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剪欲望

2008-07-03 00:00:00 作者:佚名 9638 0

杯子，还是湖泊

一位年老的印度大师身边有一个总是抱怨的弟子。有一天，他派这个弟子去买盐。弟子回来后，大师吩咐这个不快活的年轻人抓一把盐放在一杯水中，然后喝了。“味道如何？”大师问。“苦。”弟子呲牙咧嘴地吐了口唾沫。大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附近的湖里。弟子于是把盐倒进湖里，老者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大师问道：“什么味道？”“很新鲜。”弟子答道。“你尝到咸味了吗？”大师问。“没有。”年轻人答道。这时，大师对弟子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中。”所以，当你处于痛苦时，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做一只杯子，而要做一个湖泊。（文/易明）

2008-07-03 00:00:00 作者:佚名 9705 0

赢自己比赢别人重要

先忍受寂寞再当高手性格决定命运。我就是个内向、安静、骨子里要强的人，有人称我为“寂寞高手”。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画家。我3岁开始学画，那时候，父母去上班，因怕我一人在家不安全，就把我反锁在家里，一锁就是一整天，而我就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画画，一画也是一整天。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独处和静思的习惯。至今，我的朋友也不多。朋友多的话难免要应酬，应酬就要进入嘈杂的公共场所和方方面面的人接触，这样既占用我练球的时间，也不符合我的个性。我一个人呆在家里看书、看搞笑碟片，吃点零食，偶尔陪妈妈逛街。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练练瑜伽，一个人静静地打坐，听听轻松的音乐减压，就是我很享受的业余生活状态。现在想想，安静的人真的很适合做职业台球手，因为打台球需要很专注，凝神思考，耐得住性子，不急不躁，心理素质要特别稳定……而这些，我都具备。如今，能耐得住寂寞的人不多，我偏是其中之一。所以说，先忍受寂寞，再当高手吧。好的心态是成功的必备条件。赢自己比赢别人更重要前不久，我在美国打公开赛期间，和爱里森•费舍尔打的那场球，令我终生难忘。我曾经和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交过两次手，过往一胜一负的战绩，让我在比赛中得以轻装上阵。比赛进行到决胜盘8比8平时，局势对我来说是有利的，可我没把握好机会。再者，比赛主场在美国，美国人当然希望自己的选手能赢，所以在我击关键一杆时，主办方突然广播通知，说观众可以换票离场了，结果有些观众就开始在场上走动，这种混乱的局面影响了我的情绪，我最终输掉了本来可以胜利的比赛。赛后，我沮丧极了！我跟爱里森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顶尖选手已较量到最后，但由于我的失误，没能战胜自己的偶像，这是我无法原谅自己的。当晚，我彻底失眠。和父亲通话时我说：“这场球，我会记一辈子！”睡不着的时候，我就重温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在一望无际的沼泽里行走，但她却迷路了。聪明的女孩没有慌乱，而是沿着自己一路留下的脚印回到出发的地方，开始试走新的路线，最终，她离开了茫茫无际的大沼泽。这个故事再一次鞭策我，即使输了一场比赛，只要能从中找到失误和欠缺之处，总能回到起点重新开始。人不可能事事顺利，一路走来，留下脚印，能找到来时的路就好。这件事之后，我思考过，也许，人能赢自己比赢别人要重要许多。吃苦是为了做金字塔尖上的人我的同行说过这样的话：“潘晓婷能有今天的成绩，在意料之中。”可能，他们知道我的付出是常人无法比拟的。我15岁开始在父亲的球馆里练球，一呆就是4年。球馆里有个小屋子，里面的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就是我全部的财产。那4年里，父亲给我做了硬性规定，每天练球8至12小时，没有周末，一个礼拜只能休息半天。即使我病了，上午在医院打点滴，下午回到球馆还是要补足当天的练球时间。以前，家里经济拮据，父亲陪我到北京参加比赛，我们就从山东济宁乘火车一路站到北京。在北京，因为没钱，我和父亲只能住18元钱一晚的地下室。地下室阴暗潮湿，推门就能闻到刺鼻的霉味儿。第一次拿了全国冠军，奖金只有4000元，为了能细水长流，我和父亲在全聚德只点了半份烤鸭。看着那半份香气扑鼻的烤鸭，我却痛哭不止。所有这一切，我都忍受了。因为，我15岁开始摸球杆时，父亲就说过，要想做到最好，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牺牲更多。父亲当过国家级的足球运动员、篮球裁判，后来改行当厨师，又被评为鲁菜特一级厨师。父亲希望我像他一样，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金字塔尖上的人。为实现这样的目标，人家练3个小时的球，我要多练好几个小时，这样才可能赶超别人。所以，吃不了这份苦，受不了这份罪，趁早放弃，另谋出路；但是，一旦选择了这条道，想要成功，吃苦就成了最基本的准备。就看人有没有对苦难的耐受力，耐受力强的人早晚都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潘晓婷，职业台球选手，被媒体誉为“9球天后”。16岁即获1998年“欧立欧杯”全国女子9球公开赛冠军，其后又获2002年首届亚洲区“球王杯”男女9球混合赛冠军和日本大阪第35届世界女子9球公开赛冠军、2004年度世界女子9球“世界杯”季军、2005年全日本（9球）锦标赛女子组冠军等奖项。

2008-07-03 00:00:00 作者:佚名 9727 0

跳下悬崖，找活路！

有一个个听来的故事，是这样的：一樵夫，上山砍柴，不慎跌下山崖，危急之际，他拉住了半山腰处一根横出树干，人吊在半空，但崖壁光秃且高，爬不回去，而下面是崖谷。樵夫正不知何是好，一老僧路过，给了他一个指点，说：“放！”既然不能上，既然惟一能够想象活命的可能途径已经证实没可能，半天吊着肯定只能等死。那就只有往下跳了——不一定活，但也不一定死。也许可以顺着山势而下，缓和一点冲下去的重力。也许半途能够有另一棵树，那么就可以再减掉一次冲力。也许没有，也许真的得死，但还有一个可能性，也许不会死。这故事最大启发，是人们对未知的态度。做人常有进退两难的场面，与其夹在中间等死，倒不如别浪费支撑的精力，将全副精神付诸一博，跌下去会死，但已经无法爬上去了，就算博个万分之一希望，毕竟还是一线生机。很多时候，犹豫不决真要比堕落还要消极。我亲眼见过不少人就在犹豫不决的边缘，唉声叹气，半死不活，人格恒常处于分裂状态之下耕牛了一生。这些“惯于凌空”的人，最熟悉的恐怕就是自己一脸无奈的表情，和那些多余的自我解释，但生命总有个期限，谁能跟生命玩角力？教人跳下悬崖找活路，是不是疯了？假如每一回你都当那一次决定的行动是你最后的一线生机，那你可以做到许多他人无法做也无法想象的事。你的生命有自己一套专属的价值观，你会有另一个思维足以自由闯荡的空间。你有自己的精神认知。这也许不能改善你饭菜的味道，但对生命来说，这个精神认知，至为重要。凌空摆荡，浪费时间而仍然不会有结果。最后谁都不能在半空中撑上多久，既然使劲保持半天吊，倒不如趁自己头脑还清醒，体力还能赌多一次的时候，好好控制自己的命运。跳下去，说不定定就活了。本站声明：本站转摘本文，为的是好文共赏、传播美好，为的是发展和繁荣广东校园文学事业，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或原载单位来函与广东校园文学网联系，我们将在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删除本文！最后，感谢作者创作这篇优秀的文章，感谢原载单位发表这篇优秀的文章。

2008-07-03 00:00:00 作者:佚名 9611 0

文革十年中国教育大事录

一九六五年△3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10月召开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12月召开全国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由此，全国再次掀起试行两种教育制度，大办半工半读学校的热潮。此前，11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划(草案)》，中央批示：半工(耕)半读学校代表了我们今后教育发展的方向。△7月3日毛泽东写信给陆定一，指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建议从学生活动总量中砍去三分之一，使学生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和自由支配的时间。此信简称“七三指示”。一九六六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学生也应该“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信简称“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提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一提法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为学校进行“斗、批、改”所奉行。△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进行串联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至11月26日，共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生教师共1100万人。此时全国学校已完全停课，广大学校师生卷入全国大串联，从而造成了社会大动乱。一九六七年△1月19日中央教育部被夺权，印章被抢走，档案被劫走，办公室被占领。△3月7日毛泽东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中批示：军队应对学校师生进行军训，并参与关于学校的各项工作。要说服学生实行联合。此即“三七指示”。由此，人民解放军进驻各级学校，进行军政训练。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的3个教育革命的初步方案。此后，一些高等学校提出了各种各样“教育革命方案”，进行了名目繁多的“教育革命试验”，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形成的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规章和制度。△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印发《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一九六八年△7月10日周恩来在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人民大学教授何思敬死亡情况报告的批示中，严厉批评那种撇开国法和专政机关，由群众组织来“私捕私讯，打人致死，专政机关置之不问”的所谓“群众专政”的做法“决非善策”。△7月21日毛泽东在对一个调查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简称为“七二—指示”。△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此后，各城市大、中、小学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普遍派进了工人宣传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工作。△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与《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8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贫下中农从本月起陆续向农村中小学派进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对学校实行管理。△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两个小学教师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简称为“侯王建议”。在它的影响下，许多地区的农村公办小学和教师被下放，严重地影响了农村小学教育的发展。△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全国各地城镇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600多万人。一九六九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该报告成为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经验之一。△4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把上层建筑包括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各个领域中的革命进行到底。”△10月—12月大批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根据中共中央加强战备的“第一号令”，被从大中城市外迂或被裁并。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规定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下放地方管理。一九七О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从此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复课。△7月国务院科教组成立并开始办公。△9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提出批极“左”思潮，在积极纠正经济、外交、文化宣传、干部工作以及卫生、体育等领域中“左”的错误的同时，十分重视肃清极“左”思潮在教育战线的影响。△11月6日至20日周恩来5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外语院系负责人和师生座谈外语教育问题。△11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大、中、小学(高年级)可以利用寒假实行野营训练。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大中城市学校的野营训练可以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地进行。—九七一年△4月15日—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全面否定解放后17年的教育工作。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0月29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执行局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决议。1978年1O月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一九七二年△7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时，赞赏他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和培养研究人才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要“提倡一下理论”，“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10月6日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提出在理科教育中“对基础理论的教学、研究应予足够的重视”。此后，张春桥指使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进行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九七三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在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8月1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江青、张春桥吹捧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由此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10月清华大学工军宣传队发动“三个月运动”，批“右倾复辟回潮”，全国高校纷起仿效。△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一个小学生在与班主任老师发生矛盾后根据家长的意思写的信，和《北京日报》按照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日记。12月28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由此，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掀起了一股“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一九七四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将江青一伙组织人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转发全党。△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要求就一个中学生因外语考试交白卷，受到老师批评后自杀身亡事件进行严肃处理。由此，许多教师遭批斗、下放、开除、判刑。影响所及，使许多学校出现了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查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2月2日—8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以此推进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作为运动联系实际，在教育界揪“复辞势力的代表”。△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事件。△9月29日国务院科教组、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开门办学的通知。各地大中小学普遍搞“开门办学”，由此打乱了学校的教学计划，搞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12月21日—28日国务院科教组、农业部、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现场会。会议提出，要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此后，全国掀起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大搞“阶级斗争”。一九七五年△5月—10月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积极整顿教育工作，力争使教育战线上的混乱局面有所扭转。△9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10月27日，邓小平又说：“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坚定地支持和领导了教育整顿工作。△12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12月4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予以转载。本文是“四人帮”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进攻信号”。一九七六年△2月6日《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为题，发表了关于清华大学“教育大辩论”的情况报道。在此前后，北京、上海、辽宁等地的学校相继开展“教育大辩论”，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但它遭到多数师生的抵制。△4月北京和全国各地学校的师生参加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各地学校师生与全国人民一起举行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一九七七年△3月5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把教育战线学习雷锋的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央，提出“两个凡是”问题。5月24日，他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两介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8月8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否定“两个估计”。他说：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他还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9月19日邓小平与教育部长刘西尧谈话时指出：对1971全教会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教育部要争取主动。大胆放手抓。由此教育战线以推翻“两个估计”为突破口，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此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11月3日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从此开始恢复。△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11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撤销工宣队。

2008-07-03 00:00:00 作者:佚名 9632 0

文革时五大“学生领袖"今何在

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乱世狂女聂元梓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采取了当时惟一可行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慨和不平。他从楼上纵身一跳……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文革”时，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躲着不敢见，并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聂元梓在73岁那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地派“女杰”谭厚兰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几度风雨王大宾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1973年，王大宾在接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1987年夏季，有人给他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8岁，是共产党员。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天派“领袖”韩爱晶“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中，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老总，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老总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老总打倒在地。使彭老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老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老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老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造反“司令”蒯大富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反蒯斗争，蒯大富被开除团籍。7月18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毛泽东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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