正，并在其受伤的部位上了草药。约一个月后，哥哥去掉了手上的绷带，解开了那条吊在脖子上的捆着伤手的绳子——哥哥的手伤喜获痊愈，伤骨复原。
    “土地婆”夫妇曾经“租”（谁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法子得到了这块地的）过别人一块田地种甘蔗，他们有权有势，随便在家外打句吆喝，他们家的“半偿”、“无偿”劳动力（“土地婆”那时叫人给他家干活，有饭吃无工钱的叫“半偿”，干活后回家吃饭又无工资的叫“无偿”，他们是绝对听任“土地婆”夫妇调遣而无须回报的）就会乖乖踏上门来。“土地婆”夫妇根本就无须亲自在田土上大费力气，从他们身上，人们似乎看到了旧社会“地主”的“转世投影”（即复活地主）。那一年我约十一二岁的样子，对父亲的蛮横、粗暴相待心里已会产生一丝带反抗性的不满。金秋十月，地里的甘蔗此时长得又高又粗，正处于甘蔗生长期后期阶段。有几天，“土地婆”一家的甘蔗地里连续发生了几起甘蔗被偷吃之事件（一共可能被人偷了好几根。偷甘蔗者据息还把吃过的甘蔗壳丢留在“土地婆”的那块地上，此人真是胆大包天，似乎是存心在跟“康公”夫妇乃至其家庭作对）。我在家里行动“诡秘”（我会一个人往山上的松树林里站，又会偷偷一个人摸到河边的沙滩或草上翻筋斗练武——那时我并不懂真正的武术，但会摸仿江湖艺人或电影、电视上的武打动作练），又表现得不爱说话。我有这么多“可疑之处”，“土地婆”及其“康公”夫君终认定我为其甘蔗地的甘蔗被偷“案件”之唯一嫌疑人那一天，此大婆竟蛮横地窜入我家，直冲我开口大骂（一位七八十岁的德高望重的老妇对一十一二岁的男孩叫板，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这就是“世间道义”，这可是现实存在的）母亲暗中鼓励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不要怕她，要勇敢些，否则会垄惯她脾气（垄惯，方言，指因忍让而使对方得寸进尺更加逞强逞霸），日后更会受到她的欺踩。”我本无辜受“土地婆”的骂（“土地婆”在家外看见我亦曾骂了我）就一肚子气，现在这猖狂的特大婆竟还窜到我家里来骂——真是欺人太甚！有母亲暗中为我鼓气，我随与“土地婆”放开喉咙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舌战”……这次事件过后，我无疑成了“土地婆”一家——乃至其八子二女之亲朋好友的“公敌”。据息，这时“土地婆”第四子已从区长之职位调到了他市政府机关任市委副书记。“土地婆”的这位大官才子可谓青云直上财运亨通，出任市委副书记不到两年，就在老家耗巨资建起了一个“私人‘度假村’”式的乡间豪华别墅，而这“度假村”最吸人眼球的风景，莫过于乘各式小车远道而来进进出出春光杀目的年轻女子。这豪华别墅的大门一开，映入人们眼帘的即是主堂门顶上的那个红底金字横匾：“我想我福”。“我享我福”，谁痛谁苦？这答案享福大人心里最清楚。五六年后，我为实现重返学校续读之心愿，曾两次寻访到县政府办公楼的那个“教育组办公室”（“土地婆”四子的下属办公机构——县委书记办公室其时就在顶楼一层），在后一次的"县教育局之行"中，那位上次待我那么热情的女工作人员这回对我一反故态，变得冷漠……结果可想而知。我受到的求读“阻力”源来何在？我第一次到县政府办公楼“教育组”办公室后过几天，教育局的有关人士（我那时都称他们为“老师”，还曾写了信给他们，请求他们帮我返回学校读书）就把我的“来路”探了个一清二楚：教育局那时本有一位工作人员其老家就在我家附近，而顶楼层的那个房间外挂着个“书记室”红字白底塑料牌的办公室“主人”的上司离我家更近，且还跟我有一些“祖宗裙带关系”（母亲曾叫我见到此大人面要喊他“叔叔”，此大人名叫陈享福，我对他的称呼通常是“享福叔叔”，把距离再拉近一点、喊亲一点就直称他为“叔叔”）。就在那几天里，“享福叔叔”对通电到他办公室打听我的情况的教育组工作人员说道：“他（即指我）是我的一个堂侄，这个人过去在我们家乡老干不正当之事，还会偷吃人家田地里的甘蔗；他行踪古怪，沉默寡言……样子很不正常，可能有精神病……”做为一个堂堂的市级政府副书记之言，而且还明言承认是其“堂侄”（其实应为“族侄”，我爷爷讲他的父亲与“康公”的父亲——即“享福叔叔”的父亲的父亲是堂兄弟关系），教育局的人岂敢不相信——高职称高修养的“堂兄”总不会冤枉自己的“堂弟”吧？（实际上，县教育局有关人员为我这一小事而通电至市府，只是想探探我的背后是否真有一位高职族亲，他们在我来访后一天即嗅到了我的一些亲属链气息，“堂兄”之言令他们颇感意外——想趁机“拍”这位上司一下之念一闪即息。）这即是为我五次进县教育局、八次找母校校长，“劈荆斩棘”才好不容易又坐到了教室里读书上课的原因。
    我的父亲那种变态的家长性格——以“天生跟我八字不和”之由对我蛮横打击，实际上，若没有高职“族兄”的“默认”与“扶持”，他是不会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我记得我大约十四五岁那年，父亲有一回在我家门外的路上拦住我（他见我满脸大汗，知我又到山上练武去了，他不容我有此类积极心，扭曲称我是“装土匪”、“装钻山色狼”、“装电（颠）”或干脆说我是“装花痴”到山上找狗婆而进行这套“游戏”），不由分说就对我又打又踢，我活像一个人家练武用的“人体沙包”。碰巧，“享福叔叔”返乡探亲之时路过此地——他身后跟着两名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妙龄少女。“享福叔叔”不是劝阻我父亲应改变其反常的“教子态度”，而是走到被父亲打得狼狈不堪活像个落汤鸡的我的面前，对我说：“晓愚啊！要听下子父母亲的话！听话不就不会像这样被你的父亲打骂——哎！……”父亲在市级书记大人到来之际，就停止了他对我正在进行的滑稽动作。此时他半弓着身子，露出十足奴才般的嘴脸，对大人诉苦似地说道：“享福啊！可怜天下父母心！——有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儿子，我真是气得要死！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才呢？他若听话，出门去外面挣到钱来成家立业，别想着读脏书、读抹桌布，做父亲的怎么舍得打，怎么舍得骂？看人家的儿子十七八岁子就讨上了老婆，人家的儿子多么争气！……——唉！”
    “别气那么多了，马马虎虎的事过去就算了——自己的儿子嘛！不听话打下子也是为了他好……”“享福叔叔”边说边走开了。我本以为“享福叔叔”这次撞见、目睹了我父亲对我的粗暴，会以其人民所给予的特殊的身份的我父亲施加法律压力，维护一点少年人的权益，没想到他就这么抛下我的悲伤与痛苦走了，真让我感到遗憾。后父亲对我似乎野蛮得更加起劲，对我的打骂“声调”变响变大、“频率”也变高了，这说明我空有了这位身居全市民众一二品父母官的“享福叔叔”，市党的亚最高发言人目睹了恶劣父亲对儿子的"武力"搞笑现场表演亦是枉然！
    ……
    我返校续读了大约三个星期，父亲才从他那个单位赶回家过重阳节。身为村民兵营长的我的哥哥把我欠账入学的情况告诉了父亲，并安慰劝说父亲不要生我的气。“生米已煮成熟饭了，他那么不争气，不出门去挣钱，却又去读书，你打死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哥哥对父亲说道。“我们家里这么贫困，若两年后他跟晓聪（我的弟弟）一同考上了高中，也缴他们不起，能缴一个读下去就不错了。目前的办法只有咬着牙根缴他读到初中毕业，以后的事就以后再说了！……”
    “这个土匪猪脑袋嫖客！厚脸无耻的东西！我一时疏忽未赶回家驱逐他出境——叫他去出门，他居然这么快就在家里闹起‘革命’来了——多么没志气！饭桶！父母亲的脸全给他丢尽了！”父亲在我哥哥面前气急败坏地说道。“是不是你帮了他忙给他办手续入学的？他怎么有能力使学校欠账欠学费收下他呢？”
    “我哪里帮了他什么忙？”哥哥争辩道，“你知道他都敢亲自五次去县教育局闹要返回学校读书。我得到学校的通知为他出面担保欠书费是被迫的——他也真有点小本事，竟然‘委托’了村里一位在那学校任课的老师去叫我，他早已把我的身份、姓名等都填写到他那张入学单上去了。我面对人家投来的那烫人的目光（我委托转告我哥哥去学校里找校长的那位老师与我哥哥很熟，到过我家玩，这位老师家又离村民兵营办公室不远），怎好意思推辞说不去吧？他毕竟是跟我同一个娘肚子里生下来的，我本身是骑虎难下——身不由己才不得不为他出面担保欠学费的！”哥哥的一番话讲得很是有理，父亲最后算是懂得了他的“苦衷”，而不再怪他“帮助”了我重返校园，使我这个“不孝之子”顺利地再次挎起了书包。“罪”该万死的，“不争气的东西”就是我，家里所有的“不好”之事全都是我的过错，父亲把我欠下的这笔“账”搁到了其内心深处。父亲在家里呆的几天中，其瞪眼看我时犀利似剑的眼神充分“意味”传达了其对我的切齿痛恨。父亲这次从其单位回来，我初次遇见他时是感到很“对不起”他的——我打破了他望子成“才”叫我出门去挣钱早日成家“立业”的计划，又挎起了书包投入了校园母亲的怀抱。我深知“罪孽深重”，犯了父亲的“禁规”(“胡子都长满了，还说去读书，多么可耻，不要脸的东西！”父亲曾这样对我叫道)；我放学回家推开后门一看到父亲坐在家中餐桌“上席”的身影，心里就“怦怦”乱跳，就像是“大祸临头”似的恐惧异常。还是好，父亲这几天没有对我怎么样。若按平常，父亲回家一次就会给我留下其一点“特有的颜色”——对我非打即骂，然后他再赶赴他那个林场。说句心里话，父亲微薄的收入却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我打心眼里是对他无限佩服、无限感恩的，是他的粗暴、专横浪费了一个孩子的这种可怜的亲情、可怜的感恩之心……这几天我对父亲仍保持着入学前的那个样子：保持沉默，未叫他“爸爸”——我随时准备迎接他对我的粗暴“施舍”得再多一点，迎接他给我的“颜色”再浓一点，“武功”再大一点，父亲在家我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只会承受挨打而不会反击的“一级战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