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艰难的探索——包忠文文学论文选》首发式在钟山宾馆举行。谈到当下文学界热点,包忠文表示,莫言获诺贝尔奖实至名归,与之相比,不少年轻作家热衷于从网上找灵感,作品缺乏内涵。包忠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再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这个奖项的权威性就该好好质疑一下了。”他认为,国内还有不少跟莫言一样优秀的作家,“我们江苏就有很多,像苏童、叶兆言都有不错的文字水准。”包忠文指出,现在不少年轻作家的作品缺乏对生活的深入体会,而是到网上去找灵感,作品浮躁缺乏内涵。今年80岁的包忠文是我国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是南京大学文艺学学科的奠基人,曾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市作协主席、市文联名誉主席、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会长、江苏大众文学学会会长等职。所著《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曾填补学术空白。
近段时间,关于青年批评家难“冒头”的话题引起批评家和媒体的热议。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出于批评人才难以为继的现状,同时又涉及到“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批评家”的问题。特别是对于“80后”这一代来说,大量作家作品不断涌现,在市场和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是却缺乏同代批评家的阐释。所以,很多人开始呼吁,“80后”的批评家应当多关注同代作家,使批评家和作家互相砥砺、互为激发、共同进步。“80后”作家需要同龄人关注在很多“80后”作家看来,前辈的批评家中,很少有对“80后”文学进行专门研究的,即使研究了,也很难把握“80后”作家作品中独特的生命经验。他们往往乐于对“80后”作家进行一些整体性总结,认为“80后”就是校园文学、青春文学,写的都是青春的感伤。而且在批评时,往往在无意识中采取一种赏识、提携的态度,缺乏足够的诚意。只有同龄的批评家们,出于一种认同感和责任感,才可能持续、深入、系统地追踪“80后”的写作。来自同龄人的评论,无疑会更容易获得“80后”作家们的信任。作家郑小驴说,“80后”批评家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文学经验,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比较一致,这让他们更容易进入我们的写作,对作品进行较为准确的解读。而且很多“80后”批评家自己也进行文学创作,比如杨庆祥从初中以来就持续在写诗,李德南写有长篇小说《遍地伤花》,这使得批评家对作家们的写作更容易心领神会。“80后”作家是一个内部极度不平衡的群体,被关注的成为了偶像,被忽略的则很难进入大家的视野。被遮蔽的这部分作家,需要同代的批评家对自己进行阐释。这种“需要”是正常的,而非出于“焦虑”。作家甫跃辉认为,对于“80后”作家来说,如果有同代的批评家对其作品进行阐释,这是最好的状况了。但如果没有,那也不用着急,重要的是写出好作品。如果写得不好,“批评家再怎么给你写评论,把你吹上天,也只是枉然”。所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写出优秀的作品。其实,呼吁批评家关注同代作家,不仅仅是“80后”作家的需要,也是“80后”批评家自身成长的需要。“50后”批评家张柠在《“80后”写作:偶像与实力之争》一文中曾经谈到,“80后”批评家要对同时代的作家发言,让自己的文艺批评与作家们的创作同步。不要试图通过阐释几个经典作家而成为批评家,而是“要对自己的经验及其背景有一个历史的和美学的整体把握,既要发现压抑你们经验的老话语制度的死穴,也要充分展现一代人成为市场殉葬品的真实形象,并从中提炼出一种残缺不堪的经验体系”。[NextPage]“80后”学者切入批评的难处虽然“80后”批评家有着这些“天然的优势”,但是在进入对同代作家作品的批评时,也会遇到一些困境和顾虑。“80后”批评家大多是从学院出来的,毕业之后又在学院里工作,主要的任务是进行学术研究,写出适合在核心期刊发表的长篇论文。而文学批评则讲究迅速,新的作品一出来,就需要批评家对它进行评头论足,这需要一种“初出茅庐的勇气、新鲜的感受力、随时更新的问题意识”。杨庆祥认为,学术研究大多关注的是那些经典的作家,远离文学的现场,研究者必须收集大量的资料,一写论文就得动用大量的“理论武器”。一旦要进入文学批评的场域,就需要有一个自我调整的过程,很多人是调整不过来的。但如果调整好了,这些理论训练会有助于他的批评实践。必须经历漫长的学术训练,才能比较容易成长为一个批评家,这会产生另外一个消极的影响——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错位”。甫跃辉说,上世纪80年代出道的一些批评家,比如程德培、吴亮等,都非常有灵气,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训练,所以他们与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是同步的。然而,到了“80后”这一代,当作家们已经写出很多具有反响的作品时,“批评家们”还在大学里读硕士或博士。他们正跟着自己的导师研究红色经典,研究“50后”、“60后”知名作家的作品,这些是他们的导师所关注的,他们也就跟着关注了。当然,现在也有一些硕士、博士开始关注“80后”的写作,甚至以其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这是很好的现象。切入对“80后”文学的批评,评论家们还有一重顾虑:“80后”作家还没写出什么特别优秀的作品,我把精力投入其中,值得吗?这种顾虑不无道理。一般来说,研究的对象越重要,批评文章进入话语中心的可能性越大。按照这样的逻辑,在“80后”作家中,只要关注韩寒、郭敬明等几个知名的就可以了,因为这几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关于“80后”作家的讨论中。但是李德南认为,还有其他很多“80后”作家,比如王威廉、郑小驴、孙频等,都具有很大的创作潜力,值得同代批评家关注。同为“80后”的批评家刘涛也认为,批评家需要用独特的眼光去选择新的批评对象,即根据作家目前的创作来判断他的气象。这种判断可能会出现失误,但没有关系。[NextPage]一些批评实践正悄然进行“80后”评“80后”,其实已经悄然开始。杨庆祥、金理、黄平三位“80后”批评家今年在《南方文坛》开设了“三人谈”的专栏,从选择以文学为“志业”的自我经验谈起,追溯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审美的嬗变,辩驳文学在各色语境中的纠葛和挣扎。有一期的话题是《“80后”写作与“中国梦”》,以韩寒、郭敬明等作家为例,从大的文化角度对“80后”的写作进行对话。杨庆祥说,关注这些被媒体热炒的作家非常必要,他们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存在,需要对他们进行“去魅”。对于一些相对被忽视的“80后”作家,同代的批评家们也开始关注了。杨庆祥和金理将于2013年在《名作欣赏》主持“80后评80后”栏目,每一期重点推出一位“80后”作家,同时邀请一位“80后”批评家写该作家的专论,这样就可以在年轻作家和年轻批评家之间搭建起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而湖南的《创作与评论》也准备开办“80后文学大展”栏目,每期推出一位“80后”作家小辑,李德南、刘涛等“80后”批评家都会参与其中。李德南介绍说,每一辑中会包括作品、创作谈和评论等,占据相当大的版面。杨庆祥最近还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宋耕教授一起在编一本《“80后”作品选》,以短篇小说为主,计划出版中英文双语版本,目的是向海外推介中国“80后”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作品。目前初步确定的入选者有张悦然、笛安、马小淘、颜歌、周嘉宁、甫跃辉、苏瓷瓷、手指、张怡微、飞氘、苏德、郑小驴、王威廉、马金莲、殳俏、陈楸帆、郝景芳等。杨庆祥认为,这些作家是目前“80后”写作群体中比较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从知名的几个作家扩展到被遮蔽的一大批,从对“80后”的整体观照转到对个案的详细解读,这是目前“80后”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刘涛认为,“80后”作家是在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阵痛中成长起来的,有着共同的时代经验,但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过于他们之间的相似。所以,应该对重要的作家作个案分析,在历史化的视野中考察其写作的特殊性。在周嘉宁的近作《荒芜城》中,写到一个细节:父亲在出租车上跟女儿说起当年自己当知青时如何困难,女儿听了就说,这些我都不要听了,我们有自己的故事。刘涛说,通过比较知青文学和“80后”写作,这个细节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诚然,具体文本的细读、历史化的眼光,是我们评论“80后”作家时所需要的。
“河北文学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在增强”,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这样看待过去五年河北文学在全国的地位。不过,对于目前河北文坛在作家队伍、文学创作上存在的弱点与不足,诸如80后作家的缺乏,长篇小说精品力作不多等问题,关仁山也有清醒的认识。关仁山表示,今后要更多关心青年作家,并重奖精品力作。河北省第九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日前在省会举行,会议期间,关仁山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 崔哲 关仁山燕赵都市报:过去五年,河北的文学以及河北的作家队伍呈现出哪些亮点?关仁山:在铁凝主席“扎实生活,诚实创作”理念的指导下,河北的作家队伍在不断壮大,文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得到提升。首先,作家们彰显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比如汶川地震,我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 从唐山到汶川》,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赴灾区采写了《夜宿棚花村》;今年的洪涝灾害,作协组织作家赴灾区采访,写了很多作品。在危难之际,更要体现出作家的责任感。其次,中短篇小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前不久,省出版集团推出了“河北四侠”——— 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四位青年作家。他们的小说作品在全国的影响很大,比如李浩的《将军的部队》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这五年间他们的作品整齐爆发,如今被推出来,今后还要不断亮相,深入研究他们的作品,同时要树立营销意识,进行包装、宣传和炒作。燕赵都市报:但是一些文学界人士认为,河北省的80后作家还没形成气候。今后作协在发掘、培养80后、90后作家上,作何打算?关仁山:我们的80后、90后作家,确实还没有什么气候。我们也在不断吸收80后作家进入合同制作家队伍,小说、散文、诗歌等几个艺委会也将向年轻作家倾斜。我们还将打算召开一次80后、90后作家座谈会,包括网络作家在内,主要是请省内外的的知名作家来讲课,让他们在把握生活上以及写作上的能力得到提高。我们的文学刊物《长城》《诗选刊》还将专门为河北青年作家开辟版面对他们进行推介。在评奖上、评论上也将向这个群体倾斜,更多关心他们。这个群体比较随意自我,担当意识比较弱,但是他们拥有艺术勇气,敢说真话,要把这点保持住,同时让他们树立精益求精的意识。后继人才不足这是我们的事实,所以出现一个人才我们就要呵护,这是很珍贵的。只要有才气和志向,我们就予以重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提高。燕赵都市报:在您看来,河北的文学创作还存在怎样的不足?关仁山:我们的文学创作也有自己的弱点。比如长篇小说的数量可以,但精品力作不多,全国叫得响的不多。铁凝主席说,在长篇小说上要“热情呼唤,耐心等待”,这个“耐心等待”,应该是动态的等待,这个土壤需要培育,才能成就与时代匹配的大作品,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燕赵都市报:从全国的视角来看,您认为目前河北文学处于怎样的地位?关仁山:河北文学在全国文坛的影响在增强,我们不能说是文学强省,与文学强省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有优势——— 队伍整齐,每个门类都有全国叫得响的作家,有一批正处于喷发期的作家。有时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这些文学刊物上同一期就会出现好几个河北作家的作品,可以说我们的队伍在增强壮大,这是事实。在评奖上,我们鲁迅文学奖的获奖数量跟前些年比有所减少,但是不能以获奖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应该看到的是这个队伍我们有人才资源、有潜力,整体趋势是在壮大的,精品的数量也在增多,作家的创作在表现手段、手法也在创新,李浩等一批作家往前走了一步。一个省同时出现四个这样的作家是非常好的阵势(指河北四侠)。燕赵都市报:河北作家在创作上需要怎样的突破和提高?针对这些问题,作协如何发挥自身作用?关仁山:目前我们的作家创作存在与时代脱节的现象,作家应该关心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的苦难和艰辛,书写劳动人民的美,心存感恩与敬畏,不断吸取新的风格,让创作更适合河北的文化背景。另外,河北作家的眼界比较弱一些。因此我们搞了一些活动进行交流互访,寻找文学大师,走访了张炜、铁凝、陈忠实等文学大家,让作家们开阔眼界、提升自己。这个活动还将搞下去。燕赵都市报:您如何看待作协的职责,怎样为这个组织定位?关仁山:从根上说,作协为作家服务,作家为人民出精品。在文化强省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文学也将乘势而上,我们将把短处补足,在各个领域和题材上取得突破。光说突破这些空话没用,关键是要创作出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创作出思想性、时代性和可读性兼具的作品,这对作家而言很难。同时,我们的机关要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要成为作家温暖的家,就像鸟归林一样,成为作家的栖息地,给作家温暖。燕赵都市报:在未来,作协的工作还有哪些侧重?您对未来河北文学有怎样的期许?关仁山:作协理事会将对创作进行重新梳理和规划,在评奖上将重奖精品力作,这里的精品是指兼具思想性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比如,对于一个选题,将进行立项、论证、投票,然后予以重点扶持。未来五年,我们将实现一个跨越,看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以及对河北作家这几年的高度肯定,令人振奋和鼓舞,同时也使我们更加感觉到不足,必须跨越和超越。我将勇挑重担、带好队伍,不负作家的期望,带头进行创作,同时谋划好河北文学的发展。
《人民文学》首次给话剧剧本颁奖徐坤:没有作家协会更难听到著名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徐坤创作的话剧剧本《金融街》获得“2012年《人民文学》茅台杯文 学奖”的消息,记者打电话祝贺并约她采访。她说忙,单位有事,周末还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给北京市职工业余文学讲习班讲课,顾不上。再次被拒绝,记者颇感 遗憾。上次约她采访是八月,从报上得知徐坤又捐出20万元稿酬,给甘肃陇南豆坪小学设立“作家爱心助学基金”,想请她谈谈,徐坤在电话里却淡淡说了句“做 了应该做的”,就婉拒了。早有耳闻,说中国作家团队里有几个能言善辩的名嘴:莫言、刘震云、余华、阿来、李洱、徐坤,都特别会讲,一旦他们凑成搭子出访交流或主持华文 论坛,往往互相映衬,文本互动,彼此搭台,举重若轻,纵横捭阖,效果惊人。最为著名的莫言在法兰克福的演讲和徐坤在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的演讲,都收入中国 作协编撰的《中国作家对外交流演讲集》中,流传甚广。于是周末追踪而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西配殿的讲台上,果然见识了“虽为女流,堪称大侃(王蒙语)”的 徐博士老师的范儿。一段开场白,就让台下四十多位学员听得笑逐颜开。徐坤说:作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第一个来咱班讲课的老师,我非常荣幸!昨晚,在微博上看到刘震云在北师大演讲爆棚,他说他对莫言获奖的感 受是:“就好比我大哥娶了一房媳妇,我只能祝他洞房花烛夜幸福。至于我自己什么时候结婚,到现在还没想。”按照震云我二哥的这个说法,作为本家“妹纸”的 我也要说:听说我大哥娶了媳妇,“妹纸”我立刻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到处跟人显摆说:快来看哪!我大哥有能耐!咱家趁钱![NextPage]中国文学已被妖魔化记者:刚才主持人说您是第二次来职工业余文学讲习班来讲课?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讲的什么内容?徐坤:大概是六年前。讲的也是类似题目,文学是心灵通道。今天讲文学的救赎,重点分析莫言的《蛙》、刘庆邦的《神木》、刘恒的《集结号》。做 公益,传播文学精神理想的种子,我是随叫随到的。文化宫搞这个文学讲习班本身,就是善举,我支持他们。来听课的人也不容易,有的大老远从门头沟、顺义、大 兴那边赶来。我们这些搞专业的,不能辜负了人家,得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他们。记者:我看到听众当中有50后、60后、70后和80后的文学爱好者。看到他们拿着您早期出版的《北京以北》、《狗日的足球》、《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等著作让您签名,有什么感觉?徐坤:我很感动!其实每次给基层作者讲课,都是我自己受教育的过程。就觉得还有这么多人热爱文学,这项事业还是大有希望的,自己没有入错行。我给他们写的是“文学是灯”,“文学是一种精神生活”。记者:看到你在微博中写道:莫言获奖给文学界注入了一剂兴奋剂,提振文学地位和士气。为什么这么说?徐坤:莫言这个奖来得太重要、太及时。我从中国社科院学者的岗位调到北京文联当专业作家已十年,这十年来,从中体会到了压力巨大。外有以德国退休学者顾彬为代表的 “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内有一些人对作协体制的攻击,两者都在共同妖魔化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这些年来,作家待遇低,边缘化,耗费大量心血创作没有回报,许多困难和压抑都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之所以还要坚持写下去,是因为热爱,以及前辈 作家榜样力量的精神支撑。莫言的获奖,无情粉碎了那些诋毁的流言,让世界关注中国文学,让中国以自己的文学和自己的作家为荣。莫言的获奖,也许在物质层面 上,帮不上其他作家什么忙,但是,能够提振文学地位和士气,让作家重新受人尊重,也不错了。写作是个人的一种精神生活,能够使自己的心,有个稳妥的驻扎。记者:作家如今受人尊重很难吗?徐坤:可不嘛!总有一些人把作协和足协相提并论,没事儿就拿足协和作协踩咕踩咕。当然,踩咕最多的,还是足协。记者:人们踩咕的是机构,跟个人还是没关系吧?徐坤:唉!有了机构都很难,没有机构会更难。要是人人都说京剧该死了,你说那些唱青衣花旦武生花脸的,还有个什么唱头?还会有社会地位吗?[NextPage]三获《人民文学》奖记者:你写作20年了,至今获奖无数吧?听说这是《人民文学》成立63年历史上,第一次把年度大奖颁给一个话剧剧本?徐坤:这次话剧剧本《金融街》是我第三次得《人民文学》奖。第一次是1994年的中篇小说《先锋》;第二次是2009年的中篇小 说《通天河》。得《人民文学》奖不容易,我很看重这个奖。全国最拔尖的作品都发在他们这儿,竞争激烈,评奖委员会由专家评委和随机抽签的读者组成,编辑部 的人不参加意见,谁也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得他们的奖比诈金花还难。至于说到这是《人民文学》成立63年历史上第一次把年度大奖颁给一个话剧剧本,这话 不假。但前提是,人家前边发过的两个剧本刘恒的《窝头会馆》和邹静之的《花事如期》,是人家自己不要得奖的啊!记者:有这事?他们提前宣布弃奖?徐坤:哎哟喂!你看我怎么给说漏了,顺嘴秃噜了……这箍截儿掐了。记者:哈哈,元芳,但说无妨。也给我们报点料嘛。徐坤:嗯……可也是,本来也是好事,关乎艺术品格和气节的美谈。那年在人艺,《窝头会馆》刚出来,张和平院长召集几个作家编剧开了个小型座谈会谈谈意见,当时莫言、刘恒、邹静之、还有今天主办这个班的文化宫研究员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
我与特朗斯特罗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译者序(节选)奇 迹斯德哥尔摩今年圣诞节没有下雪。街边的树像两百年前那样黑着,窗口的蜡烛像两百年前那样亮着。下午3点天黑了。没人对此惊讶。这不是奇迹。奇迹是绝望或放弃时突然变成现实的梦想。2011年10月6日是一个奇迹,它让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 1931-)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我兴奋,像是自己获得了这一奖项。12年前翻译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时候,我希望他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对诗歌,包括中国的诗歌,会有促进作用!”5年前,我相信他一定会得奖,因为他是世界上活着的最好的诗人!但两年前我放弃了这一梦想——他不可能得,因为他是瑞典人!我想到1974年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导致自杀的另一个瑞典诗人马丁松。瑞典学院不会重蹈旧辙。但诺贝尔文学奖突然向特朗斯特罗姆走去。在他80岁的时候。一个奇迹。就像诗人在《孤独》一诗中描写的那样:雪天他的车滑入另一车道,对面开来的车辆在逼近……“这时出现了一个支点:一粒援助的沙粒或一阵神奇的风”,他——驾车的特朗斯特罗姆——免遭了丧身之祸。圣诞节我拜访了特朗斯特罗姆。我给他拍照。在莫妮卡(特朗斯特罗姆的妻子)去厨房拿香槟的时候,他突然握住我的手:“Tack—s —mycket!”(“多——谢——了”)。我吃了一惊。这,是老人的声音吗?这个中风后20年只会说 “是”、“不”、 “这”、 “好”这几个字的失语者,此刻——第一次——在一个没有雪的圣诞节——从嘴里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NextPage]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信条夜已深。我躺在沙发上,听海顿的交响乐,大脑浮出特朗斯特罗姆《活泼的快板》的几句诗:“音乐是山坡上一间玻璃房/那里石头在飞,石头在滚/石头滚动着穿过房屋/但所有的玻璃都安然无恙。”宁静优雅的旋律,把我带回24年前的一个秋日:那是1987年10月的一个上午,我坐火车从斯德哥尔摩到特朗斯特罗姆居住的小城韦斯特罗斯拜访他。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火车开了一小时后到了。车站空空荡荡。车站尽头,离我两百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穿米色风衣风度翩翩的瘦高个男人。那人一定就是特朗斯特罗姆,我想,兴奋地朝他走去,像一条雾中船朝灯塔驶去。他快步迎上来,和我握手:“欢迎到清净的小世界来!”我喜欢这句话,它让我放松。我坐着他陈旧的灰色沃尔沃车,朝他的住处开去。我们穿过市中心的一个广场,那里,有几块石板如今刻着他的一些俳句,其中的一首,22年后,即2009年我在参加特朗斯特罗姆专场朗诵会时,在夕阳里熠熠生辉:看,我坐成了一只岸上的小船。我欢快无比。莫妮卡已准备好了午餐:烤三文鱼、煮土豆、蔬菜沙拉。这是瑞典人招待客人的传统菜。我们三人坐在他家的花园里,边吃边聊。我们谈到翻译(我当时译了特朗斯特罗姆十多首诗,打算再译一些,出个选集)。我问《风暴》一诗里花楸树的果子(秋天,这里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一束束如心脏或拳头大小的红果子),能否把它译成“橘子”。“中国读者绝大多数恐怕都不知道这种植物。”我解释。托马斯听了说:“可以。翻译是再创造!译者应享受他的自由。”他说他的朋友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把他“耕犁是一只坠地的鸟”翻成了“耕犁是一只飞起的鸟”。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半完成的天空》里说:每个人都是一扇半开着的门/通往一间共有的房间。这句诗是否受到汉字‘我们’的‘们’启发,即人+门?”我问。托马斯沉吟片刻:“这种神秘的经验,西方的基督教里也有。”他像自己的诗的结尾那样果断地回答了一句。话题转到我翻译过的一个瑞典诗人、小说家L。我问:“你觉得他的诗怎样?”托马斯用禅师回答弟子的方式说:“他去中国三个礼拜,回来写了一部长篇,假如我去中国三年,我会写一首短诗!”不言而喻,一首用三年写的短诗,一定比一部用三个礼拜写的长篇要好。这便是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信条:写得少,但写得好,让每首诗都通过词语的炼金术成为一流产品。也正是这信条,50年他才写了200首诗,并最终让诺贝尔文学奖给他戴上“用凝练、透彻的意象,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真实的新径”的桂冠。我们保持着联系。1988年,我到瑞典留学,第二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用瑞典文写的名叫《水中的目光》的诗集,并引起瑞典诗界的好评。这一年,我认识了托马斯的大女儿艾玛,她和我同龄,当时在学声乐。她建议我出第二部诗集的时候,一定让他爸爸先过一下目。她的意思是:作一下润饰。1990年10月,出第二本诗集《时间的重量》前一个月,我给托马斯打了个电话。两天后,他专程从韦斯特罗斯开车到我居住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宿舍。他帮我看清样,修改句子,更换词语,为了节奏的美,把单数改成复数,把不定冠词改成定冠词,把定冠词改为不定冠词……整整一下午,我俩坐在12平方米的小屋里。当沟通遇到障碍时(当时我的口语还不允许探讨问题),托马斯就在纸上涂画起来:“这句‘我路过一棵倒下的松树’,你用的是fallet,但fallet是自己倒下的意思。诗中的那棵树是砍伐后倒下的,这时,就应该用fällt(被砍倒)。”他说着,用笔勾出一棵躺着的松树,然后在上面加了把锯子。显然,我的瑞典文受着汉语思维的影响。汉语中,“倒下”可以是主动和也可以是被动,就像“鸟”可以是一只鸟,也可以是一群鸟。天黑了下来。我留他吃饭,但他说他必须赶回韦斯特罗斯,有个美国诗人将拜访他。他拿起那件米色风衣,走出了我那显得有点低矮的学生宿舍房门……一转眼,17年过去了。2007年5月,我把我写母亲的第六本瑞典文诗集《源》给他看,他的目光停在那首叫《无名》的诗上:我登上去纽约的飞机你躺着,纹丝不动世界抽成苍蝇的嗡嗡声我乘船去克雷特岛,去西西里你坐在窗前望着风中的柳树汹涌的绿浪推着你向前我在卢浮宫迷路你含笑走来 一只闪光的瓷器托马斯看了以后,左手指着诗的最后一句,摇头说“不”。我困惑地看着他。坐在一边的莫妮卡说:“托马斯是想让你把最后那句——‘一只闪光的瓷器’——删掉。”我没删。我认为少了那几个字,就少了母亲这个象征含义:文化、根、母语等等。但今天,2011年,我会接受大师的意见——拿掉那一句,整首诗才会变得更加空灵,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托马斯是一个随和宽容、率直热心的人。2001年,西蒙(我儿子)一岁,在教堂举行洗礼。托马斯也坐着轮椅来了。他抱着西蒙,像抱着朗诵会别人给他的花束。我忙于照顾客人,没顾得上拍照。这一瞬比抱基督的圣母美多了。它出人意料,就像特朗斯特罗姆诗里的意象。老人静静地坐着,脸上洋溢着他《冰雪消融》那首诗的喜悦。2008年,市图书馆为我安排了一场“李笠作品朗诵会”。我到时,发现托马斯和莫妮卡正坐在第一排的观众席位里,向我微笑。2010年,我随在中国任职的妻子移居北京。2011年1月20日,我50岁生日那天,莫妮卡突然打了电话,她祝我生日快乐,问了我北京生活的情况后,说:“我把电话给托马斯。”一阵沉默,然后一阵婴儿学语的嗯嗯声,其中有一两个字我能听出是什么意思。然后又是沉默,又是孩子学语的声音。像一首诗在寻找自己最佳的表达方式。[NextPage]特朗斯特罗姆与东方特朗斯特罗姆是营造意境的大师。意境是一首诗达到的一种能令人感受领悟、玩味无穷却又难以明确言传、具体把握的艺术境界。它是形神情理的统一、虚实有无的协调,既生于象外,又蕴蓄于象内。意境(有时也称为“境界”),用特朗斯特罗姆的话说:“我常常从一个物体或状态着手,为诗建立一个‘基础’。这基础有时是一个地点。诗从一个意象中渐渐诞生……我用清晰的方法描述我感受到的神秘的现实世界。”意境概念到了中国清代诗论家叶燮那里则得到了精彩的阐述,晚清学者王国维在集其大成的《人间词话》中也反复论述了意境——“境界”。他指出:“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境界而已。” 请看特朗斯特罗姆的这首诗:足 迹夜里两点:月光。火车停在平原中心。远处,城市之光冷冷地在地平线上闪动如同一个人深入梦境返回房间时无法记起曾到过的地方如同某人生命垂危往事化作几粒光点,视平线上一抹冰冷的小旋涡火车完全静止两点:明亮的月光,三两颗星星这里,直觉和理解、情感和思维、意识和无意识相互交融,恰如其分地传递了内心体验,巧妙地做到了心与物的协调统一而心驰物外,意与境的浑然一体而意溢于境,和李白的《静夜思》、崔颢的《黄鹤楼》等唐代优秀诗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我们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里找到与中国古诗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表达,比如:“穿轰鸣之裙鞠躬的喷气式飞机/使大地的宁寂百倍地增长。”(《冰雪消融》),它让我们想到南北朝诗人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名句,“预感战争爆发而目瞪口呆浑身冒汗的花朵”让我们想到杜甫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移情绝唱,而“流淌的宝剑/正消毁着记忆/小号和佩带/在地底下生锈”(《短诗三章》),又何尝不是杜牧《赤壁》中的“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回声或共鸣。而共鸣,则无疑体现了世界诗歌大师们抵达的精神境界。俳句是凝练的典范,是现代口语诗滚滚洪流的中流砥柱。这一短短17音(5、7、5三行组成)的日本诗体,成了凝练大师特朗斯特罗姆运用自如的诗歌形式(译者在翻译时保留了这一形式)。特朗斯特罗姆的俳句和“蝴蝶翩翩舞,落花疑返枝”或“树下肉丝、菜汤上,飘落樱花瓣”之类的作品不同,他更具有日耳曼民族的精神气息和北欧的硬朗强健。他的俳句就好像一个小巧玲珑的江南女子变成了北方的汉子。“太阳已低垂/影子像巨人。很快/一切是影子。”这首让人联想到歌德《群峰之上》的俳句,完好地体现了他的俳句风格。特朗斯特罗姆一共发表了65首俳句。但俳句里的禅意到处显现:即一个瞬间的场景——一两个意象——打开宇宙之谜。如《十月即景》:“回家路上,我看见钻出草坪的黑墨蘑菇/这是黑暗的地底/一个抽泣已久的求救者的手指。”或《1968年——写于冰雪消融》:“我紧抓住桥栏/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的铁鸟。”敏感、敏锐,对事物观察的独到细微,并能由此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创造一种类似“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空灵境界,显然是这位瑞典诗人的天才品性。“缓慢的飓风/从大海图书馆来。/我可以休息。”读到这里,我们不由得震撼了一下。不是被诗中的语言(它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而是被诗中的姿态,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姿态。和所有俳句大师的优秀作品一样,这首诗似乎什么也没有言说。它只用淡淡的一笔勾勒了一种状态, 一种人人都有的寻常的经历。但诗已完成,它像大海一般向读者敞开……(李 笠)
10月22日晚,知名华人女作家、《金陵十三钗》的作者严歌苓走进郑州大学,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畅谈文学与人生。“我成功吗?”面对学生的称赞,眼前的严歌苓亲和地笑着反问道,没有一点获得国内外各种文学创作大奖作家的架子。“河南话音调比较重,总结来就是‘稳准狠’吧,特别‘接地气’。河南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很多故事。”到河南省会郑州,严歌苓坦言河南话是自己最喜欢的方言之一。带着这份特殊的河南情节,严歌苓与现场学生分享了其曾在豫西山村创作调研的经历:“那时最开心的事就是边吃着馒头,边和坐在屋外空地上的村里人聊天,每聊一段,肚子里的素材就多了一段。”谈及文学自我时,严歌苓则坦言:“我对于自己的文学是很独立很霸道的,我不允许别人随意删改我的文字;然而在影视这一方面,我又是很卑微很谦恭的,因为影片对于导演来说也是完整的。”作为莫言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严歌苓表示对莫言获奖一点都不意外。她说,中国有一批像莫言这样的作家,他们扎根乡土,坚守在中国的土地上。因为那里有太丰厚的经验,那里有写不完的故事。面对创作,严歌苓认为是中国的土地给了她灵感,只有诚实的作家才能得到读者欢迎,只有“接地气”的作品才会被读者接受。严歌苓不仅仅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更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和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她的很多作品,如《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一个女人的史诗》等都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而这些改编也令其作品本身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记者 张竞昳 通讯员 徐莉 唐弢 王颖/文 丁汉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