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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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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恬恬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范克明同志撰写的《张学良传》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作者不是根据研究张学良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题，而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并注意吸收今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安事变和研究张学良的最新研究成果，秉笔直书，立论公允，既写史，也写人；既写景，也写情。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为传主立传，因而使它既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从张学良的青少年一直写到他幽居台湾的晚年。全书内容充实，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但作者从容以对，如数家珍，以饱含激情和清丽隽永的笔墨，展现出张将军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与他那丰富复杂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他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位爱国名将的奋斗史，不如说它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张学良不仅是“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还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由此，改变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也由此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他无怨无悔地说：“我是一个罪魁，却成为历史焦点。但是，如果国家与民族还需要我，我将终身奋斗不已！”读罢此书，你会对他既往茫茫，不堪回首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朋友。1934年，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现在唯一救国之方，是坚确决心，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社会和我的国家。”在民族危亡之秋，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杨虎城将军一起义无返顾地发动西安事变，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先后代表我党高度赞誉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们不朽的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唯有春风今又还。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首诗，题为《自我遗憾作》。如众所周知，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团结抗日为重，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死生度外，义薄云阙”。是蒋氏食言，张学良才身陷囹圄。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被囚禁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谈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就必定会想到蒋介石。蒋是坚决反共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被扣在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手谕，对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这也是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在西安事变中取得的成果。使得局面有了一定的好转。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和自由。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为了中国抗日而做出的决定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虽然没有因此而死，但他却失去了半生的自由。他是为了爱国而付出的代价，他所做的这一切，最终结果是有利于中国的，不能不承认是他的贡献。有的人不同意历史对他的赞扬，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张少帅的爱国情。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少帅在前些年一直都没有回来看一看自己为之奋斗的而又阔别了几十年的祖国呢？于少帅，于我们，都是一个遗憾！千里之外，哪个游子不想家？不想自己的亲人？当他离开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忧伤与惆怅，可是，他能回来吗？远在大洋彼岸，路途遥远，又几经波折。只有把这份情，这份思念，埋藏在心中了。也许，他放不下包袱，正如李敖先生说的：“他太老了，思想包袱太重。他觉得无颜面对东北父老，毕竟是他放弃了东北。”但最终的、最正确的答案在少帅的心里，外人只是作无谓的猜测。张学良的爱国新是不容置疑的，他为祖国放弃了太多。他没有对国家有何要求，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品行又有多少人能有呢？只因为他老年流浪在外，没有回国，就招致那么多的猜疑，甚至诽谤？请你们翻开历史，请你们看看《张学良传》，你们会明白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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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0601张晓玲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从笔墨飘香的字里行间走来，从清末民国的滚滚红尘中走来，一个京华烟云的奇女子，姚木兰。这样一个奇女子，需要用数十万字来阐释。2004年，被张永琛改编拍摄，姚木兰被再一次演绎。一袭精美的旗袍勾勒出动人的曲线，轻施粉黛，明眸善睐，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闺秀风范。她的背后是几个大家族被时代碾过的废墟，苍茫而且悲壮。当书中的姚木兰和屏幕上的姚木兰相遇，看戏人，我，于时空之外，为这个温润如玉、蕙质兰心的女子，哭了又笑。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一张上好的古琴，遇不到精通音律的人，也弹奏不出绕梁琴音。姚木兰，容颜美丽，饱读诗书，还略懂医术，熟谙甲骨，会唱京剧。这样的才女，也只有孔立夫，才能成为其子期伯乐。正因为如此，当看到影视中的姚木兰被一场没有感情的婚姻伤得百孔千疮，孔立夫与姚木兰定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无论是原著中姚木兰懵懵懂懂地听从父母之命嫁给儿时青梅竹马的曾荪亚，爱慕成为心中一丝朦胧的情愫；还是改编后木兰委曲求全，为了弥补妹妹逃婚犯下的错误被迫出嫁，阴差阳错，衷肠不及倾诉，不同的起因走向的是同一个让人抱憾的结局。只有两处让向来从容淡定、处事不惊的姚木兰方寸大乱，一次是爱女的被杀，一次是孔立夫的被捕入狱。当刚直耿介的孔立夫口诛笔伐当局政府而身陷囹圄，木兰于铁栏外与立夫十指相扣，难以自已，失声痛哭，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军阀头子周旋试图获得一纸释放孔立夫的公文。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但他们发乎情，止乎礼，精神的相知相惜足以让他们为任何一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种叫“知己”的爱，可以比厮守一生的夫妻之情更纯粹。向来情不自禁，往往至情至性。一场被辜负了的爱，成就了一场盛世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深刻。婚姻危机看小女子力挽狂澜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被看作现代版的《红楼梦》，不同的人物与红楼梦中人该做怎样的对应见仁见智，在我看来，曾荪亚好比不受拘束的贾宝玉，不屑仕途，但少了几分性灵和纯粹，姚木兰有薛宝钗的识大体而少几分功利之心，有史湘云的潇洒豪放而多几分稳重。“妙想夫人”的她志趣高雅，乐于接受新思想，纵容着曾荪亚的不图功名，喜好玩乐。但是，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面对丈夫的出轨，看她如何化解危机，力挽狂澜。不再素面朝天，卸下荆钗布裙，换上锦衣华服，恢复自己的容貌优势；继而与情敌曹丽华秘密见面，没有盛气凌人，而是不卑不亢。在给曹丽华的信中，木兰措词委婉而又谦恭含蓄：“日之所见，幸何如之！快何如之！承蒙不弃，赐予洽谈，谦和坦率，相见恨晚”，将曹丽华的心灵防备层层瓦解，既赢得了对方的好感，又让对方惊叹出语不俗；再次，欲擒故纵，大胆提出纳妾的提议，反叫曹丽华无地自容；最后，三人于家中开诚布公的见面，让曹丽华知趣抽身而退，也让曾荪亚羞惭迷途知返。不同于书中个性软弱，如同手中玩偶的曾荪亚，影视中的曾家三少爷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不谙世事，任性、执拗，因为把木兰看作父母之外限制自由的枷锁，用种种赌气、伤害他人的方式来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这场情感的战役，虽然木兰使用的是同一套路，但赢得很艰辛。这里的木兰过于隐忍，宽容得几乎失去了原则。层层逼近，步步为营，姚木兰好比女诸葛，硝烟殆尽，智慧尽显。此种收心之术为不少女性作家津津乐道。书中所言的胜利出乎意料地顺利，给人一种情节的单薄之感，缺少抵达心扉的力量。而改编剧作中却似乎说明了：哪怕是一桩并不如人愿的婚姻，木兰也能够凭智慧扭转乾坤。其智慧固然让人击节称赞，我却有一种没来由的悲凉之感：你赢的东西是你真正想要的吗？如果不是，赢了其实也是输了。影片所不能阐释和我所不能淡化用短短40几集的影片来打造煌煌数十万字的鸿篇巨制，避免不了情节的删改和浓缩。影片聚焦于姚木兰年轻时候的经历，刻画了生动的人性、时世的动荡、家族的衰落，故事在姚木兰父亲姚思安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于熊熊烈火中戛然而止。我一直试图去淡化那个色彩浓重的时代背景，但对于一个完整的姚木兰，我发现我淡化不了，儿时的走散、与孔立夫的精神之恋，与曾荪亚、曹丽华的精神纠葛、痛失爱女、亲人分离、南逃路上收留孤儿种种，构成了一个不断成熟、发展着的姚木兰。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得到道教思想对木兰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该是姚思安），她一直在追寻一种心灵的安宁和平静。而林语堂先生，在全书的结尾，把这种心灵的归宿融于那个历史时代的沉重和悲怆，铸就了一种精神人格的成长和坚韧。于文章的末尾，我不得不申明此文的写作前提——作者死了。绝非对林语堂先生的冒犯与不敬，而是哲学家德里达所说的无法找到作者原本的含义。这部著作绝非影片足以详尽阐释，也非我所能读透，我只愿做那“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之人，取我所需，感我所感。或许偏颇，或许无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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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0602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这句干练的话传遍中华大地。国人纷纷打开眼光，打开心灵，在这句话的激励下，走出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今天站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看，这句话依然气势浩大，元气淋漓，依然能给我们一股向前向上的勇气。在那个人人噤若寒蝉的年代里，这句话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在民间普及并拓展了发展一词的涵义。老百姓在一夜之间突然明白，发展不仅仅是个政治术语，还可以用在经济发展上，甚至，可以跟自家的腰包挂钩。最振奋人心的是，我们的政府不再躲躲闪闪，谈虎色变，不再对把发展看作发大财的人民发出警告。政府甚至鼓励老百姓去追求，追求在不久之前还被当作禁忌的东西。这句口号普及了一个常识，社会应该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个过程，发展需要动力。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一系列观点鲜明的理论方针，给改革开放这架社会大机器注入了足够的燃料，后来邓小平在广东挥挥手划下一个圈，告诉这里的人这个地方只管发展，其他的先放在一边。没几年，全国人民开始习惯使用一个流行词汇来形容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深圳速度”。再往后几年，我来到这个世界，并和这片我深爱的热土一起茁壮成长。我还不懂事的年纪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场景，点燃的导火线从北到南，由东向西，哧哧燃烧，引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人们观念上的路开始四通八达，以发展之名，见神杀神，遇佛杀佛。一时间，发展一词接近真理，或者干脆说就是真理本身。很快，我读完小学，进入初中高中，国人也迈过新千年，继续发展，继续向小康奔进。一天，我学会了一点语言学的基础知识，知道一个句子可以按主语、宾语和谓语来加以划分。于是，我试着分析了一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结果很尽人意，我解开了这个真理，卸下三个部件。很快我又沮丧了，用我当时的小脑袋想问题，“发展”是个动词，如何可以放在主语的位置上呢？问老师，老师骂我一句死心眼，然后告诉我“发展”也可以作名词。我点头回到座位，牢牢记住老师的教诲。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并非死心眼，老师不但错怪了我，还差点让我与真理失之交臂。发展不仅应该是个动词，前面更不能缺少主体。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又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如何才是科学发展观？最直接的表述应该是：以人为本。而对我来说最本色的理解是，为发展这个动词找回了作为主体的人。最关键的字眼往往可以见出最微妙的时代差异。“发展才是硬道理”暗示了一个血气方刚的莽汉时代，人们刚从麻木和压迫中解脱，浑身上下充满力量，急于成事，急于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严格地说，不能认为那个时代里没有人去追问发展的主体性。除了集体的荣誉和生存的需要，人们更喜欢用另外一个词来填补发展的主体——“主观能动性”。接下来的问题便置换成，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快更好地发展？同时，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被遮蔽了，那就是：发展的尺度在何处？一切事物都应当有个尺度，不然就会乱套，甚至完全违背初衷，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一个完全封闭的体制完全解散之后，原本分散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开始自由流动，在这之前，流动是单向的，缓慢的，被一种强大的规制性力量牢牢掌控。粗朴有力的发展观恰恰是这个时代生生不息之流动的心态映照，用句中国老话可以进行古今对应——流水不腐，户枢不蠧。社会力量获许充分流动之后，另一个问题应该被提出来，这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流向何方？上述两个问题，尺度和方向，之前的发展观显然无法回答。科学发展观适时而出，相当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外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普及了另一个常识：要把人当人来看待。科学发展观提出来的时候，我刚上高中，政治觉悟和理论勇气都不及现在高涨，那时的粗浅认识是，应该马上给校长写封信，提请学校给八层高的综合大楼安个电梯——图书馆在八楼，每天上上下下要耗去不少体力和时间。我不想那么累，有了电梯，我就可以不必那么累。以人为本，不就是满足人的心愿吗？现在反思，我那时的小脑袋显然很欠发达，但心地却很纯朴，或者说，我心怀美好愿望，只是还不够现实。现代公民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史诗人物常常会向自己抛出一个原型为tobeornottobe的选择题，作答的时候也许会祈神助，最后的主意还是由自己来决定。当然，这种权力是有一定范围的，就像这个例子，答案的可能性只有两种，tobeornottobe。以下这个提问是在合法范围内的。如果有人问，要是我不选择科学发展观，政府会把我扔进监狱吗？这个问题似是而非，却道出了一个隐身在新时代发展观的小问题。发展观的提出，是为了解放国人的思想，从而促使国人在经济领域自由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修剪经济发展过程横生暴长的粗枝大叶，说到底同样是针对经济领域。一旦牵涉到现代公民意识，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发展观之科学，具备科学严密的逻辑性，科学有正误之分，人性或许有善恶之分，却难辩正误。科学发展观要求管理上要做到上下一致不出乱子，有人公然违抗，当然要按制度精神加以惩罚，以维护管理上的权威。问题是，惩罚一个在合法范围内作出选择的公民，这合乎现代公民精神吗？问题是没有止境的，发展观正是在不断的追问中自我完善，不断趋于理论上的无懈可击。过去的三十年里，社会阶层在变动不居之后逐渐趋于稳定。人们在吃好穿好之后，开始考虑做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一切都与发展观的演化密切相关。作为当代大学生，除了努力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更重要同时也更符合大学精神要求的也许在于，对科学发展观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断用人类的常识来验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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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1班林宗衡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山坡上发现一只死猫。死猫只剩下了一个干瘪的头颅和尾巴，尸体大部分已经和尘土融为一体，像个猫型的小土堆。这之前它必是虫豸的美餐和苍蝇的舞台，是周围空气的恶魔。现在，它反而有点美，像大自然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让人百看不厌，遐想连篇。一个星期后，我在山坡上读《庄子》时，正陷进庄子虚无思想的苦闷中，忽然看见一只活猫在闲逛，于是又记起那只死猫。当再次走近它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猫型的土堆上已经长了几株嫩绿的小草，一个星期前的猫头和尾巴也已经融进了尘埃。我眼前又晃现出刚才的那只活猫，不禁感慨，它们活着的时候或捕鼠守家或逍遥惬意，死后亦不忘肥沃土壤，孕育小草，生命的价值没有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终止，而是化成尘埃继续延续。对庄子关于生命的虚无看法，我开始怀疑。我曾参观过医学院的尸体房。尸体一排排地陈列在装满福尔马林的透明容器里，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体器官遍布房间。福尔马林的味道弥漫在阴森森的氛围里，置身其中，不免有些胆颤。不时进来一拨拨的医学生，他们或在仔细观察人体构造，或在认真地听教授讲解，或低头若有所思。在他们面前，尸体已经不是尸体，而是学习的器具。捐赠尸体的人是伟大的，此行为已远远超越爱心的本身而直达对生命价值及自我价值的肯定。生老病死，盛衰荣枯，乃自然规律。万物终归黄土，猫如此，人亦是。面对猫型的土堆及其孕育的嫩芽，我们应给予足够的敬意，这是对生命的敬畏；面对尸体房的尸体，我们应给予足够的敬仰，这是对灵魂的敬慕。猫也许是因病暴毙山坡，也许是因偷吃被主人打伤致死，也许是因中毒身亡，但这些死因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死后确实肥沃了土壤，孕育了新的生命。不管尸体房里的尸体生前是无恶不作的罪犯，不知廉耻的道德败类，还是维持人间正义的英雄，堪称世人道德楷模的圣人，也都已无所谓，所谓的是他们死后的躯体继续造福于他人；若是前者，则是对生前罪过的救赎，若是后者，则是对生命价值的叠加。脑海浮现出《庄子·列御寇》中所载庄子对死后身体处置的故事：“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于庄子看来，死后一切皆空，躯体不管如何处置都一样，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旷达的表现，但他否定了自我生命的存在，这种虚无的人生观我已实在不敢恭维。庄妻死时庄子曾“鼓盆而歌”，他认为人在生之前本就是一个“无”，生命因偶然得来，死后又复归于“无”，这很公平。然而，人虽赤裸裸而来，但并非赤裸裸而去，鸟飞过尚且留有痕迹，更何况人呢。人来世间一遭，必真实存在过，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即使死后，也不会化为虚无，因为还有尘埃，乃至精神。鲁迅曾就庄子的话针锋相对地指出：“……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这是对生命的执着肯定，生命是有价值的，即使死后的身体也不能随便处置，因为这关系到生命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意向。生命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世间万物都无法跨越生死的大限，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取消对生命的终极价值的关注，抹杀生与死的界限，甚至如庄子认为生简直是一种累赘，死倒是一种解脱。生命的张力在于对生的执着，对死的肯定；当生不再可能时，便把生命的价值移植于死后，死后仍生。譬如，死猫不死。200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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