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以及交流的限度【编辑推荐】
朱寿桐用“一面孤独的旗帜”来描述鲁迅及其研究资源，“孤独”一词，表明一种思想的深度，一个在同时代无法获得沟通的灵魂的艰难处境。其实，不仅仅是鲁迅，我们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对于敏感的心，孤独更与其一生如影相随。
孤独不同于虚无，却又难以断然分开。如果实在，也就不会有孤独之感。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和审美观决定，人在自然界中的渺小以致消失的情形，构成之于时空，尤其是空间，人的绝对的孤独。这种难受的排除，只是通过消极的庄子或者禅宗式的把物我等同，或者无执。此种孤独观，正是个体命运与实存在面对宇宙宏大永恒之际的虚无之感。惧怕死亡，惧怕难以知晓的世界，以及漂泊不定的命运，正是构成孤独的根本原因。“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几分寥廓与怅然，充斥文化命运由来已久。当然，也有屈原、李白等无法施展抱负，为君王展现价值者，因而怀才不遇，忠心难表的孤独。只是，这些孤独，因有其坚实的文化依托，制度背景，更重要的是，能形成既定的行为和情感方式，与现代人的孤独感差别较大。
现代人的孤独是难以言说的。它难以在内心深处获得确切的指涉，更难以形成稳定的情绪。焦虑异常强烈，而血液的流动似乎失去规律。它含混地，不知该如何捉住孤独的要领，又不知该寻求谁进行诉说。有时，我们似乎过度信赖理性的力量，以为协商、讨论可以解决心灵的疙瘩。哈贝马斯对此曾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在诸多现代性的胶着矛盾与对抗中，哈贝马斯选择“交往理性”，认为通过人与人之间真诚、真实的交流，一切矛盾都可以获得解决。哈氏因而选择“公共空间”作为这样一个进行交流的场所，以构成“理想的交流情境”，从而继续完成那至今尚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划”，并以此向后现代宣告现代尚未终结。虽然，随着消费与集权对公共空间的侵蚀，理想的交流情景似乎只能当成“理想”而存在。而这似乎暗示着交流本身其实具有某种乌托邦式的色彩。哈贝马斯“理想”的障碍是交流的公共媒介。这是否为私人之间的其他交流以及私人障碍的冲破留下些许余地？
其实，在公共媒介之下，语言才是真正的交流中介。言与意之间的错位，正是构成交流无法真正进行的原因。中国古代有“言、意、象”之间的关系表述，认为言不尽意，意不尽象。这是从创作角度，指出语言与文学意象之间“大于”或“小于”的问题，其本意在于指出文学的形象与想象本质。这其实也已经表明，语言与交流之间的限度问题。正是对理性的过分执着，以及对语言作为理性工具的信任，我们总是试图借助语言来对内心翻滚、胶着、含混的世界，以及各种立场、情感、价值、记忆、甚至梦境交混状态进行规划。然而，正如梦往往在醒来之时忘记，语言的表述难以毫不遗漏地渗透出身体的诸多信息。而人与人宿命般的差异——情感经历、阅读经历、现实遭遇、心灵敏感度、以及语言习惯、思维形式等等，注定在面对同样的一句表述时，理解的差异。于是，这就从语言的生发、语言的传递和语言的接受三个过程中，次第发生了误解、偏差。
而往往，正是内心更为深层的情感和欲望，以及由之催发而成的思想和愿景，构成一个人的隐秘或者价值的源发地带。现代社会时空的快速变奏——汽车、火车、飞机、高速公路、网络、电话、视频、城市消费、时尚季节、邮件快递、单身生活、酒吧——与传统的稳定状态形成巨大的断裂。断裂与快速所带来的内心的不稳定，比如对于生命的不确定、命运的偶然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难以把握、难以留驻，诚如波德莱尔那经典的三个关键词，人体会着“短暂、偶然与过渡”的在体感受，内心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企图紧紧捉住某些稳定，却由一次次无奈地松手，似乎只是抓过空气间的某个泡沫。尤其当个体从血缘亲情的纽带中脱离开来，更广泛地生活在一个由一个又一个单独个体构成的世界，而这个人数众多的世界正是由工业化、信息化、程式化所带来的，此时，人与人之间比传统更加迫切地需要交流。
等待戈多式的无奈与欲罢不能，正是现代人面对交流的复杂心态。而孤独之感，正是由此而生。人越无法被理解，越迫切地寻求交流。这一过程中人的节节溃败，将导致孤独感越来越阴沉地笼罩着身体的外壳，灵魂被迫自我封闭，固守着一种光明之前的黑暗和混沌。而这一团混沌，里面又尽是破碎、漂浮的碎片。由是，我理解了加缪的“反抗者”，他们正是这样一个（而非“一群”）被世界所疏离与遗弃的孤儿。疏离与破碎，正是语言难以传达的内在与外在体验。人深深地陷落在这样一种地狱之间，只能靠个体“西西福斯”式的，徒劳的反抗。而这正体现出加缪对于现代人孤独命运的深刻处境的理解，同时反衬出那种批评加缪，并提出依靠“群体”反抗的无知和肤浅。
还记得英格玛·伯格曼《野草莓》中那个不断做着梦魇的老头内心的那份孤独。伯格曼一生，不断地探索人与人交流的难以获得的孤独，这是否也是导演的孤独？那么，
【编者按】
本文议论之处见解精辟独到，涉及内容兼具深度和广度，是一篇好文，欣赏了！
—— haili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