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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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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07综合文科2班张龙飞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胡适被视为中国的“个人主义”旗手，他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但同时，他的很多思想曾长时间被人们批判，其中一个针对点就是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他所提倡的健全个人主义成为中国现代重要的思想，同时这一思想中的很多内容也成为国内关于个人主义争议的焦点。胡适在《再谈“五四”运动》一文中有这样的解释：“但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提倡的是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是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他认为，一些人把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当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来批评，平心而说，“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他举苏俄当时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努力的例子反驳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同样需要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他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是他的宗教。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有四层含义：一是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二是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三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四是尊重并容忍他。他认为易卜生（Ibsen）的思想最能够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易卜生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先生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他多次引用易卜生的话说“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塑造成器”，“你的最大责任是要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他认始终坚信，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他非常重视个人发展的作用，他说“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曾动情地号召青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胡适提倡的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要存疑，反教条，具有批评精神。他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要“大胆的假设”。其二是要注重事实与证据，注重“求证”，绝不容许偏见和个人利益来影响个人的判断、左右个人观点，即要“小心的求证”。这种怀疑并非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其目的只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是必须“撇开成见、搁起情感”的。这种求证，也并非是主观的臆断，是必须有充分的证据的。他批评那些缺乏独立思想的人：“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因为：“……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他说：“……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只有自己有独立的意识，才能为群体做事，救助群体。不能因为胡适在“世界‘陆沉’”的具体情况下强调自我拯救，就以为他主张的个人主义是私性的。易卜生强调“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按照胡适的解释，“这种‘唯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用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因为前提是“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方法是先使个人成器。除了发展个人能力和追求自由独立之外胡适还认为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是健全的个人主义不可缺少的精髓。胡适先生在文章中这样说，“人生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假如有人说“人生如梦”，那么我们“岂可不振作一番，做一个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梦”。他说，“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冒险进取的。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可见，胡适先生是反对消极的人生态度的。胡适先生提倡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且其言行要对社会负责。他援引杜威博士的话说，“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又引用了范文正在《灵鸟赋》中的话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提倡人们要“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上腐败情形，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可见胡适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也是一种敢于同腐败势力抗争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一种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精神。假如除去这一点，则不能称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一直坚定认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他说：“容忍是很不常见的，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们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们的容忍。“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我们就应该先培养能够容忍谅解他人不同见解的度量”。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所提倡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负责任的、理性的个人主义，而决不是那种单纯从自我利益出发的唯我主义，更不是提倡只是自私自利地追求个人发展，，胡适先生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虽然强调救国要从发展个人入手，但其目的更主要却是要“有益于社会”。我们不能把他的“个人主义”断章取义，不能忽略了胡适先生也是推崇个人应该积极服务社会的，也是提倡社会协进观念的。胡适不但不主张私性个人主义，而且也很反对这一点。差不多和五四运动同时，新村运动在日本轰轰烈烈地展开，波及到了中国，周作人等人参加。新村运动也标榜个人主义，但本质上与独善其身的隐逸生活同，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主要是批评新村运动，文中他重复了杜威的真个人主义的两条，指出新村运动为“独善的个人主义”即为我主义（egoism，或译利己主义）,强调杜威所讲的个人主义，即真个人主义，即既具有独立人格、又为社会负责的个人主义。胡适此文针对新村运动个人主义的单纯私性，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的公性，提出“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社会的’新生活”。由于新村运动者也标榜个人主义，所以胡适用“非个人主义”，以示与之对立，但这样的用法欠妥：自由主义者胡适怎么又主张“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呢？他肯定新村的人“完全发展自己个性”（这只能满足杜威真个人主义第一点），他批评的是他们企图脱离社会独善其身，（违背了杜威真个人主义第二点）。就是说，新村人忽视了胡适一贯着重强调的个人主义的“公性”的一面：要对社会负责任、不计个人利害、甚至不怕牺牲生命，即强调的是他的一贯思想即健全的个人主义，为社会负责的个人主义，他所以说新村运动者具有危险性，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打出的是个人主义旗号，但不是健全的、完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而是与传统的独善其身相近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中国读书人具有亲和力，具有欺骗性。胡适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展个人、独立思考、积极进取，以及容忍他人等理念，无疑是社会发展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真正的个人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它绝对不是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的。相反，健全的个人主义不单只有利于个人的强大，也将有利于集体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呼唤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不能忽视个人主义的重要性，不能再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打压个人主义，更不应该继续扭曲健全个人主义，扭曲胡适的伟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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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综２班林妮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人的想象力是可怕的。文化是想象力的结果。文化必是创造的出来的，但创造出来之后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无形中繁衍。人具有想象的理性。想象力用来产生头脑中的蓝图，理性用来创造。中国的麒麟，头和尾像龙，身子像马。中国人喜欢把认为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然后把这个美好的构身当作神一样崇拜。麒麟送子，一个实实在在的愿望便找到了寄托。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很适合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百姓就是这样把认为好的东西就拿来使用，把使用的东西发挥到极致。再说观音菩萨，观音其实非男非女，但我们喜欢把这个救苦救难的慈善的化身当成理想的女性。而这个就是传统的中国妇女的化身。我在莲花山看观音像的时候感受颇多。在民间，佛家与道教其实已融为一体，也不用分观音是道教的还是佛教的，可以说，中国民间的崇拜对象都不是纯粹的而是美好愿望的结合体。第一眼看到观音阁里的观音像时，我就怀疑观音的发型和印度传统男子的发型很像。这种人为的神是人们心灵寄托的具体化身。就像那耶稣基督的像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一样。送子观音，滴水观音，如意观音，延命观音，百姓的愿望多么实际。大旱是渴望天降雨就祈求滴水观音，希望事事如意就祈求如意观音，希望延年长寿就求延命观音。而最常用的应该是送子观音了，青年男女想要早生贵子都来拜拜这位观音。观音娘娘还都是赤脚的，这让我想起印度的赤脚风俗。总之，一切都是人间文化的再现。也许这就是所说的“人间佛教”精神。大殿两旁各有一个大层架，放着上百尊观音，真是气势宏大，这么大的震压力想不信也难。人的想象力一旦化为现实的运用，结果真是不可收拾。中国人信风水，莲花山观音阁依山伴水，佛门圣地。所谓圣地也即是风水宝地，进一步就是好的地理环境。在我参观的时候还看到观音像旁贴着“提防小偷”。所谓圣地，不是真神所在地，也不是真神显灵处，而是人们认为摆放神的最佳处。神是人造的，而这个“人造”来源于想象力和愿望的结合。结合后的实体，人们便把它当作心灵所需愿望的寄托。岭南地区自古毒障多，而观音这个来自南海的慈善女神正是来帮助人们清除毒障的。在这片古代蛮荒之地，人们的开化程度，文明程度低，生活导向迷茫，于是，观音就来帮助人们指迷津。这就是土生土长的慈悲大师。观音阁中间供奉着“二七捨身出千千手眼的”千手观音。可见天下灾难多，双手还不够，要千手方能解决这世间的苦难。人们是相信的，曾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事实上，只要相信，便会有奇迹。人们创造了一个愿望载体后，一切便想当然地附加上去。什么禁荤，吃素，放生，禁欲等等，这个体系开始庞大，开始生根，于是渐渐形成蔚然的文化大观。它的生命力不容忽视的。有了生命力便有了生命，活生生的，可触可摸，不是条文规章，可以传递生命的。有人说文化是后天形成的，不能是天生的，从一个角度上讲可以，但是文化一旦被创造便有了生命，它可以造成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先于后天的创造时已产生了作用，并在这种作用中让已创造的文化与后天创造的文化体系趋于一体。于是文化得到传承，文化基因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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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2班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我不喜欢社交，我喜欢的是有时，有人，同我相与微笑。”他是逻辑学家，哲学家，也是工程师，建筑师。单调而深远的哲学，是他生命的底色。作为哲学家，终其一生，他只写了两本书：第一本写在战火纷飞的生死场上，一叠厚厚的手稿沾满同伴和敌人的血与泪，却成了哲学家记录思想的羊皮卷，整理出版后的《逻辑哲学论》无声中构成了对战争的最大反讽；第二本写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们的哲学家不再流浪在外，他在剑桥的一间小房子里拥有了可供取暖的壁炉，壁炉的旁边安置着一个铁皮保险柜，这个柜子守护着哲学家的手稿和笔记，这些如诗行般隐晦和流畅的手稿后来一度无法刊行——哲学家被诊出前列腺癌后，曾一度打算将这些他视如生命的手稿以油印的形式散发给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和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及时阻止了他——这部足以引发革命的手稿应该处理成皮面，烫金，而不是廉价简陋的油印本，后来整理出版的《哲学研究》令所有后辈忙于诠释和注解，也证明了学生的洞见和眼光。他的一生，就像他用来存放手稿的铁皮保险柜，藏着许多后人无从破解的秘密，他渴望感情，却对心智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旦成为他的谈话对象，便会陷入迷山雾海般的思想漩涡里不可自拔，他的身边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吸引一切渴望洞见的人，他的表述形式，习惯用语，声调乃至手势和姿势一再被模仿，所有的模仿无论多么惟妙惟肖，仍无法掩饰模仿者心智的苍白和虚弱。1951年4月29号，他的学生冯赖特如此写道，“我们时代一位声誉卓著的有影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逝世了。”这是我所翻阅过的，有关他因病离世的，最为冷静客观的一条。后来，他的另一个学生，康奈尔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提到，4月27日，在他失去知觉以前，他对一直照顾自己的贝文夫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而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来，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我的讲课不是为观光者举办的。”维特根斯坦的这段陈述，给他的哲学生命做了一个最好的概括。在剑桥大学教书的那些日子，他独有的教学风格，让所有学生见识了思想的破坏力与洞察力。讲席上，他没有讲稿和笔记，他在听众面前进行思考，课堂上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他如何绷紧他的意志力和智力，他对所有的课堂提问，乃至质疑有着极其敏锐的预判——他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是因为他自己无数次地经历了那些迂回曲折的推论过程，当对方在力图把自己的思想变成语言时，维特根斯坦就能察觉出思想的来龙去脉，并为他表述出来。“把精神说清楚是个巨大的诱惑。”他的一生，便深深陷落在这种诱惑中不可自拔。仅有的两本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到底有没把精神说清楚，不得而知。起码，这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做了某种努力，尽管努力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致于让读者一度怀疑是否同出一人之手笔。在《逻辑哲学论》中，维氏试图表明，传统的哲学完全立足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借助于他所独创的图象理论，通过分析来达到对传统哲学的否定性结论，是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所在，而最后的结论极富有终结性色彩和与之具来的悲剧性色彩——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伦理学和美学的一切命题，关系到生活意义的一切命题，一切逻辑命题，甚至一切哲学命题，严格来说，都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认为他就此解决了哲学是否可能的根本问题，建立其上的其他问题也就无足轻重了。事隔多年，他在另一部著作《哲学研究》——即一直存放在铁皮箱子里的手稿——转换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方式，在这部手稿中，语言游戏成了一个频频出现的中心概念。取代逻辑研究而不断明晰出现的，是心理学，乃至精神分析，维特根斯坦也承认，《哲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作者早期著作的直率或含蓄的驳斥。一个思想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造成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多年紧张劳作的成果，都以一种优美有力的风格表达出来，都对当代哲学产生巨大影响，而第二个体系确是批评和驳斥第一个体系的——诚如马尔康姆所言，这种演变在哲学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我不能提供感情，但我却迫切需要感情。”这句话也许暴露了哲学家隐藏在强大心智下的情感空白。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传记中写道：“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总是很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同他谈话的智力要求很高，同样还由于他的严厉，他的无情批评，他的挑剔脾气和他的忧郁。”维特根斯坦对情感和理智，有着同样的准确性和彻底性要求，这点给试图接近他的仰慕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畏惧。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很彻底的完美主义者，也是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对完美和理想的追求让他在纯粹的哲学领域里纵横驰骋如痴如醉，也让他在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可避免的缺憾面前一无所措，他固执于纯粹，也受累于纯粹。维特根斯坦于1912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份巨大的财产——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生前组建了奥地利第一个钢铁卡特尔，而我们的哲学家，从战争回来之后，第一步就是把他所继承的财产全部散光。此后，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帆布靠椅就是他的全部家具。1920年到1926年，他选择到奥地利一个偏远的乡村任教，后来又在维也纳附近的湖特道夫担任园丁助手，这段听上去田园诗般的日子并非诗意而和谐，他的苛求，和理想依旧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从1926年起，维特根斯坦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为他的一个姐姐在维也纳建造一栋住宅，这所房子的所有细节，都是他的作品，免除了一切装潢，以精确的测量和严格的比例为特色，它的美，如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朴素而文静，如赖特所言，甚至具有了典型的现代色彩。同时期，维特根斯坦还完成了一个雕塑，他对材料的处理，依然以心中的完美形态为标准，返照了古希腊人的质朴安详，精致娴静。从建筑到雕塑，包括他后期所从事的医学护理，一方面，足见其天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个性中的动荡不宁。在众多传记中，斯坦福大学的巴特利教授（W.W.Bartley）所著的《维特根斯坦传》，对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有着最具争议的描述，作者试图真实展现维特根斯坦在情感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点在那些试图维护维特根斯坦个人形象的研究者眼中，似乎无法接受。但联系维特根斯坦一生的种种意外之举，也许就不会陷入太大的困惑。“神秘之处不在于世界是怎么样的，而是在于世界是这样的。”马尔康姆曾如此写道：“我相信，维特根斯坦对于任何东西终究会存在这一点，有时会体验到某种惊异的情感。”维特根斯坦从不认为对于上帝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需要任何理性的证明，这一点，和帕斯卡尔和克尔凯戈尔的思想何其类似——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应该说，维特根斯坦在宗教情感上是有所皈依的，这种皈依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关键时刻的救赎。维特根斯坦早年就仔细阅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性格里有着最为深刻的浪漫悲观主义，这一点让我想起王国维，一位同样深受叔本华影响的学人。王国维后来投湖自尽，是否真为学术之断统，或为晚清之覆灭，斯人已逝，不得而知。王国维灵魂深处的危机爆发之时，如果能领承一份来自不可知处的救赎，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或者如维特根斯坦，在他临终之际，也对身边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历史和灵魂从不存在假设，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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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恬恬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范克明同志撰写的《张学良传》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作者不是根据研究张学良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题，而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并注意吸收今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安事变和研究张学良的最新研究成果，秉笔直书，立论公允，既写史，也写人；既写景，也写情。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为传主立传，因而使它既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从张学良的青少年一直写到他幽居台湾的晚年。全书内容充实，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但作者从容以对，如数家珍，以饱含激情和清丽隽永的笔墨，展现出张将军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与他那丰富复杂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他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位爱国名将的奋斗史，不如说它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张学良不仅是“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还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由此，改变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也由此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他无怨无悔地说：“我是一个罪魁，却成为历史焦点。但是，如果国家与民族还需要我，我将终身奋斗不已！”读罢此书，你会对他既往茫茫，不堪回首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朋友。1934年，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现在唯一救国之方，是坚确决心，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社会和我的国家。”在民族危亡之秋，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杨虎城将军一起义无返顾地发动西安事变，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先后代表我党高度赞誉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们不朽的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唯有春风今又还。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首诗，题为《自我遗憾作》。如众所周知，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团结抗日为重，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死生度外，义薄云阙”。是蒋氏食言，张学良才身陷囹圄。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被囚禁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谈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就必定会想到蒋介石。蒋是坚决反共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被扣在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手谕，对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这也是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在西安事变中取得的成果。使得局面有了一定的好转。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和自由。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为了中国抗日而做出的决定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虽然没有因此而死，但他却失去了半生的自由。他是为了爱国而付出的代价，他所做的这一切，最终结果是有利于中国的，不能不承认是他的贡献。有的人不同意历史对他的赞扬，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张少帅的爱国情。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少帅在前些年一直都没有回来看一看自己为之奋斗的而又阔别了几十年的祖国呢？于少帅，于我们，都是一个遗憾！千里之外，哪个游子不想家？不想自己的亲人？当他离开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忧伤与惆怅，可是，他能回来吗？远在大洋彼岸，路途遥远，又几经波折。只有把这份情，这份思念，埋藏在心中了。也许，他放不下包袱，正如李敖先生说的：“他太老了，思想包袱太重。他觉得无颜面对东北父老，毕竟是他放弃了东北。”但最终的、最正确的答案在少帅的心里，外人只是作无谓的猜测。张学良的爱国新是不容置疑的，他为祖国放弃了太多。他没有对国家有何要求，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品行又有多少人能有呢？只因为他老年流浪在外，没有回国，就招致那么多的猜疑，甚至诽谤？请你们翻开历史，请你们看看《张学良传》，你们会明白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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