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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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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级文学院汉语言文学3班罗思娜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当韩寒过着奢侈的赛车生活，当郭敬明跻身福布斯富豪榜，当张悦然被冠于“最富才情的女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80后”已经来势汹涌地冲入了文学这个主战场，成为文化娱乐界最大的一顿蛋炒饭。“80后”的持续高温，不仅仅是市场现象，更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80后”一词最早是在2000年7月《诗参考》上以“80年代的诗人的诗”为专栏出现的，随即扩展到小说界乃至整个文学界。“80后”如速生林里的一棵小树几年间就成长为今天的大树，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但由于自身、社会、媒体等原因，“80后”写作仍无法摆脱“青春写作”这个怪圈，甚至走进了文学的死胡同。一、“80后”写作的自我与模仿80年代的人戏剧性地赶上了改革开放、大学扩招这一趟幸福列车，在越来越物质化的年代里，他们在巨大的学习压力和社会竞争中成长。教育体制的失调，造成了80后的反感，由于发泄的需要借助文字，书写了他们独有的心灵历程。80后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苦难，他们无法深刻感受历史的厚重，对历史没有太多的记忆，使得他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资本只能是青春。他们在自我的世界里挥洒着忧郁的青春，试图在流光溢彩的物质世界里寻找发言权，可是在日益老龄化的世界里，他们能充当的角色只能是孩子，而且只能是“孤儿”。作为一名“孤儿”，他们感到孤独与无助，在书写青春的同时融入了自我。某网友曾举例“80后”写作的御用词汇：45度、迷藏、孩子、咖啡、陶瓷、天堂、杂草、白棉布裙、碎花衬衣等。精巧的物质细节成为他们开始说话，自我延伸的开始，对物质的关注又恰恰道出了他们的心声——空虚。空虚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精神特质，“80后”文学，能感觉到他们通用的内心孤独和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略显得无病呻吟也是他们共有的现状。拿他们最喜欢的意象“孩子”为例，他们用孩子的眼光窥视这个世界，希望与所谓的大人们同起同坐。但作为一个孩子，他们没有掌握太多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总会陷入到自我封闭和莫名其妙的忧伤中。忧伤的情绪伴随着他们迷惘地成长，“我的孩子都要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一个孩子”就成了80后一代人的特殊命运。文学评论家曹文轩对“80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秋意太浓，下笔就满笔苍凉，很孤独，很颓废，很绝望。“80后”文学更多的是描写自我的悲观世界，没有太多的理性思考，秋意太浓是在所难免的。而它的这种自我又可归纳为三类：自卑型，自恋型和自大型。三中类型的自我使得“80后”走向了自我禁锢的极端，甚至走进文学的死胡同。这样的社会背景造就了这样一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80后”写手，而语言的张力不足，写作资源的狭窄导致了他们的另一个问题——模仿。“80后”写手大多没有受过传统文学的熏陶，现当代作家和先锋作家却给了他们一条出路，通过对他们的模仿，拼合出梦呓般的文字。郭敬明的《幻城》模仿漫画《圣传》，《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的《圈里圈外》，韩寒《三重门》模仿钱钟书的《围城》，而王朔、王小波、苏童等也成为众多“80后”写手所模仿的对象。模仿是文学创作前期的必经阶段，但不能把模仿看成一种手段，更不能做出抄袭等低劣行为。然而这却不为80后的部分写手所认识，仍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这样往往会把80后文学推向深渊。二、主流文学界的“骂杀”和媒体的“捧杀”鲁迅曾说，要毁灭一个人，有两种方法，一是“骂杀”，一是“捧杀”。“80后”文学恰巧面临着两重尴尬处境。主流文学界与媒体都具有话语强势，主流文学界的不屑和媒体的炒作，是导致“80后”文学进入死胡同的直接原因。主流文学界在没有了解或只知皮毛的情况下，对“80后热”不屑一顾，认为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没有必要把“80后”当一回事，持刻意保持差距的心态静观其变或以长者的身份指责其不是。他们更愿意把“80后”当成“超女”“加油好男儿”一类造星运动看，认为那只是商业化行为，不足于把它看成一种文学现象，更别说文学思潮了。很少会有批评家站出来，客观地评价其作品，引导其走向。主流文学界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势，使得“80后”文学不能在积极的舆论中认识自己，“80后”文学只好一路狂妄下去。与主流文学界相反，媒体为了从“80后”作品中榨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肆意地炒作。把二十好几的“80后”写手称为“少年作家”，并把他们等同于娱乐圈的明星评出“最受欢迎的十大作家”。在拥有在校学生最多的中国大地上，毫不客气地把参差不齐的“80后”作品推向了市场，让具有同样命运的80后学生寻找到自我身份认同。通过“80后”文本80后学生找到了自己，同时在文本中放纵自己，认识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牛逼，如此叛逆，可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在相同感受的牵引下，80后的学生与作家及其所创造的角色形成一个联盟，于是，顺理成章80后作品就为媒体打下一片销售的天地了。“80后”文学只能在商品化中变态的发展了。三、“80后”文学应如何走出文学的死胡同？“80后”文学是一种市场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走出自身文学创作，文学商品化的死胡同。，需要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80后”作家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和对细节的敏感程度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先锋与颠覆，前卫与独立，是前人所不具备的。但也要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走出自我，克服个人言说的自恋，文字无节制的堆砌以及对模仿的小说的低级整合。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想象力最丰富的年龄，撇开名利诱惑，脚踏实地地写作。在写作过程中，除了重视自身之外，还应跳出这个圈子，去审视人性及社会暴露的深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宣泄。其次，主流文学界和媒体应当好导航者的角色，理性地看待并正确引导80后创作。主流文学界应出现更多的批评家对“80后”文学进行正确的评价，而不是“一竿子打死一船人”道听途说的无情批判。还应主动承担起填平两者之间代沟的责任，宽容地接纳并理解其思想，通过自己的主导作用引领其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而不是嗤之以鼻的傲慢态度。而媒体，应明确书是一种商品，而文学不是一种商品。作为新世纪最广阔的平台，媒体要担当起大任，通过适度的宣传引导“80后”读者。肆意的宣传只能阻截“80后”的后路。“80后”文学以哗众取宠的身份在非议中成长，经过岁月的打磨他将就更成熟，并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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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张龙飞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文化的各类定义，至今已不下百余种，而认为文化包括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这由表及里的三个层面，则基本上是中外学者们的共识。异质性势必导致冲突的出现，而一般差异与冲突的表现和发生，往往集中在观念的层面。如果说价值系统和宗教信仰是文化最为核心和底里的东西，那么，如今世界上出现的如此多的形形色色的国际冲突，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宗教信仰差异的根源。世界上各大宗教无不以惩恶扬善、净化人性为基本宗旨，但宗教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却又常常是规模巨大、难以消解的族群冲突的渊薮。甚至有学者干脆就说，人类的历史是宗教卷宗中的历史，人类的战争与冲突根本上是源于宗教或生活信仰的差异性。恰如卡西尔（ErnstCassirer）所说：“它（宗教）鼓励我们与自然交往，与人交往，与超自然的力量和诸神本身交往，然而它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在它的具体表现中，它成了人们之间最深的纠纷和激烈斗争之源泉。”也许2001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是一个灾难性的标志，标志着世界由此正式进入所谓宗教冲突的时代。9.11事件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式向伊斯兰世界宣战，阿富汗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伊拉克站争的锣鼓正式敲响，丹麦的漫画事件风波还紧，激进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上台了，伊朗的核危机让西方焦头烂额之时，伊朗总统马上抛出“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言论，忧心忡忡的时候，伊拉克什叶派的圣殿金顶被炸得面目全非，内战初现端倪；胆战心惊之际，爱尔兰又发生流血事件，印度宗教冲突大爆发，天主教和新教间的老账本再次被翻了出来。从中东地区的连绵战火到9.11的极端恐怖，从伊拉克的内战危机到印度的流血事件，都可以说是宗教冲突的表现形式。亨廷顿（SamuelP.Hungtington）所谓“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固然包含了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内容，但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事实上，亨廷顿本人也正是将宗教视为文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亨廷顿认为，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划分的时代已经结束，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性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冲突的主导因素。因此，如何化解宗教冲突，谋求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繁荣，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著名天主教神学家、“世界伦理宣言”的起草人孔汉思（HansKung，又译为汉斯·昆）曾说：“没有各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国与国之间则很难相互了解；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与沟通，诸教之间则很难达到和平与友好，而诸教之间若不能和平相处，诸国之间亦不可能和平相处或安全共存。”所谓“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越来越不断得到了现实层面的论证，也成为全球众多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如何理解以宗教问题为导火线的社会冲突，学术界有不同的分析模式。一种模式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因此每一所谓的宗教冲突，都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宗教不过是其表象而已。依据这一模式，我们会发现，许多以宗教名义出现的冲突，的确有国际秩序和社会秩序不公平的基础。比如法国的穆斯林骚乱，应该说与法国穆斯林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有关。全球性的激进穆斯林运动，也很难说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较低没有关系。从这一认识模式出发，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宗教问题是特别容易被免费搭车的社会因素。宗教本身是最敏感的社会元素，因此当一些政府、团体或个人对于其他社会问题束手无策，或者想一举成名的时候，利用宗教冲突是一个节省成本的办法。比如丹麦的漫画事件，最近扩展到了尼日利亚和印度，似乎就有搭车之嫌。尼日利亚的激进穆斯林焚烧了１５座基督教堂，死亡10多人，其表达愤怒的手法与丹麦漫画似乎相去甚远。印度北方邦的少数民族福利部长奎瑞西宣布悬赏６００万美元奖给杀死漫画作者的人，杀手将获得与自己一样体重的黄金。不仅旗帜鲜明，而且所赏黄金的办法如此具有煽动性，使人不能不想到此人的其他目的。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模式，认为在社会冲突中，宗教自身就是一个独立因素，不必作为其他经济政治问题的反映。宗教问题自身就可以引发重大社会动荡，比如文明冲突理论就有这一模式的影子。从近几年的国际局势看，这一分析思路有其独到之处。比如对于2006年丹麦的几张漫画，部分穆斯林的愤怒的确出自其宗教教义和感情。以“画”的形式表现穆罕默德，本身就违犯了伊斯兰教的诫条。去过清真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与充满雕塑、绘画的佛寺、基督教堂最大的不同，就是清真寺里没有对圣人的形象描绘。对深受基督宗教熏陶的欧洲人而言，伊斯兰教的这一规矩真是不可思议。在某种意义上，西方艺术就是宗教艺术，如何不能形象地描绘圣人呢？所以当穆斯林提出抗议之后，欧洲报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回应：《法兰西晚报》一下子将耶稣、释迦牟尼等其他宗教的圣人们都画成漫画，告诉穆罕默德不要烦恼，“我们都被漫画化了”。应当承认，不同宗教之间思想差异，应该是丹麦报纸发表漫画的基本原因。作为一个500多万人口，近90％人民信仰路德宗的非移民国家，很难说丹麦的媒体在发表漫画时有什么政治或经济的阴谋。在当今的宗教学研究中，一种宗教传统对于其他宗教传统的态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排斥主义（exclusivism）、包容主义（inclusiv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排斥主义是指自认为独占绝对宗教真理的专属权，否认其他的宗教传统可以为人的存在的终极转化提供真正可行的道路。包容主义是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他宗教传统拥有部分的真理性，但同时认为其他的宗教传统所拥有的真理已经包含在自己的宗教传统之中，其他宗教只是真理的初级阶段，而真理的最后与最高阶段仍然不为其他宗教传统所有，只能通过自己的宗教传统得到揭示和指明。这颇类似于佛教的所谓“判教”。多元主义则能够正视包括自身在内的各个宗教传统的特殊性，认为不同的宗教传统都可以为人类存在的终极性转化提供一条道路，尽管超越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对于超越者的一种回应。用约翰·希克（JohnHick）著名的比喻来说，不同的宗教传统恰如信仰的彩虹，是对同一种神性之光的不同折射。排斥主义和包容主义的关于对待异教的态度面对21世纪突出的宗教冲突问题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再采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其他的宗教不但无助于解决严重的宗教冲突问题，反而只能使得冲突愈加激化。面对现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应该采取“多元主义”的态度，正视自己与他方的特殊性，抱着平等相处和平等对话的态度，坚守“和而不同”的原则才能更好地开始问题的解决。宗教已经成为文化背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宗教的观念和准则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的冲突势必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因此，宗教冲突问题必须通过平等对话来解决，而不是强势的压迫和侵犯，更不是诉诸战争。正因为宗教的因素构成全球范围内文化冲突的根源之一，如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寻求宗教冲突的化解之道，业已成为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参与进行的一项事业。世界各个宗教传统的信奉者以及认同或至少对这些宗教传统有同情了解的研究者们，如今更是正在分别从不同的宗教传统中发掘各种相关的资源，以求能对宗教冲突的化解有所贡献。例如，在今年美国纽约举办的第32世界经济论坛年会（WEF）上，宗教冲突的问题就纳入了会议的议程，显示出经济与宗教两个似乎不相干的领域其实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受邀参加论坛年会的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一方面建议论坛成立宗教委员会，一方面也呼吁信奉或认同佛教传统的人士开发佛教传统的智慧，谋求化解宗教冲突的良策，表示了佛教方面对于全球宗教冲突的回应。对话才是解决之道。当务之急是建立有效的宗教对话机制，各个宗教流派应该撇开成见，以合作而不是敌对的态度真诚地进行交流，共同拟定方案，逐步地落实，消去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以人类共同的追求为基础建立宗教共同愿景，逐步解决矛盾，制止无谓的冲突的出现。面对不理性的宗教情结煽动现象，我们应该持冷静审慎的态度，不能把一切的问题都当成宗教的矛盾，不能把一切的冲突都简单地归结为宗教信仰的差异，毕竟，很多的问题都不全是宗教问题，而是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抑或其他的文化差异性问题。但目前国际上严峻的形势也再次表明：宗教问题已经不能再受到忽视了，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国际社会危机，如果得不到长足的解决，人类将面临无尽的战争和灾难。所有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应该撇开成见，把“和而不同”当成自己信仰中的根本性的原则，尊重其他宗教人群的信仰自由如珍惜自己的信仰自由一样，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选择牺牲上帝真神的子民。冲突既可以让我们流血，也可以使我们坚定对宗教教义中真善美以及和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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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006级4班梁俏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理想国》的上篇“理想国家与理想政治”中“论财产与老有所福”克法洛斯提到晚年的自己随着对肉体快乐的需求越来越清淡，就越来越享受聊天的快乐。他没有和别的老人一样感觉到晚年的苦，他老有所养，老有所福。在我们看来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灵魂得到了宁静与自由。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对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看透了，他好好地享受着晚年的那份平静与安宁。幸福是什么概念，是老有所养，老有所福吗？幸福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看法。贫穷的人认为有用不完的钱就是幸福的，富有的人认为能与家人轻轻松松地吃个饭度度假就是幸福的，恋爱的人觉得和对方在一起就是幸福的，爱智慧者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遨翔，静静地看本书，做学问就是他们眼中的幸福。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有一百种看法。无论具体人们的幸福观是怎样的，它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它支配着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何种选择，为社会做何种贡献。那么幸福是如何定义的呢？“我们现在主张自足就是无待而有，它使生活变得愉快，不感匮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不过把幸福称为最高的善，看来是种同语反复。”“我们把善看作是灵魂的行为和活动，这乃是个早已存在的、古老而美好的主张，现在的哲学家们也没有不同的意见。在这里，准确地说明了行为和现实活动就是目的，所以灵魂的现实活动就是善，但不是外在的善。幸福就是生活优裕、行为美好的观点和这一原理完全符合，因为我们已经把它规定为某种好的生活和好的行为。”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到的关于幸福的理解。幸福作为最高的善，是灵魂的行为和活动。幸福有外在的表现，最明显的标志是一个人感到幸福时，他精神上也必定感到满足，他的脸上会洋溢着微笑。灵魂的行为意味着幸福只能去感受，而不是一个摆在你的面前，昭示它就是传说中的最高的善——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理感觉，它捉摸不透，它灵变。亚里士多德提到灵魂的现实活动就是善，可是并不是每一个灵魂都是美好的，那么丑陋的灵魂所展示的行为还是善吗？幸福不是外在的善，那生活优裕、行为美好不是外在的可观的表现吗？幸福不仅仅需要内在心灵的感触也需要一些物质实体的支撑。亚里士多德把善的事物分成三个部分：一些称为外在的善，另一些称为灵魂和身体的善。而灵魂的善是主要的、最高的善，换句话说，灵魂上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外在的物质可以使我们生存得更好，但是精神上的满足是我们寻觅已久的幸福。“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德性，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审慎，另外一些人则把智慧当作幸福，还有一些把其中的一项与快乐相结合，至少把快乐当作不可缺少的因素。此外，还有人把外在的好运气也加进来。这一些说法中有的源远流长，主张的人数众多，有的虽出自少数人，但他们是杰出的人物，不过没有一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它们或者在某一点上站得住脚，或者大部分都能认同。”无论是德性、智慧，还是快乐都与我们平时所感悟到的幸福相关。“最美好、最善良、最快乐也就是幸福”如此看来世界上只有追求幸福的人，而没有真正得到幸福之人。“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幸福以自身为目的，同时又是其他一切目的之目的。这种以幸福为伦理活动终极目的的观点被称作幸福主义。”“一个完全合乎德性而现实活动着，并拥有充分的外在善的人，难道不能称之为幸福吗？还必须加上，他不是短时间的，而注定终生如此生活，直到末日的来到。不过，既然我们主张幸福是目的，是彻底的完成，那么它究竟如何也就难于说清了。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有生命的东西中，把已具备和将具备所说条件的称为至福，当然是至福之人。”真正幸福之人尚且没有出现，因为我们人类暂时是拥有充分的外在善，可是我们的行为还有待于继续修炼。幸福是目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以追求幸福为目的，一步步地向幸福的灯塔迈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我们的守卫者仅仅只能得到吃的，除此之外，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还能拿到钱。因此，他们想去哪里都无法如愿，就连旅游都和他们无关。至于女人、高消费、住奢华住宅，那就更不敢想了。”在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这观点是荒谬的，因为这样的守卫者跑完全世界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如此商品经济充斥着市场，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着。“我说城邦守卫者的那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柏拉图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的人眼中似乎是疯子所言。没有人愿意奉献自己去做守卫者，忍受着各种的诱惑，但是自己却不能去尝试。中国的贪污现象自古有之，而且这股风气难以灭绝，就是因为人的欲望在作祟。没有的想拥有，有了的希望的到更好的，似乎在颠峰的人又想满足一下自己玩刺激的心态。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构建的才是理想国，而现实中的城邦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而且理想国中博爱的思想在传统的中国也难以很好地传播开来。因为中国人落叶归根，讲究认祖祭宗。而理想国中孩子不能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身体有残疾的婴儿当场掐死，从人道主义方面而论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想国过于美好而没有在现实中存在，但是它是人们追求幸福的一种表现。有了这幅美好的蓝图，人们生活的方面更加明确。幸福不仅仅是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政治，它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善的体现，它不停留在外在的善，它是灵魂上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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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1班林宗衡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开学伊始，各类报刊招新活动铺天盖地而来，使刚踏进大学校园的新生应接不暇，更是举棋不定。校园报刊可谓种类齐全，阵容强大，产量颇高，咋一看，一片繁荣景象，形式大好，让人甚感欣慰与振奋！然当我们拉开这“繁荣”的面纱，心头却掠过一丝本不该有的黯淡。物象繁荣，非心象繁荣。繁荣不仅是物象的繁，更应是心象的荣，物象与心象的双重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各类校园报纸杂志虽产量丰盛，快者一月一期，中者三月两期，慢者几月一期，每间宿舍每月所收报刊不下十份，派发报刊者成了各间宿舍常客。曾有笑话，宿舍四友正关门高谈阔论，忽有人敲门，竟异口同声说：“准是派报纸杂志的！”开门，果然！若舍长把每年收到的报刊集中卖掉，四人准可以大大地快活一般。然报刊若能被当废纸卖掉，乃其三生修来之福分，更多者可谓命运悲惨。派发者后脚刚离宿舍，所派报刊或成屁股底下之物或成抹脚布或被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或被铺于桌面侍奉快餐。瞟一眼者不少，看一会者不多，读之者难觅。不知这是校园报刊之悲还是大学生之悲。如此一般境况，报刊虽多何用？拼命地出版拼命地印刷，徒浪费劳力财力。我们是否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尝试让报刊真正走进读者内心，而非一味促进物象繁荣了？圈子繁荣，非大众繁荣。文学院是文学的殿堂，钟情于文学者甚多。然而源于多种原因，文学爱好者的水平有高下之分，其所关注的文学焦点更不尽相同。报刊尤其文学性报刊是主要的文学阵地，所面临的是广大读者，而不是圈子里的人。但圈子里某些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只顾自个儿舞文弄墨，写文章时故弄玄虚，乱拈术语，自谓高深，可笑连作者自己都不知所云。外人读此类文章，只能叹息：“吾辈可望不可即也！”于是读者敬而远之。文学报刊固然要保持自己的风格，体现较强的文学性，但文学性不是术语堆积起来的，更不是故弄玄虚者可为之。作为报刊，文字本应两边走，要在各类读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留住旧的读者，争取新的读者，增大报刊在读者中的覆盖面。而不是无形中划定了一个圈子，与外界形成了阻隔。一个报刊的读者若只是其作者，那便是莫大的悲哀！圈子繁荣，非大众繁荣还表现在报刊社团之间的抗拒性。校园报刊社团之间的友好交流，对社团及刊物本身都可以产生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交流，而是闭塞。它们更多时候或冷眼相对，老死不相往来；或互相贬责，好像自己才是真命天子；或仿佛一山难容二虎，拼得你死我活方能求得立身之地。一个报刊社团不能仅仅睁大眼睛盯着自个儿的那张报纸或那本杂志，应该敞开大门，与他人热烈拥抱，取长补短，携手共进！这是一个社团应有的心胸和眼光，态度决定自己的高度！“小女生”散文繁荣，非多种文体繁荣。校园报刊所登文章多出自文学院学生之笔，文院男少女多，悬殊可怜，因此校园文坛基本是女生天下，所以小女生散文繁荣也不足为怪了，更何况在这平淡的岁月里，日子如涓涓细流，虽偶有风波，也激不起澎湃之情。文院女生不乏多愁善感者，偶有风吹草动，或遇阴天细雨，秋节飘絮，花残月缺，便心湖荡漾，愁绪相生。诉之于笔，所成之文免不了是些零碎心绪，读之无气，嚼之无味，品之无奇。再看看其他文体，写戏剧者难觅踪迹，写小说者少之又少，写诗歌者虽多然不知所写是何物。小女生散文可谓泛滥！说得好听点，他们在探索人性的深层，与真实的心灵对话；说得难听点，是无病呻吟。当然，“小女生”并不专指性别，只是指那类缺少大气，缺少时代气息，缺少现实人文关怀的文章风格。作为文院学生，不管是男还是女，都应走出自己的内心，放眼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关注人生。虽说在载道和唯美之间，在各种文体各种风格之间尽有天地任作者回旋，不必执着一端，但处今日非常之时局，而竟不闻不问，不怒不惊，乃至孤灯小楼，一仍个人内心是务，也未免太狭隘了。也许有些话说得过于不留情面，但这些都是存在且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敢于直面，而不是一味回避。事在人为，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校园报刊一片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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