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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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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妮文综2班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这是德国哲人海德格尔说的。哲学家自有令人敬佩的远见，他们的目光是能穿透时空的。现在的人们动不动就自杀，视生命如鸿毛，昨天听一个学习很好的同学说想死，真是让我惊讶万分。原因是争夺利益之战让她心力交瘁，觉得生活得很不开心。我对她说生命是最重要的，有了坚强的生命才能在世界上乘风破浪。以前读张晓枫的《敬畏生命》，并不能体会那种深刻的含义，现在渐渐明白生命是这世上，或者宇宙间最值得歌颂和敬畏的东西。我说东西并不是怀有轻视之意，恰恰相反，东西，表明它是实实在在的。而正因为实在，它不容忽视，它值得热爱，值得尊重。现代的人们物质条件优越，反而不知道感恩了，容易忽视生命中的一切美好。他们忽视，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感受不到人性的光辉，感受不到创造生命的自然的伟大与奇妙，感受不到人之为人的优越性。而因此，他们便容易轻视人文关怀，容易得意时张牙舞爪，失落时自暴自弃，容易把自己的快乐凌驾于他人的痛苦之上，以欺负弱小为快。这是一种生命的空虚。思想最深刻者，热爱生机盎然。当下是一个信息化，商业化的社会，人们很容易就把人性那些最需要的文化装备忽略掉，一味追寻商业利益最大化，物质程度最大化，而当到了想要的一切钱，楼，车，名，性欲全都得到满足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无力去支撑这个巨大的物质的快乐球。因为他们内心的那种能把这些外在的东西内化，美化，溶化，同化，消化的力量太薄弱了。这种力量来自道德力，感性力，仁爱之力。为什么?因为这种力量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有了这份内心的强大,才能对现实与理想进行融会贯通,才能接近生活的真善美,也才能过得自在快乐。有人认识到现代文明的这种弊病了,于是大量的复古产品接踵而来,红楼翻拍,赤壁,三国,哪一部不是打着传统的旗号,追述历史,拼命想抓住点文化气息。这是意识到现代文明水源枯竭的人们在寻根,想在老祖宗那里掏宝贝。远的不说,就说清末民国初的辜鸿铭,一位生在外国,学在外国,精通欧洲多门语言的学者,却拖者长辫,戴者瓜皮帽,一身师爷装行走在北大校园里,这用当下的说法叫行动力,他这样做摆明捍卫中华传统文化,凭它西风如何盛行,他辜鸿铭见过世面多了,什么法国,德国,英国,还是咱大中华好啊.后来的傅雷不也是学贯中西了吗,但还是中国的儒学,道学给他的人格影响最深.鲁迅骂传统礼教吃人,他是太了解华夏五千年的文化了,他是太了解中国人了,于是,他以一个怀着对中国文明的热爱的战士身份去捍卫她,保护她.深刻的批评源于了解,有多恨源是有多爱.而四十多年前那场大浩劫更让经历过的老知识分子看到民族与个体生命的连接,看到人性关怀的伟力,看到生命真正的美好。他们走过了大半人生，经历了风风雨雨，最后说，人生是一条道路，一步一步走下去，没有平凡与伟大。有情有感有体会，真正生命内在的体会，那才是你选择的人生，于是生命便因此而有价值，开始生长，像窗外的月桂树一样生机盎然。也许正像老子所说的物极必反,物质化到顶了需要来点精神文化调剂一下。有了调剂，希望在一片精神文化沙漠上栽树种草，梦想寄托在绿洲上。这种调剂可以是音乐，色彩，诗歌，舞蹈，让大家抽点时间放一放手头的工作，谈一谈争名夺利的热切念头。有了这种调剂，希望能让炸鸡食品店，我是指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快餐店多一点鸡德，当他们杀鸡的时候也想想人性点的方法。有了这种调剂，希望旅游胜迹，文物古迹能少受点虐待，这种虐待可是多方面的，从不合理的开发到游客的无意识破坏，还有商业气息愈浓的炒作，令人恶心的装饰，把好好的文化活生生的埋葬了。有了这种调剂，希望家庭里的和家庭外的人与人之间少一点冷漠多一点交流与沟通，多一点体谅与关心。写这篇小文,也是因为积蓄已久的想法想要表达,也许粗陋的文笔并不能完全表达笔者的真正所想,但愿能抛砖引玉吧,让更多人思考这个问题。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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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2班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我不喜欢社交，我喜欢的是有时，有人，同我相与微笑。”他是逻辑学家，哲学家，也是工程师，建筑师。单调而深远的哲学，是他生命的底色。作为哲学家，终其一生，他只写了两本书：第一本写在战火纷飞的生死场上，一叠厚厚的手稿沾满同伴和敌人的血与泪，却成了哲学家记录思想的羊皮卷，整理出版后的《逻辑哲学论》无声中构成了对战争的最大反讽；第二本写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们的哲学家不再流浪在外，他在剑桥的一间小房子里拥有了可供取暖的壁炉，壁炉的旁边安置着一个铁皮保险柜，这个柜子守护着哲学家的手稿和笔记，这些如诗行般隐晦和流畅的手稿后来一度无法刊行——哲学家被诊出前列腺癌后，曾一度打算将这些他视如生命的手稿以油印的形式散发给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和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及时阻止了他——这部足以引发革命的手稿应该处理成皮面，烫金，而不是廉价简陋的油印本，后来整理出版的《哲学研究》令所有后辈忙于诠释和注解，也证明了学生的洞见和眼光。他的一生，就像他用来存放手稿的铁皮保险柜，藏着许多后人无从破解的秘密，他渴望感情，却对心智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旦成为他的谈话对象，便会陷入迷山雾海般的思想漩涡里不可自拔，他的身边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吸引一切渴望洞见的人，他的表述形式，习惯用语，声调乃至手势和姿势一再被模仿，所有的模仿无论多么惟妙惟肖，仍无法掩饰模仿者心智的苍白和虚弱。1951年4月29号，他的学生冯赖特如此写道，“我们时代一位声誉卓著的有影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逝世了。”这是我所翻阅过的，有关他因病离世的，最为冷静客观的一条。后来，他的另一个学生，康奈尔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提到，4月27日，在他失去知觉以前，他对一直照顾自己的贝文夫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而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来，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我的讲课不是为观光者举办的。”维特根斯坦的这段陈述，给他的哲学生命做了一个最好的概括。在剑桥大学教书的那些日子，他独有的教学风格，让所有学生见识了思想的破坏力与洞察力。讲席上，他没有讲稿和笔记，他在听众面前进行思考，课堂上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他如何绷紧他的意志力和智力，他对所有的课堂提问，乃至质疑有着极其敏锐的预判——他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是因为他自己无数次地经历了那些迂回曲折的推论过程，当对方在力图把自己的思想变成语言时，维特根斯坦就能察觉出思想的来龙去脉，并为他表述出来。“把精神说清楚是个巨大的诱惑。”他的一生，便深深陷落在这种诱惑中不可自拔。仅有的两本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到底有没把精神说清楚，不得而知。起码，这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做了某种努力，尽管努力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致于让读者一度怀疑是否同出一人之手笔。在《逻辑哲学论》中，维氏试图表明，传统的哲学完全立足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借助于他所独创的图象理论，通过分析来达到对传统哲学的否定性结论，是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所在，而最后的结论极富有终结性色彩和与之具来的悲剧性色彩——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伦理学和美学的一切命题，关系到生活意义的一切命题，一切逻辑命题，甚至一切哲学命题，严格来说，都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认为他就此解决了哲学是否可能的根本问题，建立其上的其他问题也就无足轻重了。事隔多年，他在另一部著作《哲学研究》——即一直存放在铁皮箱子里的手稿——转换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方式，在这部手稿中，语言游戏成了一个频频出现的中心概念。取代逻辑研究而不断明晰出现的，是心理学，乃至精神分析，维特根斯坦也承认，《哲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作者早期著作的直率或含蓄的驳斥。一个思想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造成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多年紧张劳作的成果，都以一种优美有力的风格表达出来，都对当代哲学产生巨大影响，而第二个体系确是批评和驳斥第一个体系的——诚如马尔康姆所言，这种演变在哲学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我不能提供感情，但我却迫切需要感情。”这句话也许暴露了哲学家隐藏在强大心智下的情感空白。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传记中写道：“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总是很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同他谈话的智力要求很高，同样还由于他的严厉，他的无情批评，他的挑剔脾气和他的忧郁。”维特根斯坦对情感和理智，有着同样的准确性和彻底性要求，这点给试图接近他的仰慕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畏惧。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很彻底的完美主义者，也是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对完美和理想的追求让他在纯粹的哲学领域里纵横驰骋如痴如醉，也让他在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可避免的缺憾面前一无所措，他固执于纯粹，也受累于纯粹。维特根斯坦于1912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份巨大的财产——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生前组建了奥地利第一个钢铁卡特尔，而我们的哲学家，从战争回来之后，第一步就是把他所继承的财产全部散光。此后，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帆布靠椅就是他的全部家具。1920年到1926年，他选择到奥地利一个偏远的乡村任教，后来又在维也纳附近的湖特道夫担任园丁助手，这段听上去田园诗般的日子并非诗意而和谐，他的苛求，和理想依旧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从1926年起，维特根斯坦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为他的一个姐姐在维也纳建造一栋住宅，这所房子的所有细节，都是他的作品，免除了一切装潢，以精确的测量和严格的比例为特色，它的美，如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朴素而文静，如赖特所言，甚至具有了典型的现代色彩。同时期，维特根斯坦还完成了一个雕塑，他对材料的处理，依然以心中的完美形态为标准，返照了古希腊人的质朴安详，精致娴静。从建筑到雕塑，包括他后期所从事的医学护理，一方面，足见其天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个性中的动荡不宁。在众多传记中，斯坦福大学的巴特利教授（W.W.Bartley）所著的《维特根斯坦传》，对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有着最具争议的描述，作者试图真实展现维特根斯坦在情感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点在那些试图维护维特根斯坦个人形象的研究者眼中，似乎无法接受。但联系维特根斯坦一生的种种意外之举，也许就不会陷入太大的困惑。“神秘之处不在于世界是怎么样的，而是在于世界是这样的。”马尔康姆曾如此写道：“我相信，维特根斯坦对于任何东西终究会存在这一点，有时会体验到某种惊异的情感。”维特根斯坦从不认为对于上帝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需要任何理性的证明，这一点，和帕斯卡尔和克尔凯戈尔的思想何其类似——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应该说，维特根斯坦在宗教情感上是有所皈依的，这种皈依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关键时刻的救赎。维特根斯坦早年就仔细阅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性格里有着最为深刻的浪漫悲观主义，这一点让我想起王国维，一位同样深受叔本华影响的学人。王国维后来投湖自尽，是否真为学术之断统，或为晚清之覆灭，斯人已逝，不得而知。王国维灵魂深处的危机爆发之时，如果能领承一份来自不可知处的救赎，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或者如维特根斯坦，在他临终之际，也对身边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历史和灵魂从不存在假设，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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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0602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这句干练的话传遍中华大地。国人纷纷打开眼光，打开心灵，在这句话的激励下，走出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今天站在科学发展观的立场看，这句话依然气势浩大，元气淋漓，依然能给我们一股向前向上的勇气。在那个人人噤若寒蝉的年代里，这句话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在民间普及并拓展了发展一词的涵义。老百姓在一夜之间突然明白，发展不仅仅是个政治术语，还可以用在经济发展上，甚至，可以跟自家的腰包挂钩。最振奋人心的是，我们的政府不再躲躲闪闪，谈虎色变，不再对把发展看作发大财的人民发出警告。政府甚至鼓励老百姓去追求，追求在不久之前还被当作禁忌的东西。这句口号普及了一个常识，社会应该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个过程，发展需要动力。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一系列观点鲜明的理论方针，给改革开放这架社会大机器注入了足够的燃料，后来邓小平在广东挥挥手划下一个圈，告诉这里的人这个地方只管发展，其他的先放在一边。没几年，全国人民开始习惯使用一个流行词汇来形容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深圳速度”。再往后几年，我来到这个世界，并和这片我深爱的热土一起茁壮成长。我还不懂事的年纪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场景，点燃的导火线从北到南，由东向西，哧哧燃烧，引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人们观念上的路开始四通八达，以发展之名，见神杀神，遇佛杀佛。一时间，发展一词接近真理，或者干脆说就是真理本身。很快，我读完小学，进入初中高中，国人也迈过新千年，继续发展，继续向小康奔进。一天，我学会了一点语言学的基础知识，知道一个句子可以按主语、宾语和谓语来加以划分。于是，我试着分析了一下“发展才是硬道理”。结果很尽人意，我解开了这个真理，卸下三个部件。很快我又沮丧了，用我当时的小脑袋想问题，“发展”是个动词，如何可以放在主语的位置上呢？问老师，老师骂我一句死心眼，然后告诉我“发展”也可以作名词。我点头回到座位，牢牢记住老师的教诲。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并非死心眼，老师不但错怪了我，还差点让我与真理失之交臂。发展不仅应该是个动词，前面更不能缺少主体。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大会上又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如何才是科学发展观？最直接的表述应该是：以人为本。而对我来说最本色的理解是，为发展这个动词找回了作为主体的人。最关键的字眼往往可以见出最微妙的时代差异。“发展才是硬道理”暗示了一个血气方刚的莽汉时代，人们刚从麻木和压迫中解脱，浑身上下充满力量，急于成事，急于缩小与世界的差距。严格地说，不能认为那个时代里没有人去追问发展的主体性。除了集体的荣誉和生存的需要，人们更喜欢用另外一个词来填补发展的主体——“主观能动性”。接下来的问题便置换成，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快更好地发展？同时，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被遮蔽了，那就是：发展的尺度在何处？一切事物都应当有个尺度，不然就会乱套，甚至完全违背初衷，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一个完全封闭的体制完全解散之后，原本分散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开始自由流动，在这之前，流动是单向的，缓慢的，被一种强大的规制性力量牢牢掌控。粗朴有力的发展观恰恰是这个时代生生不息之流动的心态映照，用句中国老话可以进行古今对应——流水不腐，户枢不蠧。社会力量获许充分流动之后，另一个问题应该被提出来，这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流向何方？上述两个问题，尺度和方向，之前的发展观显然无法回答。科学发展观适时而出，相当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外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普及了另一个常识：要把人当人来看待。科学发展观提出来的时候，我刚上高中，政治觉悟和理论勇气都不及现在高涨，那时的粗浅认识是，应该马上给校长写封信，提请学校给八层高的综合大楼安个电梯——图书馆在八楼，每天上上下下要耗去不少体力和时间。我不想那么累，有了电梯，我就可以不必那么累。以人为本，不就是满足人的心愿吗？现在反思，我那时的小脑袋显然很欠发达，但心地却很纯朴，或者说，我心怀美好愿望，只是还不够现实。现代公民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史诗人物常常会向自己抛出一个原型为tobeornottobe的选择题，作答的时候也许会祈神助，最后的主意还是由自己来决定。当然，这种权力是有一定范围的，就像这个例子，答案的可能性只有两种，tobeornottobe。以下这个提问是在合法范围内的。如果有人问，要是我不选择科学发展观，政府会把我扔进监狱吗？这个问题似是而非，却道出了一个隐身在新时代发展观的小问题。发展观的提出，是为了解放国人的思想，从而促使国人在经济领域自由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修剪经济发展过程横生暴长的粗枝大叶，说到底同样是针对经济领域。一旦牵涉到现代公民意识，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发展观之科学，具备科学严密的逻辑性，科学有正误之分，人性或许有善恶之分，却难辩正误。科学发展观要求管理上要做到上下一致不出乱子，有人公然违抗，当然要按制度精神加以惩罚，以维护管理上的权威。问题是，惩罚一个在合法范围内作出选择的公民，这合乎现代公民精神吗？问题是没有止境的，发展观正是在不断的追问中自我完善，不断趋于理论上的无懈可击。过去的三十年里，社会阶层在变动不居之后逐渐趋于稳定。人们在吃好穿好之后，开始考虑做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一切都与发展观的演化密切相关。作为当代大学生，除了努力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更重要同时也更符合大学精神要求的也许在于，对科学发展观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断用人类的常识来验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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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1班林宗衡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人们习惯选择捷径。无论是去图书馆还是到教学楼，走天桥之于走一般的路总是远了那么一段距离。于是，走天桥的人大多是情侣、心灵浪子或追求诗情的同学。天桥的边缘化或许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内心的沙漠化和审美情趣的从俗化。大学是一个做梦、追梦的天堂，是一个积累知识提升能力体验人生的地方，因此大学生应是一个集现实情怀与浪漫主义于一身的群体。没有梦的大学必定缺少色彩，只做梦的大学当梦醒时分身已不在大学。我不敢断言经常伫立于天桥感叹人生世事的同学是大学的佼佼者，但我敢说他们的内心世界一定比其他同学丰富得多。我的身体是天桥的过客，而天桥是我心灵的归宿之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灵魂得到了轮回，成了世人的救世主。而每天不厌其烦地在天桥轮回并不能使我成为耶稣，但我却也成了自我灵魂的救世主。晚上的天桥是一个美妙的人间，尤其冬天夜晚的天桥更具韵味。冬夜的天桥上空没有春天淡云微月般的温馨，没有夏天众星拱月般的灿烂，也没有秋天浩荡无边般的辽阔，但灰白的云层缺处有时也会露出几点凝霜的星光，那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月光更晓情趣。南国的冬天仍然到处鸟语花香，天桥的花儿也正绚烂，要是春天的白日，总有一些蝴蝶蜜蜂面对着心仪的花朵旁若无人地抒情。而冬天的夜里，花儿并不寂寞，它们有月光的陪伴，有寒风的问候，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人在默默地关注，然后把它们刻进诗篇携进梦里。有时当独自一人伫立于天桥俯视桥下路上来往之行人时总不免有一丝黯然的伤感。世人熙熙攘攘所为不过名利，而这一拨拨的大学生所为若何？他们是行尸走肉般每天匆匆忙忙赶路还是怀揣梦想在不断前进？白天称兄道弟者甚多，而晚上能直达心灵交流的有几何？为了所谓的人际无时无刻不在强颜欢笑，有几回能像面对冬夜天桥之花时笑得如此的坦然与自我？脚步随着云脚迁移，从天桥的一头慢慢踱到另一头，灯光散乱，忽明忽暗似乎人生也变换了位置。而从天桥的一头到另一头似乎也是人生某一阶段的完整经历。上坡时得细细地感觉每一步，步伐肩负着引力，走到最高的地方心头忽有一种莫名的喜悦，俯瞰前后左右俨然有睥睨百路之态，而当下坡时总是舍不得每一步，每一步都是一种享受，得用心地品尝。地球的引力给了我们负担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享受的快乐，或许这就是天桥的哲学吧。人总是生活在悖论之中，甚至连走天桥也不能避免。走校园的天桥似乎在进行一种审美、进行一种人生态度的解读，而走校园附近的那座天桥却总令我揪心地痛。或许这就是象牙塔跟社会的矛盾体现吧。传播迷信的，被传播迷信的；失业的，冒充失业的；残废的，假装残废的；虔诚的、耻笑的、不屑的、麻木的……这里似乎浓缩了社会的负面。堂堂七尺身躯横躺路旁，一只破碗向路人发出微微吟叹。我不知道他的双眼写的是迷茫与无助，还是无耻与冷笑；不知道这只破碗装的是望眼欲穿的故乡，还是泯灭的良心与尊严。揭不开神秘的面纱，自标榜为神佛化身的算命者座旁笼罩着伏羲的光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吹唪在虔诚者心头荡漾。可怜的人，对世界的颠倒认识和虚幻的臆想只能化为祈求彼岸的幸福的徒劳，自身的价值将在走向不可知的彼岸过程中一点点被扼杀。我没有肯定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每个人都生活得不容易，求生求进是人的本能与权利。但这一切的一切归咎于谁呢？人的本性？社会？执政者？还是？……我在同情他们的同时也在担心自己，在担心自己的同时也在担心这个社会。社会是不会尽善尽美的，这我知道；连自己命运都主宰不了的人担心别人的命运是可笑与徒劳的，这我知道；想为社会尽一份力，承担起一个青年大学生应有的社会责任，最终只能陷进无能为力的痛苦，这我也知道。或许这是责任与能力在现实面前的矛盾。人总是被束缚于这个矛盾的引力而不能挣脱，甚至连求取片刻的徘徊都不行。至于已到何时，已处何地，又有何意更无从而知。这已不再是一座桥一段路，而是一个向每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匆匆过客展示时代瑕疵的客体，甚至展示了超时代的存在。可怜的过客，谁能从这无形的形态中解放出来？谁能把这些游离而又凝聚的瑕疵浓缩成绚烂的彩虹？谁又能不把这彩虹误当甚至有意识地误当为连接现实与彼岸实实在在的桥？但愿桥还是桥路还是路。时光不会倒流，乾坤也不能扭转。谁能主宰心灵想主宰的东西，谁又能不被心灵所不想主宰的东西主宰？把不堪回首的过去，地基不牢的今天，不可预测的将来纳入八卦的阴阳，一切的一切依然是不可知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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