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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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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保罗·莱文森说了一句接近真理的话：所有知识，只不过是外部世界挑战我们认识能力的结果。人本来很懒，要是有个真主宰，把世界的一切都摊开在面前，我们可以拿来便吃，拿来便用，那么人的进化可能遥遥无期。而现实是，我们的祖祖辈辈总觉得这个世界不怀好意，简直坏到了极点，不仅把好东西藏着掖着，还给自己蒙上面纱。害得人类不但要费尽心机拿东西，在好奇心的驱动下还要一遍又一遍去揭世界的面纱。我拿出一朵花给你看，在通常的情况下，你不屑或者陶醉。不屑的理由有种种，陶醉的理由也有种种。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请动用你的智慧，描述一下这花。答案一定五花八门。爱美的人会动用一系列的四字成语极力夸面前的尤物，稍懂植物学的人也许会一本正经地指出，这花是某属某种某科，几年生，等等，如数家珍。读过几年酸腐文学的人，此刻一定一头扎进文学史，等他探出头来吐出一串泡泡，里面晃悠悠可能全兜着典故。会另有感情充沛的人，被这花惹出陈年旧事，于是有一搭没一搭道出一段尘封的记忆。这么多答案，如果不是为了应景，那么全抵不过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这是一朵花。这是我们认识的起点，或者说，是一个常识，人类的全部智慧植根于此。可惜的很，我们经常远离常识，积极犯错，犯漫无边际的错误。比如说，我们常常不把人当人看，而是当作植物，可以连根拔起，当作机器，可以随意操作。世界以他的本来面目展现给人，人却常常心怀破案的冲动，树假想敌，看花不是花，以为后面总藏天机。随便走进一个现代家庭的书架，几乎可以轻易找到两种书，《十万个为什么》和百科全书。前一种给小孩看，我相信一个人童年时期的骄傲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对《十万个为什么》的熟读，至少我是如此。当你年岁渐长，看见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能毫不犹豫地喊出小名甚至学名，看见哧哧的火苗马上想到氧气，小小的胸膛会很快挺起来。另一种与其说给成人看，倒不如说为全人类而写。人类的知识如此浩瀚，以至于我在百科全书面前常感双脚乏力。更要命的困惑是，这两种书把世间万物颠来倒去说了一遍，采取的方式正如前文痛批，看花不是花。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知识和智慧是两码事，二者在语义学上的距离，就如驴和马在生物学上的距离一样遥不可及。但是，指驴作马的事儿常有发生，这也好理解，马和驴远远看去实在很难分别，关键还在于距离。偏执的人硬要刨根问底，把驴和马放在显微镜下，如此则怕一时间也难以在皮毛上取得突破。而智慧的意义在于，在拿起显微镜之前，你已经知道眼前那只四脚动物是驴还是马。日常生活很难跟知识扯上联系，更多时候，我们在常识层面上纠缠不清。一个基本规律是，一个人拥有的常识越来越多，他的智慧也就更加牢固。问题在于，大多数时候我们离常识确实很远，比如现在，我为了说明智慧的不可多得，唠唠叨叨指东道西。这一切只能证明，我也是个看花不是花的大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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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0602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这句干练的话传遍中华大地。国人纷纷打开眼光，打开心灵，在这句话的激励下，走出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今天站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看，这句话依然气势浩大，元气淋漓，依然能给我们一股向前向上的勇气。在那个人人噤若寒蝉的年代里，这句话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在民间普及并拓展了发展一词的涵义。老百姓在一夜之间突然明白，发展不仅仅是个政治术语，还可以用在经济发展上，甚至，可以跟自家的腰包挂钩。最振奋人心的是，我们的政府不再躲躲闪闪，谈虎色变，不再对把发展看作发大财的人民发出警告。政府甚至鼓励老百姓去追求，追求在不久之前还被当作禁忌的东西。这句口号普及了一个常识，社会应该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个过程，发展需要动力。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一系列观点鲜明的理论方针，给改革开放这架社会大机器注入了足够的燃料，后来邓小平在广东挥挥手划下一个圈，告诉这里的人这个地方只管发展，其他的先放在一边。没几年，全国人民开始习惯使用一个流行词汇来形容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深圳速度”。再往后几年，我来到这个世界，并和这片我深爱的热土一起茁壮成长。我还不懂事的年纪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场景，点燃的导火线从北到南，由东向西，哧哧燃烧，引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人们观念上的路开始四通八达，以发展之名，见神杀神，遇佛杀佛。一时间，发展一词接近真理，或者干脆说就是真理本身。很快，我读完小学，进入初中高中，国人也迈过新千年，继续发展，继续向小康奔进。一天，我学会了一点语言学的基础知识，知道一个句子可以按主语、宾语和谓语来加以划分。于是，我试着分析了一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结果很尽人意，我解开了这个真理，卸下三个部件。很快我又沮丧了，用我当时的小脑袋想问题，“发展”是个动词，如何可以放在主语的位置上呢？问老师，老师骂我一句死心眼，然后告诉我“发展”也可以作名词。我点头回到座位，牢牢记住老师的教诲。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并非死心眼，老师不但错怪了我，还差点让我与真理失之交臂。发展不仅应该是个动词，前面更不能缺少主体。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又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如何才是科学发展观？最直接的表述应该是：以人为本。而对我来说最本色的理解是，为发展这个动词找回了作为主体的人。最关键的字眼往往可以见出最微妙的时代差异。“发展才是硬道理”暗示了一个血气方刚的莽汉时代，人们刚从麻木和压迫中解脱，浑身上下充满力量，急于成事，急于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严格地说，不能认为那个时代里没有人去追问发展的主体性。除了集体的荣誉和生存的需要，人们更喜欢用另外一个词来填补发展的主体——“主观能动性”。接下来的问题便置换成，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快更好地发展？同时，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被遮蔽了，那就是：发展的尺度在何处？一切事物都应当有个尺度，不然就会乱套，甚至完全违背初衷，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一个完全封闭的体制完全解散之后，原本分散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开始自由流动，在这之前，流动是单向的，缓慢的，被一种强大的规制性力量牢牢掌控。粗朴有力的发展观恰恰是这个时代生生不息之流动的心态映照，用句中国老话可以进行古今对应——流水不腐，户枢不蠧。社会力量获许充分流动之后，另一个问题应该被提出来，这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流向何方？上述两个问题，尺度和方向，之前的发展观显然无法回答。科学发展观适时而出，相当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外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普及了另一个常识：要把人当人来看待。科学发展观提出来的时候，我刚上高中，政治觉悟和理论勇气都不及现在高涨，那时的粗浅认识是，应该马上给校长写封信，提请学校给八层高的综合大楼安个电梯——图书馆在八楼，每天上上下下要耗去不少体力和时间。我不想那么累，有了电梯，我就可以不必那么累。以人为本，不就是满足人的心愿吗？现在反思，我那时的小脑袋显然很欠发达，但心地却很纯朴，或者说，我心怀美好愿望，只是还不够现实。现代公民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史诗人物常常会向自己抛出一个原型为tobeornottobe的选择题，作答的时候也许会祈神助，最后的主意还是由自己来决定。当然，这种权力是有一定范围的，就像这个例子，答案的可能性只有两种，tobeornottobe。以下这个提问是在合法范围内的。如果有人问，要是我不选择科学发展观，政府会把我扔进监狱吗？这个问题似是而非，却道出了一个隐身在新时代发展观的小问题。发展观的提出，是为了解放国人的思想，从而促使国人在经济领域自由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修剪经济发展过程横生暴长的粗枝大叶，说到底同样是针对经济领域。一旦牵涉到现代公民意识，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发展观之科学，具备科学严密的逻辑性，科学有正误之分，人性或许有善恶之分，却难辩正误。科学发展观要求管理上要做到上下一致不出乱子，有人公然违抗，当然要按制度精神加以惩罚，以维护管理上的权威。问题是，惩罚一个在合法范围内作出选择的公民，这合乎现代公民精神吗？问题是没有止境的，发展观正是在不断的追问中自我完善，不断趋于理论上的无懈可击。过去的三十年里，社会阶层在变动不居之后逐渐趋于稳定。人们在吃好穿好之后，开始考虑做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一切都与发展观的演化密切相关。作为当代大学生，除了努力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更重要同时也更符合大学精神要求的也许在于，对科学发展观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断用人类的常识来验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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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张龙飞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文化的各类定义，至今已不下百余种，而认为文化包括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这由表及里的三个层面，则基本上是中外学者们的共识。异质性势必导致冲突的出现，而一般差异与冲突的表现和发生，往往集中在观念的层面。如果说价值系统和宗教信仰是文化最为核心和底里的东西，那么，如今世界上出现的如此多的形形色色的国际冲突，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宗教信仰差异的根源。世界上各大宗教无不以惩恶扬善、净化人性为基本宗旨，但宗教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却又常常是规模巨大、难以消解的族群冲突的渊薮。甚至有学者干脆就说，人类的历史是宗教卷宗中的历史，人类的战争与冲突根本上是源于宗教或生活信仰的差异性。恰如卡西尔（ErnstCassirer）所说：“它（宗教）鼓励我们与自然交往，与人交往，与超自然的力量和诸神本身交往，然而它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在它的具体表现中，它成了人们之间最深的纠纷和激烈斗争之源泉。”也许2001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是一个灾难性的标志，标志着世界由此正式进入所谓宗教冲突的时代。9.11事件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式向伊斯兰世界宣战，阿富汗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伊拉克站争的锣鼓正式敲响，丹麦的漫画事件风波还紧，激进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上台了，伊朗的核危机让西方焦头烂额之时，伊朗总统马上抛出“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言论，忧心忡忡的时候，伊拉克什叶派的圣殿金顶被炸得面目全非，内战初现端倪；胆战心惊之际，爱尔兰又发生流血事件，印度宗教冲突大爆发，天主教和新教间的老账本再次被翻了出来。从中东地区的连绵战火到9.11的极端恐怖，从伊拉克的内战危机到印度的流血事件，都可以说是宗教冲突的表现形式。亨廷顿（SamuelP.Hungtington）所谓“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固然包含了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内容，但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事实上，亨廷顿本人也正是将宗教视为文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亨廷顿认为，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划分的时代已经结束，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性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冲突的主导因素。因此，如何化解宗教冲突，谋求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繁荣，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著名天主教神学家、“世界伦理宣言”的起草人孔汉思（HansKung，又译为汉斯·昆）曾说：“没有各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国与国之间则很难相互了解；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与沟通，诸教之间则很难达到和平与友好，而诸教之间若不能和平相处，诸国之间亦不可能和平相处或安全共存。”所谓“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越来越不断得到了现实层面的论证，也成为全球众多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如何理解以宗教问题为导火线的社会冲突，学术界有不同的分析模式。一种模式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因此每一所谓的宗教冲突，都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宗教不过是其表象而已。依据这一模式，我们会发现，许多以宗教名义出现的冲突，的确有国际秩序和社会秩序不公平的基础。比如法国的穆斯林骚乱，应该说与法国穆斯林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有关。全球性的激进穆斯林运动，也很难说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较低没有关系。从这一认识模式出发，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宗教问题是特别容易被免费搭车的社会因素。宗教本身是最敏感的社会元素，因此当一些政府、团体或个人对于其他社会问题束手无策，或者想一举成名的时候，利用宗教冲突是一个节省成本的办法。比如丹麦的漫画事件，最近扩展到了尼日利亚和印度，似乎就有搭车之嫌。尼日利亚的激进穆斯林焚烧了１５座基督教堂，死亡10多人，其表达愤怒的手法与丹麦漫画似乎相去甚远。印度北方邦的少数民族福利部长奎瑞西宣布悬赏６００万美元奖给杀死漫画作者的人，杀手将获得与自己一样体重的黄金。不仅旗帜鲜明，而且所赏黄金的办法如此具有煽动性，使人不能不想到此人的其他目的。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模式，认为在社会冲突中，宗教自身就是一个独立因素，不必作为其他经济政治问题的反映。宗教问题自身就可以引发重大社会动荡，比如文明冲突理论就有这一模式的影子。从近几年的国际局势看，这一分析思路有其独到之处。比如对于2006年丹麦的几张漫画，部分穆斯林的愤怒的确出自其宗教教义和感情。以“画”的形式表现穆罕默德，本身就违犯了伊斯兰教的诫条。去过清真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与充满雕塑、绘画的佛寺、基督教堂最大的不同，就是清真寺里没有对圣人的形象描绘。对深受基督宗教熏陶的欧洲人而言，伊斯兰教的这一规矩真是不可思议。在某种意义上，西方艺术就是宗教艺术，如何不能形象地描绘圣人呢？所以当穆斯林提出抗议之后，欧洲报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回应：《法兰西晚报》一下子将耶稣、释迦牟尼等其他宗教的圣人们都画成漫画，告诉穆罕默德不要烦恼，“我们都被漫画化了”。应当承认，不同宗教之间思想差异，应该是丹麦报纸发表漫画的基本原因。作为一个500多万人口，近90％人民信仰路德宗的非移民国家，很难说丹麦的媒体在发表漫画时有什么政治或经济的阴谋。在当今的宗教学研究中，一种宗教传统对于其他宗教传统的态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排斥主义（exclusivism）、包容主义（inclusiv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排斥主义是指自认为独占绝对宗教真理的专属权，否认其他的宗教传统可以为人的存在的终极转化提供真正可行的道路。包容主义是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他宗教传统拥有部分的真理性，但同时认为其他的宗教传统所拥有的真理已经包含在自己的宗教传统之中，其他宗教只是真理的初级阶段，而真理的最后与最高阶段仍然不为其他宗教传统所有，只能通过自己的宗教传统得到揭示和指明。这颇类似于佛教的所谓“判教”。多元主义则能够正视包括自身在内的各个宗教传统的特殊性，认为不同的宗教传统都可以为人类存在的终极性转化提供一条道路，尽管超越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对于超越者的一种回应。用约翰·希克（JohnHick）著名的比喻来说，不同的宗教传统恰如信仰的彩虹，是对同一种神性之光的不同折射。排斥主义和包容主义的关于对待异教的态度面对21世纪突出的宗教冲突问题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再采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其他的宗教不但无助于解决严重的宗教冲突问题，反而只能使得冲突愈加激化。面对现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应该采取“多元主义”的态度，正视自己与他方的特殊性，抱着平等相处和平等对话的态度，坚守“和而不同”的原则才能更好地开始问题的解决。宗教已经成为文化背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宗教的观念和准则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的冲突势必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因此，宗教冲突问题必须通过平等对话来解决，而不是强势的压迫和侵犯，更不是诉诸战争。正因为宗教的因素构成全球范围内文化冲突的根源之一，如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寻求宗教冲突的化解之道，业已成为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参与进行的一项事业。世界各个宗教传统的信奉者以及认同或至少对这些宗教传统有同情了解的研究者们，如今更是正在分别从不同的宗教传统中发掘各种相关的资源，以求能对宗教冲突的化解有所贡献。例如，在今年美国纽约举办的第32世界经济论坛年会（WEF）上，宗教冲突的问题就纳入了会议的议程，显示出经济与宗教两个似乎不相干的领域其实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受邀参加论坛年会的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一方面建议论坛成立宗教委员会，一方面也呼吁信奉或认同佛教传统的人士开发佛教传统的智慧，谋求化解宗教冲突的良策，表示了佛教方面对于全球宗教冲突的回应。对话才是解决之道。当务之急是建立有效的宗教对话机制，各个宗教流派应该撇开成见，以合作而不是敌对的态度真诚地进行交流，共同拟定方案，逐步地落实，消去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以人类共同的追求为基础建立宗教共同愿景，逐步解决矛盾，制止无谓的冲突的出现。面对不理性的宗教情结煽动现象，我们应该持冷静审慎的态度，不能把一切的问题都当成宗教的矛盾，不能把一切的冲突都简单地归结为宗教信仰的差异，毕竟，很多的问题都不全是宗教问题，而是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抑或其他的文化差异性问题。但目前国际上严峻的形势也再次表明：宗教问题已经不能再受到忽视了，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国际社会危机，如果得不到长足的解决，人类将面临无尽的战争和灾难。所有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应该撇开成见，把“和而不同”当成自己信仰中的根本性的原则，尊重其他宗教人群的信仰自由如珍惜自己的信仰自由一样，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选择牺牲上帝真神的子民。冲突既可以让我们流血，也可以使我们坚定对宗教教义中真善美以及和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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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2班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我不喜欢社交，我喜欢的是有时，有人，同我相与微笑。”他是逻辑学家，哲学家，也是工程师，建筑师。单调而深远的哲学，是他生命的底色。作为哲学家，终其一生，他只写了两本书：第一本写在战火纷飞的生死场上，一叠厚厚的手稿沾满同伴和敌人的血与泪，却成了哲学家记录思想的羊皮卷，整理出版后的《逻辑哲学论》无声中构成了对战争的最大反讽；第二本写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们的哲学家不再流浪在外，他在剑桥的一间小房子里拥有了可供取暖的壁炉，壁炉的旁边安置着一个铁皮保险柜，这个柜子守护着哲学家的手稿和笔记，这些如诗行般隐晦和流畅的手稿后来一度无法刊行——哲学家被诊出前列腺癌后，曾一度打算将这些他视如生命的手稿以油印的形式散发给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和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及时阻止了他——这部足以引发革命的手稿应该处理成皮面，烫金，而不是廉价简陋的油印本，后来整理出版的《哲学研究》令所有后辈忙于诠释和注解，也证明了学生的洞见和眼光。他的一生，就像他用来存放手稿的铁皮保险柜，藏着许多后人无从破解的秘密，他渴望感情，却对心智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旦成为他的谈话对象，便会陷入迷山雾海般的思想漩涡里不可自拔，他的身边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吸引一切渴望洞见的人，他的表述形式，习惯用语，声调乃至手势和姿势一再被模仿，所有的模仿无论多么惟妙惟肖，仍无法掩饰模仿者心智的苍白和虚弱。1951年4月29号，他的学生冯赖特如此写道，“我们时代一位声誉卓著的有影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逝世了。”这是我所翻阅过的，有关他因病离世的，最为冷静客观的一条。后来，他的另一个学生，康奈尔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提到，4月27日，在他失去知觉以前，他对一直照顾自己的贝文夫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而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来，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我的讲课不是为观光者举办的。”维特根斯坦的这段陈述，给他的哲学生命做了一个最好的概括。在剑桥大学教书的那些日子，他独有的教学风格，让所有学生见识了思想的破坏力与洞察力。讲席上，他没有讲稿和笔记，他在听众面前进行思考，课堂上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他如何绷紧他的意志力和智力，他对所有的课堂提问，乃至质疑有着极其敏锐的预判——他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是因为他自己无数次地经历了那些迂回曲折的推论过程，当对方在力图把自己的思想变成语言时，维特根斯坦就能察觉出思想的来龙去脉，并为他表述出来。“把精神说清楚是个巨大的诱惑。”他的一生，便深深陷落在这种诱惑中不可自拔。仅有的两本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到底有没把精神说清楚，不得而知。起码，这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做了某种努力，尽管努力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致于让读者一度怀疑是否同出一人之手笔。在《逻辑哲学论》中，维氏试图表明，传统的哲学完全立足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借助于他所独创的图象理论，通过分析来达到对传统哲学的否定性结论，是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所在，而最后的结论极富有终结性色彩和与之具来的悲剧性色彩——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伦理学和美学的一切命题，关系到生活意义的一切命题，一切逻辑命题，甚至一切哲学命题，严格来说，都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认为他就此解决了哲学是否可能的根本问题，建立其上的其他问题也就无足轻重了。事隔多年，他在另一部著作《哲学研究》——即一直存放在铁皮箱子里的手稿——转换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方式，在这部手稿中，语言游戏成了一个频频出现的中心概念。取代逻辑研究而不断明晰出现的，是心理学，乃至精神分析，维特根斯坦也承认，《哲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作者早期著作的直率或含蓄的驳斥。一个思想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造成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多年紧张劳作的成果，都以一种优美有力的风格表达出来，都对当代哲学产生巨大影响，而第二个体系确是批评和驳斥第一个体系的——诚如马尔康姆所言，这种演变在哲学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我不能提供感情，但我却迫切需要感情。”这句话也许暴露了哲学家隐藏在强大心智下的情感空白。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传记中写道：“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总是很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同他谈话的智力要求很高，同样还由于他的严厉，他的无情批评，他的挑剔脾气和他的忧郁。”维特根斯坦对情感和理智，有着同样的准确性和彻底性要求，这点给试图接近他的仰慕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畏惧。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很彻底的完美主义者，也是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对完美和理想的追求让他在纯粹的哲学领域里纵横驰骋如痴如醉，也让他在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可避免的缺憾面前一无所措，他固执于纯粹，也受累于纯粹。维特根斯坦于1912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份巨大的财产——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生前组建了奥地利第一个钢铁卡特尔，而我们的哲学家，从战争回来之后，第一步就是把他所继承的财产全部散光。此后，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帆布靠椅就是他的全部家具。1920年到1926年，他选择到奥地利一个偏远的乡村任教，后来又在维也纳附近的湖特道夫担任园丁助手，这段听上去田园诗般的日子并非诗意而和谐，他的苛求，和理想依旧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从1926年起，维特根斯坦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为他的一个姐姐在维也纳建造一栋住宅，这所房子的所有细节，都是他的作品，免除了一切装潢，以精确的测量和严格的比例为特色，它的美，如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朴素而文静，如赖特所言，甚至具有了典型的现代色彩。同时期，维特根斯坦还完成了一个雕塑，他对材料的处理，依然以心中的完美形态为标准，返照了古希腊人的质朴安详，精致娴静。从建筑到雕塑，包括他后期所从事的医学护理，一方面，足见其天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个性中的动荡不宁。在众多传记中，斯坦福大学的巴特利教授（W.W.Bartley）所著的《维特根斯坦传》，对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有着最具争议的描述，作者试图真实展现维特根斯坦在情感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点在那些试图维护维特根斯坦个人形象的研究者眼中，似乎无法接受。但联系维特根斯坦一生的种种意外之举，也许就不会陷入太大的困惑。“神秘之处不在于世界是怎么样的，而是在于世界是这样的。”马尔康姆曾如此写道：“我相信，维特根斯坦对于任何东西终究会存在这一点，有时会体验到某种惊异的情感。”维特根斯坦从不认为对于上帝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需要任何理性的证明，这一点，和帕斯卡尔和克尔凯戈尔的思想何其类似——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应该说，维特根斯坦在宗教情感上是有所皈依的，这种皈依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关键时刻的救赎。维特根斯坦早年就仔细阅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性格里有着最为深刻的浪漫悲观主义，这一点让我想起王国维，一位同样深受叔本华影响的学人。王国维后来投湖自尽，是否真为学术之断统，或为晚清之覆灭，斯人已逝，不得而知。王国维灵魂深处的危机爆发之时，如果能领承一份来自不可知处的救赎，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或者如维特根斯坦，在他临终之际，也对身边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历史和灵魂从不存在假设，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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