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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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07综合文科2班张龙飞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胡适被视为中国的“个人主义”旗手，他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但同时，他的很多思想曾长时间被人们批判，其中一个针对点就是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他所提倡的健全个人主义成为中国现代重要的思想，同时这一思想中的很多内容也成为国内关于个人主义争议的焦点。胡适在《再谈“五四”运动》一文中有这样的解释：“但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提倡的是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是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他认为，一些人把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当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来批评，平心而说，“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他举苏俄当时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努力的例子反驳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同样需要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他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是他的宗教。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有四层含义：一是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二是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三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四是尊重并容忍他。他认为易卜生（Ibsen）的思想最能够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易卜生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先生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他多次引用易卜生的话说“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塑造成器”，“你的最大责任是要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他认始终坚信，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他非常重视个人发展的作用，他说“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曾动情地号召青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胡适提倡的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要存疑，反教条，具有批评精神。他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要“大胆的假设”。其二是要注重事实与证据，注重“求证”，绝不容许偏见和个人利益来影响个人的判断、左右个人观点，即要“小心的求证”。这种怀疑并非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其目的只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是必须“撇开成见、搁起情感”的。这种求证，也并非是主观的臆断，是必须有充分的证据的。他批评那些缺乏独立思想的人：“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因为：“……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他说：“……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只有自己有独立的意识，才能为群体做事，救助群体。不能因为胡适在“世界‘陆沉’”的具体情况下强调自我拯救，就以为他主张的个人主义是私性的。易卜生强调“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按照胡适的解释，“这种‘唯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用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因为前提是“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方法是先使个人成器。除了发展个人能力和追求自由独立之外胡适还认为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是健全的个人主义不可缺少的精髓。胡适先生在文章中这样说，“人生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假如有人说“人生如梦”，那么我们“岂可不振作一番，做一个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梦”。他说，“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冒险进取的。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可见，胡适先生是反对消极的人生态度的。胡适先生提倡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且其言行要对社会负责。他援引杜威博士的话说，“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又引用了范文正在《灵鸟赋》中的话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提倡人们要“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上腐败情形，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可见胡适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也是一种敢于同腐败势力抗争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一种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精神。假如除去这一点，则不能称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一直坚定认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他说：“容忍是很不常见的，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们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们的容忍。“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我们就应该先培养能够容忍谅解他人不同见解的度量”。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所提倡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负责任的、理性的个人主义，而决不是那种单纯从自我利益出发的唯我主义，更不是提倡只是自私自利地追求个人发展，，胡适先生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虽然强调救国要从发展个人入手，但其目的更主要却是要“有益于社会”。我们不能把他的“个人主义”断章取义，不能忽略了胡适先生也是推崇个人应该积极服务社会的，也是提倡社会协进观念的。胡适不但不主张私性个人主义，而且也很反对这一点。差不多和五四运动同时，新村运动在日本轰轰烈烈地展开，波及到了中国，周作人等人参加。新村运动也标榜个人主义，但本质上与独善其身的隐逸生活同，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主要是批评新村运动，文中他重复了杜威的真个人主义的两条，指出新村运动为“独善的个人主义”即为我主义（egoism，或译利己主义）,强调杜威所讲的个人主义，即真个人主义，即既具有独立人格、又为社会负责的个人主义。胡适此文针对新村运动个人主义的单纯私性，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的公性，提出“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社会的’新生活”。由于新村运动者也标榜个人主义，所以胡适用“非个人主义”，以示与之对立，但这样的用法欠妥：自由主义者胡适怎么又主张“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呢？他肯定新村的人“完全发展自己个性”（这只能满足杜威真个人主义第一点），他批评的是他们企图脱离社会独善其身，（违背了杜威真个人主义第二点）。就是说，新村人忽视了胡适一贯着重强调的个人主义的“公性”的一面：要对社会负责任、不计个人利害、甚至不怕牺牲生命，即强调的是他的一贯思想即健全的个人主义，为社会负责的个人主义，他所以说新村运动者具有危险性，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打出的是个人主义旗号，但不是健全的、完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而是与传统的独善其身相近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中国读书人具有亲和力，具有欺骗性。胡适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展个人、独立思考、积极进取，以及容忍他人等理念，无疑是社会发展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真正的个人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它绝对不是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的。相反，健全的个人主义不单只有利于个人的强大，也将有利于集体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呼唤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不能忽视个人主义的重要性，不能再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打压个人主义，更不应该继续扭曲健全个人主义，扭曲胡适的伟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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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1班林宗衡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人们习惯选择捷径。无论是去图书馆还是到教学楼，走天桥之于走一般的路总是远了那么一段距离。于是，走天桥的人大多是情侣、心灵浪子或追求诗情的同学。天桥的边缘化或许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内心的沙漠化和审美情趣的从俗化。大学是一个做梦、追梦的天堂，是一个积累知识提升能力体验人生的地方，因此大学生应是一个集现实情怀与浪漫主义于一身的群体。没有梦的大学必定缺少色彩，只做梦的大学当梦醒时分身已不在大学。我不敢断言经常伫立于天桥感叹人生世事的同学是大学的佼佼者，但我敢说他们的内心世界一定比其他同学丰富得多。我的身体是天桥的过客，而天桥是我心灵的归宿之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灵魂得到了轮回，成了世人的救世主。而每天不厌其烦地在天桥轮回并不能使我成为耶稣，但我却也成了自我灵魂的救世主。晚上的天桥是一个美妙的人间，尤其冬天夜晚的天桥更具韵味。冬夜的天桥上空没有春天淡云微月般的温馨，没有夏天众星拱月般的灿烂，也没有秋天浩荡无边般的辽阔，但灰白的云层缺处有时也会露出几点凝霜的星光，那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月光更晓情趣。南国的冬天仍然到处鸟语花香，天桥的花儿也正绚烂，要是春天的白日，总有一些蝴蝶蜜蜂面对着心仪的花朵旁若无人地抒情。而冬天的夜里，花儿并不寂寞，它们有月光的陪伴，有寒风的问候，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人在默默地关注，然后把它们刻进诗篇携进梦里。有时当独自一人伫立于天桥俯视桥下路上来往之行人时总不免有一丝黯然的伤感。世人熙熙攘攘所为不过名利，而这一拨拨的大学生所为若何？他们是行尸走肉般每天匆匆忙忙赶路还是怀揣梦想在不断前进？白天称兄道弟者甚多，而晚上能直达心灵交流的有几何？为了所谓的人际无时无刻不在强颜欢笑，有几回能像面对冬夜天桥之花时笑得如此的坦然与自我？脚步随着云脚迁移，从天桥的一头慢慢踱到另一头，灯光散乱，忽明忽暗似乎人生也变换了位置。而从天桥的一头到另一头似乎也是人生某一阶段的完整经历。上坡时得细细地感觉每一步，步伐肩负着引力，走到最高的地方心头忽有一种莫名的喜悦，俯瞰前后左右俨然有睥睨百路之态，而当下坡时总是舍不得每一步，每一步都是一种享受，得用心地品尝。地球的引力给了我们负担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享受的快乐，或许这就是天桥的哲学吧。人总是生活在悖论之中，甚至连走天桥也不能避免。走校园的天桥似乎在进行一种审美、进行一种人生态度的解读，而走校园附近的那座天桥却总令我揪心地痛。或许这就是象牙塔跟社会的矛盾体现吧。传播迷信的，被传播迷信的；失业的，冒充失业的；残废的，假装残废的；虔诚的、耻笑的、不屑的、麻木的……这里似乎浓缩了社会的负面。堂堂七尺身躯横躺路旁，一只破碗向路人发出微微吟叹。我不知道他的双眼写的是迷茫与无助，还是无耻与冷笑；不知道这只破碗装的是望眼欲穿的故乡，还是泯灭的良心与尊严。揭不开神秘的面纱，自标榜为神佛化身的算命者座旁笼罩着伏羲的光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吹唪在虔诚者心头荡漾。可怜的人，对世界的颠倒认识和虚幻的臆想只能化为祈求彼岸的幸福的徒劳，自身的价值将在走向不可知的彼岸过程中一点点被扼杀。我没有肯定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每个人都生活得不容易，求生求进是人的本能与权利。但这一切的一切归咎于谁呢？人的本性？社会？执政者？还是？……我在同情他们的同时也在担心自己，在担心自己的同时也在担心这个社会。社会是不会尽善尽美的，这我知道；连自己命运都主宰不了的人担心别人的命运是可笑与徒劳的，这我知道；想为社会尽一份力，承担起一个青年大学生应有的社会责任，最终只能陷进无能为力的痛苦，这我也知道。或许这是责任与能力在现实面前的矛盾。人总是被束缚于这个矛盾的引力而不能挣脱，甚至连求取片刻的徘徊都不行。至于已到何时，已处何地，又有何意更无从而知。这已不再是一座桥一段路，而是一个向每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匆匆过客展示时代瑕疵的客体，甚至展示了超时代的存在。可怜的过客，谁能从这无形的形态中解放出来？谁能把这些游离而又凝聚的瑕疵浓缩成绚烂的彩虹？谁又能不把这彩虹误当甚至有意识地误当为连接现实与彼岸实实在在的桥？但愿桥还是桥路还是路。时光不会倒流，乾坤也不能扭转。谁能主宰心灵想主宰的东西，谁又能不被心灵所不想主宰的东西主宰？把不堪回首的过去，地基不牢的今天，不可预测的将来纳入八卦的阴阳，一切的一切依然是不可知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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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恬恬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范克明同志撰写的《张学良传》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作者不是根据研究张学良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题，而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并注意吸收今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安事变和研究张学良的最新研究成果，秉笔直书，立论公允，既写史，也写人；既写景，也写情。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为传主立传，因而使它既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从张学良的青少年一直写到他幽居台湾的晚年。全书内容充实，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但作者从容以对，如数家珍，以饱含激情和清丽隽永的笔墨，展现出张将军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与他那丰富复杂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他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位爱国名将的奋斗史，不如说它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张学良不仅是“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还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由此，改变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也由此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他无怨无悔地说：“我是一个罪魁，却成为历史焦点。但是，如果国家与民族还需要我，我将终身奋斗不已！”读罢此书，你会对他既往茫茫，不堪回首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朋友。1934年，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现在唯一救国之方，是坚确决心，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社会和我的国家。”在民族危亡之秋，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杨虎城将军一起义无返顾地发动西安事变，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先后代表我党高度赞誉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们不朽的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唯有春风今又还。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首诗，题为《自我遗憾作》。如众所周知，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团结抗日为重，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死生度外，义薄云阙”。是蒋氏食言，张学良才身陷囹圄。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被囚禁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谈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就必定会想到蒋介石。蒋是坚决反共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被扣在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手谕，对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这也是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在西安事变中取得的成果。使得局面有了一定的好转。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和自由。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为了中国抗日而做出的决定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虽然没有因此而死，但他却失去了半生的自由。他是为了爱国而付出的代价，他所做的这一切，最终结果是有利于中国的，不能不承认是他的贡献。有的人不同意历史对他的赞扬，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张少帅的爱国情。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少帅在前些年一直都没有回来看一看自己为之奋斗的而又阔别了几十年的祖国呢？于少帅，于我们，都是一个遗憾！千里之外，哪个游子不想家？不想自己的亲人？当他离开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忧伤与惆怅，可是，他能回来吗？远在大洋彼岸，路途遥远，又几经波折。只有把这份情，这份思念，埋藏在心中了。也许，他放不下包袱，正如李敖先生说的：“他太老了，思想包袱太重。他觉得无颜面对东北父老，毕竟是他放弃了东北。”但最终的、最正确的答案在少帅的心里，外人只是作无谓的猜测。张学良的爱国新是不容置疑的，他为祖国放弃了太多。他没有对国家有何要求，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品行又有多少人能有呢？只因为他老年流浪在外，没有回国，就招致那么多的猜疑，甚至诽谤？请你们翻开历史，请你们看看《张学良传》，你们会明白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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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张龙飞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文化的各类定义，至今已不下百余种，而认为文化包括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这由表及里的三个层面，则基本上是中外学者们的共识。异质性势必导致冲突的出现，而一般差异与冲突的表现和发生，往往集中在观念的层面。如果说价值系统和宗教信仰是文化最为核心和底里的东西，那么，如今世界上出现的如此多的形形色色的国际冲突，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宗教信仰差异的根源。世界上各大宗教无不以惩恶扬善、净化人性为基本宗旨，但宗教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却又常常是规模巨大、难以消解的族群冲突的渊薮。甚至有学者干脆就说，人类的历史是宗教卷宗中的历史，人类的战争与冲突根本上是源于宗教或生活信仰的差异性。恰如卡西尔（ErnstCassirer）所说：“它（宗教）鼓励我们与自然交往，与人交往，与超自然的力量和诸神本身交往，然而它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在它的具体表现中，它成了人们之间最深的纠纷和激烈斗争之源泉。”也许2001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年份，是一个灾难性的标志，标志着世界由此正式进入所谓宗教冲突的时代。9.11事件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式向伊斯兰世界宣战，阿富汗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伊拉克站争的锣鼓正式敲响，丹麦的漫画事件风波还紧，激进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上台了，伊朗的核危机让西方焦头烂额之时，伊朗总统马上抛出“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言论，忧心忡忡的时候，伊拉克什叶派的圣殿金顶被炸得面目全非，内战初现端倪；胆战心惊之际，爱尔兰又发生流血事件，印度宗教冲突大爆发，天主教和新教间的老账本再次被翻了出来。从中东地区的连绵战火到9.11的极端恐怖，从伊拉克的内战危机到印度的流血事件，都可以说是宗教冲突的表现形式。亨廷顿（SamuelP.Hungtington）所谓“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固然包含了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内容，但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事实上，亨廷顿本人也正是将宗教视为文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亨廷顿认为，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划分的时代已经结束，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性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冲突的主导因素。因此，如何化解宗教冲突，谋求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繁荣，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著名天主教神学家、“世界伦理宣言”的起草人孔汉思（HansKung，又译为汉斯·昆）曾说：“没有各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国与国之间则很难相互了解；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与沟通，诸教之间则很难达到和平与友好，而诸教之间若不能和平相处，诸国之间亦不可能和平相处或安全共存。”所谓“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越来越不断得到了现实层面的论证，也成为全球众多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如何理解以宗教问题为导火线的社会冲突，学术界有不同的分析模式。一种模式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因此每一所谓的宗教冲突，都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宗教不过是其表象而已。依据这一模式，我们会发现，许多以宗教名义出现的冲突，的确有国际秩序和社会秩序不公平的基础。比如法国的穆斯林骚乱，应该说与法国穆斯林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有关。全球性的激进穆斯林运动，也很难说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较低没有关系。从这一认识模式出发，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宗教问题是特别容易被免费搭车的社会因素。宗教本身是最敏感的社会元素，因此当一些政府、团体或个人对于其他社会问题束手无策，或者想一举成名的时候，利用宗教冲突是一个节省成本的办法。比如丹麦的漫画事件，最近扩展到了尼日利亚和印度，似乎就有搭车之嫌。尼日利亚的激进穆斯林焚烧了１５座基督教堂，死亡10多人，其表达愤怒的手法与丹麦漫画似乎相去甚远。印度北方邦的少数民族福利部长奎瑞西宣布悬赏６００万美元奖给杀死漫画作者的人，杀手将获得与自己一样体重的黄金。不仅旗帜鲜明，而且所赏黄金的办法如此具有煽动性，使人不能不想到此人的其他目的。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模式，认为在社会冲突中，宗教自身就是一个独立因素，不必作为其他经济政治问题的反映。宗教问题自身就可以引发重大社会动荡，比如文明冲突理论就有这一模式的影子。从近几年的国际局势看，这一分析思路有其独到之处。比如对于2006年丹麦的几张漫画，部分穆斯林的愤怒的确出自其宗教教义和感情。以“画”的形式表现穆罕默德，本身就违犯了伊斯兰教的诫条。去过清真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与充满雕塑、绘画的佛寺、基督教堂最大的不同，就是清真寺里没有对圣人的形象描绘。对深受基督宗教熏陶的欧洲人而言，伊斯兰教的这一规矩真是不可思议。在某种意义上，西方艺术就是宗教艺术，如何不能形象地描绘圣人呢？所以当穆斯林提出抗议之后，欧洲报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回应：《法兰西晚报》一下子将耶稣、释迦牟尼等其他宗教的圣人们都画成漫画，告诉穆罕默德不要烦恼，“我们都被漫画化了”。应当承认，不同宗教之间思想差异，应该是丹麦报纸发表漫画的基本原因。作为一个500多万人口，近90％人民信仰路德宗的非移民国家，很难说丹麦的媒体在发表漫画时有什么政治或经济的阴谋。在当今的宗教学研究中，一种宗教传统对于其他宗教传统的态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排斥主义（exclusivism）、包容主义（inclusiv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排斥主义是指自认为独占绝对宗教真理的专属权，否认其他的宗教传统可以为人的存在的终极转化提供真正可行的道路。包容主义是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他宗教传统拥有部分的真理性，但同时认为其他的宗教传统所拥有的真理已经包含在自己的宗教传统之中，其他宗教只是真理的初级阶段，而真理的最后与最高阶段仍然不为其他宗教传统所有，只能通过自己的宗教传统得到揭示和指明。这颇类似于佛教的所谓“判教”。多元主义则能够正视包括自身在内的各个宗教传统的特殊性，认为不同的宗教传统都可以为人类存在的终极性转化提供一条道路，尽管超越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对于超越者的一种回应。用约翰·希克（JohnHick）著名的比喻来说，不同的宗教传统恰如信仰的彩虹，是对同一种神性之光的不同折射。排斥主义和包容主义的关于对待异教的态度面对21世纪突出的宗教冲突问题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再采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其他的宗教不但无助于解决严重的宗教冲突问题，反而只能使得冲突愈加激化。面对现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应该采取“多元主义”的态度，正视自己与他方的特殊性，抱着平等相处和平等对话的态度，坚守“和而不同”的原则才能更好地开始问题的解决。宗教已经成为文化背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宗教的观念和准则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的冲突势必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因此，宗教冲突问题必须通过平等对话来解决，而不是强势的压迫和侵犯，更不是诉诸战争。正因为宗教的因素构成全球范围内文化冲突的根源之一，如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寻求宗教冲突的化解之道，业已成为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参与进行的一项事业。世界各个宗教传统的信奉者以及认同或至少对这些宗教传统有同情了解的研究者们，如今更是正在分别从不同的宗教传统中发掘各种相关的资源，以求能对宗教冲突的化解有所贡献。例如，在今年美国纽约举办的第32世界经济论坛年会（WEF）上，宗教冲突的问题就纳入了会议的议程，显示出经济与宗教两个似乎不相干的领域其实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受邀参加论坛年会的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一方面建议论坛成立宗教委员会，一方面也呼吁信奉或认同佛教传统的人士开发佛教传统的智慧，谋求化解宗教冲突的良策，表示了佛教方面对于全球宗教冲突的回应。对话才是解决之道。当务之急是建立有效的宗教对话机制，各个宗教流派应该撇开成见，以合作而不是敌对的态度真诚地进行交流，共同拟定方案，逐步地落实，消去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以人类共同的追求为基础建立宗教共同愿景，逐步解决矛盾，制止无谓的冲突的出现。面对不理性的宗教情结煽动现象，我们应该持冷静审慎的态度，不能把一切的问题都当成宗教的矛盾，不能把一切的冲突都简单地归结为宗教信仰的差异，毕竟，很多的问题都不全是宗教问题，而是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抑或其他的文化差异性问题。但目前国际上严峻的形势也再次表明：宗教问题已经不能再受到忽视了，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国际社会危机，如果得不到长足的解决，人类将面临无尽的战争和灾难。所有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应该撇开成见，把“和而不同”当成自己信仰中的根本性的原则，尊重其他宗教人群的信仰自由如珍惜自己的信仰自由一样，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选择牺牲上帝真神的子民。冲突既可以让我们流血，也可以使我们坚定对宗教教义中真善美以及和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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