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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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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0809孙燕琴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2008年10月17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在这个日子在华师的５栋２０１，我观看了一场精彩无比的辩论赛．别样的面孔，别样的激情；别样的口才，别样的见解；别样的深刻．自从通过面试，走进口才协会，踏入这个家的大门，我就以成为它的一份子而倍感光荣．＂校口才协会＂，多么响当当的名字．在这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群英荟萃，尽展辉煌．即使是刚入门的０８级的新生也毫不逊色．有点遗憾，自己未能参与这次的辩论赛．然而，＂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作为观众的我全神贯注的观看了整个赛事．细细地聆听各个辩手的发言．我的思维活跃着，跟着赛程一起流动．虽然没有成为辩手，单我已经把自己的心、自己的思维完全荣融入了辩论赛中。它也是属于我我的辩论赛，我对“我的辩论赛”感触颇深．通过＂我的辩论赛＂，我才清楚明白，＂辩论＂并不是简单的＂辩＂与＂论＂，尤其在赛场上，它必须以实力为根基，以准备为前提，以技巧为手段．我深深地了解到＂辩论＂里存在着如此大的学问．从感性方面上说，它更凸显了团结合作与细节的不可或缺。辩论赛场上有8名辩手，分别是正反方一、二、三、四辩。待比赛结束后，评委评论道：此次辩论赛非常精彩，但美中不足，双方的辩手都没有凸显出自己的辩位。在我看来，那些同学都很有次序、很有条理地发言，怎么冒出个“辨位”的概念呢？经过评委的解答后，我才明白“辨位”在赛场上是非常讲究的。辩手们必须要非常了解自己，并慎重地把自己安排到一个适合的辨位，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突出各个辨位的作用，让自己的团队在比赛中表现得更出色。在辩论赛中，一、四辩的主要任务是统筹全局，把握局面，打开本方的辩论思维。这两个辨位应该由具有较好统筹协调能力的同学担任，其中对一辩的要求必须要善于察言观色，分析赛场形势。而二、三辩的主要任务是在细节上作文章，在第一时间挖掘出对方观点的漏洞，并对其进行反驳。此外，他们在自由辩论环节上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两个辨位适合于具有较快应变能力，细心果断，综合能力较强的同学担任。这一切都是非常有规律、有学问的。握恍然大悟，回顾刚刚的辩论赛，确实出现了辨位混乱的问题。有些一辩的同学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任务，致使整个局面落入对方的掌控之中，自己所在的一方只能被“牵着鼻子走”，最终输掉比赛。另外，有二辩的同学没有抓住细节，在发言中不断重复本方的观点，表现得啰嗦、思辨不突出，因此浪费了时间，让对方有机可乘，也对自己的团队造成不利的影响。部分和整体，细节和大局都是不可分割的。从哲学的角度，这已经是一个众晓周知的真理。而在辩论赛中，这一真理更显的无可置疑。上个世纪的马克思先生探究出了部分与整体相互关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处在当今现代化社会的我们正在践行着，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正如蝴蝶效应，一个细致的、令人毫无察觉的动作就引起了狂风暴雨；正如木桶原理，一块最不起眼的短木板就决定了整个木桶的容量；正如“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内部的不协调就使整体处于瘫痪的状态。这次由学术部与我们辩论队举行的“我的辩论赛”让我刻骨铭心。不仅见识了来自不同班级同学的风采与才华，而且令我更深层地了解“辩论”。让我更明白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忽略细节。有时细节可能决定了最终的胜与负——譬如在“我的辩论赛”中。“从细节出发，从点滴入手”，确实是一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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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07综合文科2班张龙飞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胡适被视为中国的“个人主义”旗手，他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但同时，他的很多思想曾长时间被人们批判，其中一个针对点就是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他所提倡的健全个人主义成为中国现代重要的思想，同时这一思想中的很多内容也成为国内关于个人主义争议的焦点。胡适在《再谈“五四”运动》一文中有这样的解释：“但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提倡的是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是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他认为，一些人把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当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来批评，平心而说，“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他举苏俄当时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努力的例子反驳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同样需要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他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是他的宗教。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有四层含义：一是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二是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三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四是尊重并容忍他。他认为易卜生（Ibsen）的思想最能够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易卜生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先生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他多次引用易卜生的话说“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塑造成器”，“你的最大责任是要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他认始终坚信，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他非常重视个人发展的作用，他说“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曾动情地号召青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胡适提倡的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至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要存疑，反教条，具有批评精神。他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要“大胆的假设”。其二是要注重事实与证据，注重“求证”，绝不容许偏见和个人利益来影响个人的判断、左右个人观点，即要“小心的求证”。这种怀疑并非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其目的只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是必须“撇开成见、搁起情感”的。这种求证，也并非是主观的臆断，是必须有充分的证据的。他批评那些缺乏独立思想的人：“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因为：“……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他说：“……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只有自己有独立的意识，才能为群体做事，救助群体。不能因为胡适在“世界‘陆沉’”的具体情况下强调自我拯救，就以为他主张的个人主义是私性的。易卜生强调“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按照胡适的解释，“这种‘唯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用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因为前提是“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方法是先使个人成器。除了发展个人能力和追求自由独立之外胡适还认为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是健全的个人主义不可缺少的精髓。胡适先生在文章中这样说，“人生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假如有人说“人生如梦”，那么我们“岂可不振作一番，做一个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梦”。他说，“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冒险进取的。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可见，胡适先生是反对消极的人生态度的。胡适先生提倡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且其言行要对社会负责。他援引杜威博士的话说，“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又引用了范文正在《灵鸟赋》中的话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提倡人们要“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上腐败情形，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可见胡适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也是一种敢于同腐败势力抗争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一种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精神。假如除去这一点，则不能称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一直坚定认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他说：“容忍是很不常见的，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们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们的容忍。“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我们就应该先培养能够容忍谅解他人不同见解的度量”。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所提倡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负责任的、理性的个人主义，而决不是那种单纯从自我利益出发的唯我主义，更不是提倡只是自私自利地追求个人发展，，胡适先生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虽然强调救国要从发展个人入手，但其目的更主要却是要“有益于社会”。我们不能把他的“个人主义”断章取义，不能忽略了胡适先生也是推崇个人应该积极服务社会的，也是提倡社会协进观念的。胡适不但不主张私性个人主义，而且也很反对这一点。差不多和五四运动同时，新村运动在日本轰轰烈烈地展开，波及到了中国，周作人等人参加。新村运动也标榜个人主义，但本质上与独善其身的隐逸生活同，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主要是批评新村运动，文中他重复了杜威的真个人主义的两条，指出新村运动为“独善的个人主义”即为我主义（egoism，或译利己主义）,强调杜威所讲的个人主义，即真个人主义，即既具有独立人格、又为社会负责的个人主义。胡适此文针对新村运动个人主义的单纯私性，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的公性，提出“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社会的’新生活”。由于新村运动者也标榜个人主义，所以胡适用“非个人主义”，以示与之对立，但这样的用法欠妥：自由主义者胡适怎么又主张“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呢？他肯定新村的人“完全发展自己个性”（这只能满足杜威真个人主义第一点），他批评的是他们企图脱离社会独善其身，（违背了杜威真个人主义第二点）。就是说，新村人忽视了胡适一贯着重强调的个人主义的“公性”的一面：要对社会负责任、不计个人利害、甚至不怕牺牲生命，即强调的是他的一贯思想即健全的个人主义，为社会负责的个人主义，他所以说新村运动者具有危险性，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打出的是个人主义旗号，但不是健全的、完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而是与传统的独善其身相近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中国读书人具有亲和力，具有欺骗性。胡适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展个人、独立思考、积极进取，以及容忍他人等理念，无疑是社会发展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真正的个人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它绝对不是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的。相反，健全的个人主义不单只有利于个人的强大，也将有利于集体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呼唤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不能忽视个人主义的重要性，不能再以集体主义的名义打压个人主义，更不应该继续扭曲健全个人主义，扭曲胡适的伟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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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读《天下兴亡，我的责任》有感汉语言文学0705班曾艳华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一直被我们奉为至理名言的话，今天竟被高振东教授推翻了。我们一直都没有考虑过“天下兴亡”与自己的关系，我们似乎都割裂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高教授提到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否就等于大家都无责？正如高考中给每人都加10分，那不就跟没有加分一样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我们都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算自己没有尽责，还有其他人负责。如果每个人都抱有这种思想，那结果会是怎样？是每个人都没有对国家尽责，每个人都变得自私自利，国家也无法团结起来。那会是多么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我们都应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战火连天，人民流离失所，侵略者无处不在，然而中国人民对祖国仍不离不弃，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国土，抛头颅，洒热血，因为他们始终相信，祖国是自己唯一的归宿……然而，时下内地某大城市中学生当中有三成学生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外国人，甚至在为中国人民所痛恨的日本大地上赫然写着“考上东京大学，在日本生活”这样让人触目惊心的汉字，更令人意外的莫过于中国婚介所那则“找个老外嫁出去”的广告。中国人民竟如此崇拜外国，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毫无疑问，外国很多国家比我国富裕、强大，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可是，难道我国就没有任何优点，非得移居外国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吗？我国经济在飞速发展中，社会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生活更殷实，社会更和谐，这有赖于中国人民的努力与奋斗。我们要相信，只要我们肯继续在这片大地上默默耕耘，那么赶上甚至超越其他发达国家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盲目媚外实在是不可取的。也许有人会反驳我，如果不能盲目媚外，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英语，把它作为我们的第二语言。可是，我们应该清楚，“崇洋”从来就没有什么过错，“媚外”才是值得谴责的。“崇洋”是对别的民族的认可与心中对美好追求的体现。“媚外”则是降低了一个人的尊严，把自己放在低级中，造成不平等。而且，正如高教授所说，我们学英语是为了更了解外国人，把他们的绝活学过来，加以自己的创造，希望有一天能超越他们，这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人民族自豪感的丢失，民族凝聚力的减弱，以及民族自卑感的外现。然而翻开那页页丹青，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个闪耀着无可比拟的光彩的名字。苏武牧羊，尽显对祖国的坚贞；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把那不屈与坚忍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心中饱含着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名利地位的诱惑在他们的赤胆忠心面前都变得一文不值。那是一种属于民族的无比高贵的情感，是对祖国大地的无限眷恋，这难道是外国能带给我们的吗？热爱我们的国土，以自己国家为荣，这才是民族屹立于世界的精神支柱。盲目媚外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中华民族的自尊、自爱，但是，难道上下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不值得我们自豪吗？那源远流长的文字，空灵留白的水墨画，还有那华丽酣畅的汉赋、琅琅上口的唐诗以及婉转哀怨的宋词也不值得我们心生敬意，不值得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吗？只有缺乏对历史的理解、缺乏对民族历程的深刻认识的人，才会盲目崇拜那只有区区几百年历史的国家，反而舍弃那拥有无比珍贵文学财富的文明古国。中国历史需要我们来传承，中国的未来需要我们去书写，我们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共同缔造属于中国人民的另一个辉煌！让我们做一个具有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一起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告——我是中国人，我以我的祖国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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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级文学院汉语言文学3班罗思娜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当韩寒过着奢侈的赛车生活，当郭敬明跻身福布斯富豪榜，当张悦然被冠于“最富才情的女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80后”已经来势汹涌地冲入了文学这个主战场，成为文化娱乐界最大的一顿蛋炒饭。“80后”的持续高温，不仅仅是市场现象，更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80后”一词最早是在2000年7月《诗参考》上以“80年代的诗人的诗”为专栏出现的，随即扩展到小说界乃至整个文学界。“80后”如速生林里的一棵小树几年间就成长为今天的大树，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但由于自身、社会、媒体等原因，“80后”写作仍无法摆脱“青春写作”这个怪圈，甚至走进了文学的死胡同。一、“80后”写作的自我与模仿80年代的人戏剧性地赶上了改革开放、大学扩招这一趟幸福列车，在越来越物质化的年代里，他们在巨大的学习压力和社会竞争中成长。教育体制的失调，造成了80后的反感，由于发泄的需要借助文字，书写了他们独有的心灵历程。80后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苦难，他们无法深刻感受历史的厚重，对历史没有太多的记忆，使得他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资本只能是青春。他们在自我的世界里挥洒着忧郁的青春，试图在流光溢彩的物质世界里寻找发言权，可是在日益老龄化的世界里，他们能充当的角色只能是孩子，而且只能是“孤儿”。作为一名“孤儿”，他们感到孤独与无助，在书写青春的同时融入了自我。某网友曾举例“80后”写作的御用词汇：45度、迷藏、孩子、咖啡、陶瓷、天堂、杂草、白棉布裙、碎花衬衣等。精巧的物质细节成为他们开始说话，自我延伸的开始，对物质的关注又恰恰道出了他们的心声——空虚。空虚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精神特质，“80后”文学，能感觉到他们通用的内心孤独和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略显得无病呻吟也是他们共有的现状。拿他们最喜欢的意象“孩子”为例，他们用孩子的眼光窥视这个世界，希望与所谓的大人们同起同坐。但作为一个孩子，他们没有掌握太多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总会陷入到自我封闭和莫名其妙的忧伤中。忧伤的情绪伴随着他们迷惘地成长，“我的孩子都要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一个孩子”就成了80后一代人的特殊命运。文学评论家曹文轩对“80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秋意太浓，下笔就满笔苍凉，很孤独，很颓废，很绝望。“80后”文学更多的是描写自我的悲观世界，没有太多的理性思考，秋意太浓是在所难免的。而它的这种自我又可归纳为三类：自卑型，自恋型和自大型。三中类型的自我使得“80后”走向了自我禁锢的极端，甚至走进文学的死胡同。这样的社会背景造就了这样一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80后”写手，而语言的张力不足，写作资源的狭窄导致了他们的另一个问题——模仿。“80后”写手大多没有受过传统文学的熏陶，现当代作家和先锋作家却给了他们一条出路，通过对他们的模仿，拼合出梦呓般的文字。郭敬明的《幻城》模仿漫画《圣传》，《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的《圈里圈外》，韩寒《三重门》模仿钱钟书的《围城》，而王朔、王小波、苏童等也成为众多“80后”写手所模仿的对象。模仿是文学创作前期的必经阶段，但不能把模仿看成一种手段，更不能做出抄袭等低劣行为。然而这却不为80后的部分写手所认识，仍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这样往往会把80后文学推向深渊。二、主流文学界的“骂杀”和媒体的“捧杀”鲁迅曾说，要毁灭一个人，有两种方法，一是“骂杀”，一是“捧杀”。“80后”文学恰巧面临着两重尴尬处境。主流文学界与媒体都具有话语强势，主流文学界的不屑和媒体的炒作，是导致“80后”文学进入死胡同的直接原因。主流文学界在没有了解或只知皮毛的情况下，对“80后热”不屑一顾，认为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没有必要把“80后”当一回事，持刻意保持差距的心态静观其变或以长者的身份指责其不是。他们更愿意把“80后”当成“超女”“加油好男儿”一类造星运动看，认为那只是商业化行为，不足于把它看成一种文学现象，更别说文学思潮了。很少会有批评家站出来，客观地评价其作品，引导其走向。主流文学界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势，使得“80后”文学不能在积极的舆论中认识自己，“80后”文学只好一路狂妄下去。与主流文学界相反，媒体为了从“80后”作品中榨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肆意地炒作。把二十好几的“80后”写手称为“少年作家”，并把他们等同于娱乐圈的明星评出“最受欢迎的十大作家”。在拥有在校学生最多的中国大地上，毫不客气地把参差不齐的“80后”作品推向了市场，让具有同样命运的80后学生寻找到自我身份认同。通过“80后”文本80后学生找到了自己，同时在文本中放纵自己，认识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牛逼，如此叛逆，可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在相同感受的牵引下，80后的学生与作家及其所创造的角色形成一个联盟，于是，顺理成章80后作品就为媒体打下一片销售的天地了。“80后”文学只能在商品化中变态的发展了。三、“80后”文学应如何走出文学的死胡同？“80后”文学是一种市场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走出自身文学创作，文学商品化的死胡同。，需要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80后”作家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和对细节的敏感程度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先锋与颠覆，前卫与独立，是前人所不具备的。但也要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走出自我，克服个人言说的自恋，文字无节制的堆砌以及对模仿的小说的低级整合。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想象力最丰富的年龄，撇开名利诱惑，脚踏实地地写作。在写作过程中，除了重视自身之外，还应跳出这个圈子，去审视人性及社会暴露的深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宣泄。其次，主流文学界和媒体应当好导航者的角色，理性地看待并正确引导80后创作。主流文学界应出现更多的批评家对“80后”文学进行正确的评价，而不是“一竿子打死一船人”道听途说的无情批判。还应主动承担起填平两者之间代沟的责任，宽容地接纳并理解其思想，通过自己的主导作用引领其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而不是嗤之以鼻的傲慢态度。而媒体，应明确书是一种商品，而文学不是一种商品。作为新世纪最广阔的平台，媒体要担当起大任，通过适度的宣传引导“80后”读者。肆意的宣传只能阻截“80后”的后路。“80后”文学以哗众取宠的身份在非议中成长，经过岁月的打磨他将就更成熟，并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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