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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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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级文学院汉语言文学3班罗思娜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当韩寒过着奢侈的赛车生活，当郭敬明跻身福布斯富豪榜，当张悦然被冠于“最富才情的女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80后”已经来势汹涌地冲入了文学这个主战场，成为文化娱乐界最大的一顿蛋炒饭。“80后”的持续高温，不仅仅是市场现象，更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80后”一词最早是在2000年7月《诗参考》上以“80年代的诗人的诗”为专栏出现的，随即扩展到小说界乃至整个文学界。“80后”如速生林里的一棵小树几年间就成长为今天的大树，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但由于自身、社会、媒体等原因，“80后”写作仍无法摆脱“青春写作”这个怪圈，甚至走进了文学的死胡同。一、“80后”写作的自我与模仿80年代的人戏剧性地赶上了改革开放、大学扩招这一趟幸福列车，在越来越物质化的年代里，他们在巨大的学习压力和社会竞争中成长。教育体制的失调，造成了80后的反感，由于发泄的需要借助文字，书写了他们独有的心灵历程。80后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苦难，他们无法深刻感受历史的厚重，对历史没有太多的记忆，使得他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资本只能是青春。他们在自我的世界里挥洒着忧郁的青春，试图在流光溢彩的物质世界里寻找发言权，可是在日益老龄化的世界里，他们能充当的角色只能是孩子，而且只能是“孤儿”。作为一名“孤儿”，他们感到孤独与无助，在书写青春的同时融入了自我。某网友曾举例“80后”写作的御用词汇：45度、迷藏、孩子、咖啡、陶瓷、天堂、杂草、白棉布裙、碎花衬衣等。精巧的物质细节成为他们开始说话，自我延伸的开始，对物质的关注又恰恰道出了他们的心声——空虚。空虚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精神特质，“80后”文学，能感觉到他们通用的内心孤独和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略显得无病呻吟也是他们共有的现状。拿他们最喜欢的意象“孩子”为例，他们用孩子的眼光窥视这个世界，希望与所谓的大人们同起同坐。但作为一个孩子，他们没有掌握太多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总会陷入到自我封闭和莫名其妙的忧伤中。忧伤的情绪伴随着他们迷惘地成长，“我的孩子都要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一个孩子”就成了80后一代人的特殊命运。文学评论家曹文轩对“80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秋意太浓，下笔就满笔苍凉，很孤独，很颓废，很绝望。“80后”文学更多的是描写自我的悲观世界，没有太多的理性思考，秋意太浓是在所难免的。而它的这种自我又可归纳为三类：自卑型，自恋型和自大型。三中类型的自我使得“80后”走向了自我禁锢的极端，甚至走进文学的死胡同。这样的社会背景造就了这样一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80后”写手，而语言的张力不足，写作资源的狭窄导致了他们的另一个问题——模仿。“80后”写手大多没有受过传统文学的熏陶，现当代作家和先锋作家却给了他们一条出路，通过对他们的模仿，拼合出梦呓般的文字。郭敬明的《幻城》模仿漫画《圣传》，《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的《圈里圈外》，韩寒《三重门》模仿钱钟书的《围城》，而王朔、王小波、苏童等也成为众多“80后”写手所模仿的对象。模仿是文学创作前期的必经阶段，但不能把模仿看成一种手段，更不能做出抄袭等低劣行为。然而这却不为80后的部分写手所认识，仍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这样往往会把80后文学推向深渊。二、主流文学界的“骂杀”和媒体的“捧杀”鲁迅曾说，要毁灭一个人，有两种方法，一是“骂杀”，一是“捧杀”。“80后”文学恰巧面临着两重尴尬处境。主流文学界与媒体都具有话语强势，主流文学界的不屑和媒体的炒作，是导致“80后”文学进入死胡同的直接原因。主流文学界在没有了解或只知皮毛的情况下，对“80后热”不屑一顾，认为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没有必要把“80后”当一回事，持刻意保持差距的心态静观其变或以长者的身份指责其不是。他们更愿意把“80后”当成“超女”“加油好男儿”一类造星运动看，认为那只是商业化行为，不足于把它看成一种文学现象，更别说文学思潮了。很少会有批评家站出来，客观地评价其作品，引导其走向。主流文学界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势，使得“80后”文学不能在积极的舆论中认识自己，“80后”文学只好一路狂妄下去。与主流文学界相反，媒体为了从“80后”作品中榨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肆意地炒作。把二十好几的“80后”写手称为“少年作家”，并把他们等同于娱乐圈的明星评出“最受欢迎的十大作家”。在拥有在校学生最多的中国大地上，毫不客气地把参差不齐的“80后”作品推向了市场，让具有同样命运的80后学生寻找到自我身份认同。通过“80后”文本80后学生找到了自己，同时在文本中放纵自己，认识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牛逼，如此叛逆，可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在相同感受的牵引下，80后的学生与作家及其所创造的角色形成一个联盟，于是，顺理成章80后作品就为媒体打下一片销售的天地了。“80后”文学只能在商品化中变态的发展了。三、“80后”文学应如何走出文学的死胡同？“80后”文学是一种市场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走出自身文学创作，文学商品化的死胡同。，需要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80后”作家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和对细节的敏感程度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先锋与颠覆，前卫与独立，是前人所不具备的。但也要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走出自我，克服个人言说的自恋，文字无节制的堆砌以及对模仿的小说的低级整合。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想象力最丰富的年龄，撇开名利诱惑，脚踏实地地写作。在写作过程中，除了重视自身之外，还应跳出这个圈子，去审视人性及社会暴露的深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宣泄。其次，主流文学界和媒体应当好导航者的角色，理性地看待并正确引导80后创作。主流文学界应出现更多的批评家对“80后”文学进行正确的评价，而不是“一竿子打死一船人”道听途说的无情批判。还应主动承担起填平两者之间代沟的责任，宽容地接纳并理解其思想，通过自己的主导作用引领其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而不是嗤之以鼻的傲慢态度。而媒体，应明确书是一种商品，而文学不是一种商品。作为新世纪最广阔的平台，媒体要担当起大任，通过适度的宣传引导“80后”读者。肆意的宣传只能阻截“80后”的后路。“80后”文学以哗众取宠的身份在非议中成长，经过岁月的打磨他将就更成熟，并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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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1班林宗衡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人们习惯选择捷径。无论是去图书馆还是到教学楼，走天桥之于走一般的路总是远了那么一段距离。于是，走天桥的人大多是情侣、心灵浪子或追求诗情的同学。天桥的边缘化或许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内心的沙漠化和审美情趣的从俗化。大学是一个做梦、追梦的天堂，是一个积累知识提升能力体验人生的地方，因此大学生应是一个集现实情怀与浪漫主义于一身的群体。没有梦的大学必定缺少色彩，只做梦的大学当梦醒时分身已不在大学。我不敢断言经常伫立于天桥感叹人生世事的同学是大学的佼佼者，但我敢说他们的内心世界一定比其他同学丰富得多。我的身体是天桥的过客，而天桥是我心灵的归宿之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灵魂得到了轮回，成了世人的救世主。而每天不厌其烦地在天桥轮回并不能使我成为耶稣，但我却也成了自我灵魂的救世主。晚上的天桥是一个美妙的人间，尤其冬天夜晚的天桥更具韵味。冬夜的天桥上空没有春天淡云微月般的温馨，没有夏天众星拱月般的灿烂，也没有秋天浩荡无边般的辽阔，但灰白的云层缺处有时也会露出几点凝霜的星光，那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月光更晓情趣。南国的冬天仍然到处鸟语花香，天桥的花儿也正绚烂，要是春天的白日，总有一些蝴蝶蜜蜂面对着心仪的花朵旁若无人地抒情。而冬天的夜里，花儿并不寂寞，它们有月光的陪伴，有寒风的问候，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人在默默地关注，然后把它们刻进诗篇携进梦里。有时当独自一人伫立于天桥俯视桥下路上来往之行人时总不免有一丝黯然的伤感。世人熙熙攘攘所为不过名利，而这一拨拨的大学生所为若何？他们是行尸走肉般每天匆匆忙忙赶路还是怀揣梦想在不断前进？白天称兄道弟者甚多，而晚上能直达心灵交流的有几何？为了所谓的人际无时无刻不在强颜欢笑，有几回能像面对冬夜天桥之花时笑得如此的坦然与自我？脚步随着云脚迁移，从天桥的一头慢慢踱到另一头，灯光散乱，忽明忽暗似乎人生也变换了位置。而从天桥的一头到另一头似乎也是人生某一阶段的完整经历。上坡时得细细地感觉每一步，步伐肩负着引力，走到最高的地方心头忽有一种莫名的喜悦，俯瞰前后左右俨然有睥睨百路之态，而当下坡时总是舍不得每一步，每一步都是一种享受，得用心地品尝。地球的引力给了我们负担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享受的快乐，或许这就是天桥的哲学吧。人总是生活在悖论之中，甚至连走天桥也不能避免。走校园的天桥似乎在进行一种审美、进行一种人生态度的解读，而走校园附近的那座天桥却总令我揪心地痛。或许这就是象牙塔跟社会的矛盾体现吧。传播迷信的，被传播迷信的；失业的，冒充失业的；残废的，假装残废的；虔诚的、耻笑的、不屑的、麻木的……这里似乎浓缩了社会的负面。堂堂七尺身躯横躺路旁，一只破碗向路人发出微微吟叹。我不知道他的双眼写的是迷茫与无助，还是无耻与冷笑；不知道这只破碗装的是望眼欲穿的故乡，还是泯灭的良心与尊严。揭不开神秘的面纱，自标榜为神佛化身的算命者座旁笼罩着伏羲的光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吹唪在虔诚者心头荡漾。可怜的人，对世界的颠倒认识和虚幻的臆想只能化为祈求彼岸的幸福的徒劳，自身的价值将在走向不可知的彼岸过程中一点点被扼杀。我没有肯定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每个人都生活得不容易，求生求进是人的本能与权利。但这一切的一切归咎于谁呢？人的本性？社会？执政者？还是？……我在同情他们的同时也在担心自己，在担心自己的同时也在担心这个社会。社会是不会尽善尽美的，这我知道；连自己命运都主宰不了的人担心别人的命运是可笑与徒劳的，这我知道；想为社会尽一份力，承担起一个青年大学生应有的社会责任，最终只能陷进无能为力的痛苦，这我也知道。或许这是责任与能力在现实面前的矛盾。人总是被束缚于这个矛盾的引力而不能挣脱，甚至连求取片刻的徘徊都不行。至于已到何时，已处何地，又有何意更无从而知。这已不再是一座桥一段路，而是一个向每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匆匆过客展示时代瑕疵的客体，甚至展示了超时代的存在。可怜的过客，谁能从这无形的形态中解放出来？谁能把这些游离而又凝聚的瑕疵浓缩成绚烂的彩虹？谁又能不把这彩虹误当甚至有意识地误当为连接现实与彼岸实实在在的桥？但愿桥还是桥路还是路。时光不会倒流，乾坤也不能扭转。谁能主宰心灵想主宰的东西，谁又能不被心灵所不想主宰的东西主宰？把不堪回首的过去，地基不牢的今天，不可预测的将来纳入八卦的阴阳，一切的一切依然是不可知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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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0602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这句干练的话传遍中华大地。国人纷纷打开眼光，打开心灵，在这句话的激励下，走出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今天站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看，这句话依然气势浩大，元气淋漓，依然能给我们一股向前向上的勇气。在那个人人噤若寒蝉的年代里，这句话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在民间普及并拓展了发展一词的涵义。老百姓在一夜之间突然明白，发展不仅仅是个政治术语，还可以用在经济发展上，甚至，可以跟自家的腰包挂钩。最振奋人心的是，我们的政府不再躲躲闪闪，谈虎色变，不再对把发展看作发大财的人民发出警告。政府甚至鼓励老百姓去追求，追求在不久之前还被当作禁忌的东西。这句口号普及了一个常识，社会应该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个过程，发展需要动力。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一系列观点鲜明的理论方针，给改革开放这架社会大机器注入了足够的燃料，后来邓小平在广东挥挥手划下一个圈，告诉这里的人这个地方只管发展，其他的先放在一边。没几年，全国人民开始习惯使用一个流行词汇来形容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深圳速度”。再往后几年，我来到这个世界，并和这片我深爱的热土一起茁壮成长。我还不懂事的年纪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场景，点燃的导火线从北到南，由东向西，哧哧燃烧，引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人们观念上的路开始四通八达，以发展之名，见神杀神，遇佛杀佛。一时间，发展一词接近真理，或者干脆说就是真理本身。很快，我读完小学，进入初中高中，国人也迈过新千年，继续发展，继续向小康奔进。一天，我学会了一点语言学的基础知识，知道一个句子可以按主语、宾语和谓语来加以划分。于是，我试着分析了一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结果很尽人意，我解开了这个真理，卸下三个部件。很快我又沮丧了，用我当时的小脑袋想问题，“发展”是个动词，如何可以放在主语的位置上呢？问老师，老师骂我一句死心眼，然后告诉我“发展”也可以作名词。我点头回到座位，牢牢记住老师的教诲。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并非死心眼，老师不但错怪了我，还差点让我与真理失之交臂。发展不仅应该是个动词，前面更不能缺少主体。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又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如何才是科学发展观？最直接的表述应该是：以人为本。而对我来说最本色的理解是，为发展这个动词找回了作为主体的人。最关键的字眼往往可以见出最微妙的时代差异。“发展才是硬道理”暗示了一个血气方刚的莽汉时代，人们刚从麻木和压迫中解脱，浑身上下充满力量，急于成事，急于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严格地说，不能认为那个时代里没有人去追问发展的主体性。除了集体的荣誉和生存的需要，人们更喜欢用另外一个词来填补发展的主体——“主观能动性”。接下来的问题便置换成，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快更好地发展？同时，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被遮蔽了，那就是：发展的尺度在何处？一切事物都应当有个尺度，不然就会乱套，甚至完全违背初衷，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一个完全封闭的体制完全解散之后，原本分散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开始自由流动，在这之前，流动是单向的，缓慢的，被一种强大的规制性力量牢牢掌控。粗朴有力的发展观恰恰是这个时代生生不息之流动的心态映照，用句中国老话可以进行古今对应——流水不腐，户枢不蠧。社会力量获许充分流动之后，另一个问题应该被提出来，这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流向何方？上述两个问题，尺度和方向，之前的发展观显然无法回答。科学发展观适时而出，相当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外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普及了另一个常识：要把人当人来看待。科学发展观提出来的时候，我刚上高中，政治觉悟和理论勇气都不及现在高涨，那时的粗浅认识是，应该马上给校长写封信，提请学校给八层高的综合大楼安个电梯——图书馆在八楼，每天上上下下要耗去不少体力和时间。我不想那么累，有了电梯，我就可以不必那么累。以人为本，不就是满足人的心愿吗？现在反思，我那时的小脑袋显然很欠发达，但心地却很纯朴，或者说，我心怀美好愿望，只是还不够现实。现代公民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史诗人物常常会向自己抛出一个原型为tobeornottobe的选择题，作答的时候也许会祈神助，最后的主意还是由自己来决定。当然，这种权力是有一定范围的，就像这个例子，答案的可能性只有两种，tobeornottobe。以下这个提问是在合法范围内的。如果有人问，要是我不选择科学发展观，政府会把我扔进监狱吗？这个问题似是而非，却道出了一个隐身在新时代发展观的小问题。发展观的提出，是为了解放国人的思想，从而促使国人在经济领域自由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修剪经济发展过程横生暴长的粗枝大叶，说到底同样是针对经济领域。一旦牵涉到现代公民意识，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发展观之科学，具备科学严密的逻辑性，科学有正误之分，人性或许有善恶之分，却难辩正误。科学发展观要求管理上要做到上下一致不出乱子，有人公然违抗，当然要按制度精神加以惩罚，以维护管理上的权威。问题是，惩罚一个在合法范围内作出选择的公民，这合乎现代公民精神吗？问题是没有止境的，发展观正是在不断的追问中自我完善，不断趋于理论上的无懈可击。过去的三十年里，社会阶层在变动不居之后逐渐趋于稳定。人们在吃好穿好之后，开始考虑做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一切都与发展观的演化密切相关。作为当代大学生，除了努力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更重要同时也更符合大学精神要求的也许在于，对科学发展观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断用人类的常识来验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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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07综合文科2班张龙飞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而人们一开始反思就常常追问：“生活究竟有没有意义？”换句话说也就是：“生活究竟值不值得过？”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反思的问题，也是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法国哲学家加缪就曾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斩钉截铁地断定：“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生活是否值得过，就是在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余的……都是其次的……必须首先给出回答。”[①]人在生存中不断地追寻、创造、揭示和赋予人生的意义。人总是活在自己生活的意义世界中。人们辛苦、平凡、真实地活着，活着的意义本身就是自在地与其活着的状态融为一体的，就在于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但是，当人活着的时候，就必须对活着的意义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人是奔着某种意义而活着的，活着就是要活出意义来而不只是为了获得存活的基本条件。“人类生存的秘密不在于只是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人如果没有一个为谁而活着的牢固的信念，他就不配活着。”意义使人做事和做人有了依据、基础和目的、使命。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探问社会生活事件对于人生有无意义。人做某件事，总要思考和发现做这件事的意义，否则不经反省的事件是不值得做的。人的一生就是由无数大小不同的事件所构成的，经过反省和奋斗的人生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人生，而不经反省和奋斗的人生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生活有没有意义？首先要问“生活的意义”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含义，也就是要对“意义”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一番分析。日常语言中的“意义”有两种用法：一种是语义学上的用法二一种是价值论中的用法。语文教学词语辨析练习中常问某个词的意义，比如说“打雷”中的“打”是什么意义，这里的“意义”是语义学中的用法，指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所表示的内容。而我们在询问某一事件的意义或者日常生活中某物对自己有什么意义时，这里的意义就是价值论中的用法，是指主客体关系中的一种价值。张岱年说：“常语有云，人生之意义。常语所谓意义者有二，一名言之意义，二事物之意义。”[②]价值论中的意义是一种特殊的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目的的效用。人们只有通过反思意识到目的才能觉悟到自己活动的意义。托尔斯泰曾经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这么写道：“‘也许，我过去生活得不对头吧？’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个想法。‘但是有为什么不对头呢，我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的啊？’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便立刻把这唯一能够解决生死之谜的想法当作完全不可能的事，从自己脑海里驱逐掉了。”那我们就不禁要问：到底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否分个体性和整体性？作为各种具体活动的生活的意义，有人认为，生活就是人们日常的各种具体活动。冯友兰认为：“人生即是我们人之举措设施。‘吃饭’是人生，‘生小孩’是人生，‘招呼朋友’也是人生……”[③]我说：“人生之真相，即是具体的人生。”生活中的各项具体活动都是有各自明确的目的，譬如吃饭是为了免于饥饿满足食欲，生孩子是为了繁衍后代使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招呼朋友是为了联络感情保持人脉关系等等。如果生活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体活动，那么生活的目的也就是这些具体活动的各种目的，生活的意义也就在于通过各种活动来实现这些目的。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如吃饭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与亲朋好友交往能够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那么他的生活就是有意义的。事实上，只要一个人具备基本的生活能力，都能较好地实现吃饭穿衣、招呼朋友、工作学习等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体活动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上说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是有意义的。有的人不满足于上文中对生活意义的解释，认为生活的这些意义都是未经反思的表层肤浅的意义，如果对它们进一步加以推敲反思，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意义就会被推翻。比如，你吃饭是为了免于饥饿满足食欲，学习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工作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生孩子是为了繁衍后代……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有意识的具体活动都有某个具体目的，但你生活中的这些所有的具体活动合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如果各种具体活动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么，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提出这类问题的人实际上不是把生活理解为人们日常的各种具体活动，而是将生活理解为一个人一生中各种活动组成的一个整体，是一种作为整体的生活。他们理解的生活意义也就是人的一生作为整体对于某个目的的意义。那么，生活中存在这样的意义吗？的确，如果一个人一生中没有明确的目的，浑浑噩噩了此一生，人们评价他时会说这个人行尸走肉虚度一生，他的生活没什么意义。但现实中多数人并非如此。人是有意识的、历史的存在，能够对过去不断反思，对未来进行筹划，而不仅仅满足于对现在的享受，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为自己树立一个贯穿一生、毕生追求的总体目标一一书巨活目的。人们在确立自己的目的之后，就会相应地制定一个系统的生活计划来实现这一目的。美国哲学家诺齐克说：“一个人按照某种总体的计划塑造他的生活，也就是在赋予他的生活以某种意义。只有一个有能力如此塑造他的生活的存在者，能够拥有或者努力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可见，一个人可以通过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并制定相应的生活计划来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当然，确立的生活目的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不同的人会确立不同的人生目标。就我们生活的中国社会来说，传统中有“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就是树立超群出众的道德楷模；“立功”就是建立彪炳千古的丰功伟业；“立言”就是写出世代传诵的不朽篇章，志向远大的人应该以这些为人生目标来实现自己生活的意义。生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生活计划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会根据现实的情况不断修订和补充。但不管生活目的如何不同、生活计划如何变动，必须有一个这样的目的和计划，否则生活作为整体就会失去意义。当然，仅有一个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相应的生活计划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生活充满意义，他还必须为实现自己的生活计划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充满热情地积极行动，并依此来指引自己的各种行动。如果一个人只是确立自己的生活目的、制定自己的生活计划，却从不肯为实现它们而付出艰辛的劳动，整日陷入空想之中虚掷光阴，这样的生活同样没有意义。生活的意义问题不是那种需要或者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的确，它更像是一则不可或缺的隐喻或是对生活的看法和洞察，从中你可以看出自己正扮演着何种特定的角色，有着哪些合理的期待。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对它的看法从多方面决定了你未来的生活方向。比如，如果你觉得生活是一场游戏，那么你对生活的这种看法将决定你不会严肃地对待生活。如果你看重的是游戏的过程，那么游戏的意义就在于玩的过程，你怎样玩。如果你在意的是游戏结果的输赢，那么游戏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你是否在这场你死我活的竞争中赢得游戏。[④]生活的意义问题并非只是发现的问题，它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创造活动，回答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把生活当什么。正是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决定了我们在其中所能发现的意义。[①][美]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第73页[M].张卜天译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②]张岱年.张岱年文集：第三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③]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④][美]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第61页[M].张卜天译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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