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任南  杨正林

高耸入云的七宝山山脚下，有一个以树取名的村，它叫“枫树村”（“文革”期间叫和平大队），是一个典型的高寒山区。“出门是岭，抬脚是山，七弯八拐的羊肠小道通向各个旮旯和四面八方”可说是当时这里山川地貌的真实写照。　　

1968年冬，一群知青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号召，毅然告别父母辞离长沙这个大都市，打起背包肩背行囊，来到了湘南这个边远山区插队落户，瞬间投向了大山的怀抱。这7位知青分别是男知青陈学军、陈赤、李亦放、杨子和女知青朱为民、胡兰、伍力。　　

“长沙知青来了！”山乡的百姓奔走相告，在当时沉寂的山乡犹如一泓静静的潭水掀起了一阵阵涟漪．．．．．．　　

当大坑组（当时叫做生产队）的队长领着一行7人走进村庄时，男女老少齐来看热闹，有的投过来希冀的眼神，有的却充满疑惑的目光。有些人小声叽叽喳喳道，这群大城市里来的知青能吃得了苦么？能耐得住这里的寂寞么？！队长将知青们领进了生产队的仓库，叫来社员搭起了锅灶，搬来了桌椅板凳和一些吃喝拉撒睡必须的旧家什，算是给远道而来的知青们安下了“家”。队长不无歉意地说：“很对不起大家，山里的条件就是这样．．．．．．”安顿下来之后，知青们发现，自己所居住的村庄是一个只有几十口人的小村落，它座落于一条狭长的山谷地带，山民们居住的房舍多是土坯泥瓦房，还有一些是杉皮盖顶的干打垒墙壁房和少许的木制结构吊脚楼。放眼望去，满目尽是高山大岭和地处山垅里的层层梯田。这里烧火做饭不用煤，全是用的柴伙，遇有烟囱不畅，则是满屋烟灰，呛得人咳嗽睁不开眼。这里没有电，晚上照明全靠煤油灯、竹篾片、葵花籽杆或松明火把。这里没有碾米机，吃的米全靠砻米、石臼捶米、米筛筛米和簸箕簸米这些工序进行筛选。这里耕作没有机械，全靠牛拉肩扛。这里没有公路，到公社购买生产资料及日用消费品，全靠肩挑手提。这里没有电话没有邮筒，与外界的通信联络只能写信步行几公里山路到公社邮电代办所邮寄，一封信遇有耽搁，十天半月也到不了长沙。这里离县城有三四十公里，没有班车，步行而去，从早走到黑就是一整天，还要发狠赶路。这里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一年半载也看不了一两场电影，“清晨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就是听不到喇叭叫”是这里业余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里的粮食还没有过关，山民们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吃不饱，瓜菜代，只能如此将就。知青们从心底里切切实实的感觉到：这里与城里相比，简直就是天地之别啊！　　

感叹之余，知青们也惊奇地发现，这里虽然是一个地处相对封闭的小山村，但这里山青水秀人淳朴，空气格外的新鲜，没有噪音，没有污染，这也是城里所无法比拟的啊！七位知青暗暗下定决心，既来之，则安之，一切的一切，只要重新开始就是了，相信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是会有所收获的。　　

农活开始了，山民们开始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帮细皮嫩肉的城里娃儿妹仔们，他（她）们真能吃得消么？！但是，很快山民们就开始对他（她）们刮目相看了。这帮知青们除了吃饭单独起伙外，生产劳动和晚上学习皆与当地山民一视同仁。他（她）们放下架子，挽起袖子卷起裤脚，下田干活，上山伐木，到公社挑化肥，送“爱国粮”到粮站，脏活累活技术活，样样照着去做。他（她）们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拜老农为师，不懂就问，不但学会了熟练使用各种劳动工具，从一个门外汉转变成了一个行家里手，而且渐渐地成为了生产队科学种田的骨干成员。通过虚心求教，从浸种育秧、科学施肥、耕作工序和病虫害防治这些“农民活”知青们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很多精细的农活也能单独操作以至熟练掌握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　　

在繁忙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知青们与当地山民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同志亲。农闲时间，知青们都喜欢去山民家里串门唠家常，知青们讲着城里的奇闻趣事，哼着在长沙流行的花鼓调，让山民们听得如醉如痴；而山民们给知青们绘声绘色讲述着山野中的“鬼神故事”也让知青们听得目瞪口呆，进而大开眼界。平时，公社、大队的干部来大坑检查生产路过知青点时，也会进屋子坐坐，向知青们问寒问暖，着实让知青们感到丝丝温暖和倍受鼓舞。遇有知青有个头痛脑热什么的，山民们只要知晓，连吞吐都不会打，就会赶来用一些“土方子”给治病，效果甚佳。知青要回长沙探家时，山民们还会将一些土鸡蛋、鸭蛋和板栗、毛栗子、笋干玉兰片之类的土特产以及农村柴伙熏过的腊肉让知青们捎去，让城里人大饱口福。知青们也不忘回报，从城里回来，也是大包小包的拎着，带着南方农村人们很少吃到的北方苹果和城里的食品让山民们品尝。知青们从城里弄来半导体收音机，让山民们及时聆听北京传来的“最高指示”，知晓国内外新闻和新近发生的大事。一到冬季，知青们还会自行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节目，到各个小村落去巡回演出，格外受欢迎。　　

知青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每逢生产大忙季节，七位知青都会勇往直前，纷纷向生产队长主动请缨，要求参加生产队组成的突击队。这样，知青们除了每天参加繁重的体力活外，夜间还要到远离村庄数华里的一个叫做牛荡头的地方去驱赶野猪。知青们睡瞭棚，抗寒冷，按时敲竹筒和引发火药土铳，还不时大声吆喝着，用以驱赶野猪糟蹋粮食。后来因值守的需要，连女知青朱为民、胡兰也“巾帼不让须眉”，勇敢地加入了夜间驱赶野猪的行列。　　

要说农村劳作也确实辛苦，劳作回来躺在铺上就不想动。但是，知青们也觉得苦中有乐，且乐在其中。是啊，其实大坑并没有坑，只是一条狭长幽深的小山谷而已。一进村口，迎面映入眼帘的是几棵硕大的古枫傍溪而立，遇有秋霜降临，则枫叶火红，迎风招展之际，咿呀作语，林涛阵阵，煞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村庄依山而立，傍水而居，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流静静的绕村而过。远望处，峰仞起伏，山峦叠翠，晓岚夜露，绿树花丛掩映村庄，翠竹深陷丛丛绿色中，俯拾皆是绿色的翡翠。小小木桥架于溪边，鱼虾在水中游弋，晶莹剔透的白色鹅卵石，引得水面波光粼粼，好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素描图。那层层梯田，秋收时节，金黄色的稻穗在夕阳的照射下更显得熠熠生辉；微风乍起，稻浪起伏，骤然陡起波峰浪谷之势，好一幅浓墨重彩的山间水彩画！上山伐木时，知青们和山民们并肩抬着杉杂木，齐声喊着号子，迈出稳健的步伐走上拉木桥．．．．．．因路途遥远，为节省时间，中午在山野就餐，吃着香喷喷的竹筒煨饭，剥着用山野炭火烘烤的百合，喝着山民们从家中带来的用包谷或黍米酿制而成的老酒，几分醉意几分狂劲，其意融融。在山里劳作，渴了，掬几捧山溪水润喉解渴，顿感心旷神怡，通体透凉，那是比城里的纯净水还要好喝啊！农村里一年到头难得吃几回猪肉，知青们学着山民的样儿，到小溪里摸鱼虾抓螃蟹，去稻田里翻泥巴捉泥鳅，寒露过后，乘着夜色，用松明火把去高山大岭中寻觅田鸡，一番精心烹调加以佐料，瞬间变成美味佳肴，打打牙祭解解馋，也是十分惬意的事。遇有每年中秋来临思念亲人时，知青们则齐聚一起，仰望天上明月，喝着山民们送来的土烧，对酒当歌，没有乐器，击碗起舞弹唱，轻声哼唱着久违的《知青之歌》，让疲惫的心情尽情的流淌和发泄．．．．．．　　

长期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磨砺出七位知青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的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精神，知青们在农村这个大熔炉里的一番锤炼，不断的茁壮成长。　　

知青陈学军，由于好学上进，又有一颗精打细算的“精明头脑”，在1970年被生产队推选为生产队的保管员，被社员们称为“难得的好管家”。这样，他除了日常的劳作外，还要管好大坑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和管理好全生产队170余人的口粮、食油等，确实很累。他于1972年3月考上了华中理工学院，至此离开大坑赴校就读。　　

知青陈赤，平时爱好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利用空余时间，与其他几位知青一道出墙报和黑板报，还以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形式编写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章，写出易看易懂的顺口溜，用来启发教育农民。他不断要求进步，多次写申请要求入团，终于在1975年5月的一个夜晚，在一盏煤油灯的照耀下宣誓入团，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他很吃得起苦，刚来时不会挑担，不会换肩，只能挑被人叽笑的“猴古担”，不到1公里的路程，一担40公斤的石灰就要歇20余次；可他不甘心，在老农的指导下，很快学会了“换肩”和“起点快行”的技巧，一年后，他挑60公斤的担子可走2公里不歇气。他由于农业技术过硬，1972年被调往公社农技站，从事农技推广工作。他在1975年调往长沙市工作。　　

知青李亦放，在陈学军开学就读后接任生产队保管员。他利用自己的爱好，与其他知青一道，因地制宜，在大坑的村庄前面一块空坪地建成了当时波水公社最基层的第一个沙土篮球场。他在1974年冬分配到本县七里公社供销社工作，后调长沙。　　

知青杨子，在农村的生产过程中不懂就问，虚心求教，来到大坑不久后就学会了田间打杂、牵牛犁田、搭田埂等农活，做起农活来，跟当地的老农民不相上下。他于1971年冬分配到郴州市筑路机械厂工作。　　

女知青朱为民、胡兰，她们与男同志一样同甘共苦，出早工开晚工，你追我赶不服输，被大坑人称为“铁姑娘”。她俩莳田插秧又快又好，而且扯秧也是把好手，整齐好用。她俩还和男知青一样，白天干活，晚上蹲瞭棚驱赶野猪，是历届生产队的突击队员。胡兰后来考上师范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在长沙工作。朱为民在大坑期间，还当过生产队的集体猪场饲养员。她干一行爱一行，白天背着个背篓去山溪沟涧边扯猪草，挑着箩筐拿着镰刀去地里割红薯苗，她从来不叫苦叫累；她养的猪膘肥体壮，圆满超额完成了生产队制定的计划指标。朱为民后来从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山区的医学卫生事业。她背着药箱行进在山区的羊肠小道上，走村串户，为当地农民救死扶伤，在所不辞；她背着竹背篓跋山涉水，到深山老林中挖掘草药，到偏远的沟沟坎坎去寻觅珍稀药材。她真正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她不恋城市，甘愿与农民工人为伍。她于1973年入党，先后在波水公社、鲤鱼江煤矿医院任院长职务。可以说，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资兴这片热土。　　

女知青伍力，由于身体原因，在1969年冬就去了长沙养病，在大坑的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她在养病期间感触颇多，与大坑的父老乡亲仍有割舍不了的友情。她曾先后几次又到大坑体验农村生活。她于1974年冬被安排在长沙工作。　　

七位知青虽然先后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初离开了枫树村的大坑组，但他（她）们始终惦记着曾经生活劳动过的地方，他（她）们不时通过电话、捎信、写信等方式询问情况和慰问当年的父老乡亲。他（她）们已将枫树村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大坑的山民当成了自己的再生父母。2006年7月15日，资兴市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当他（她）们听说地处波水乡的大坑组也造成了极为罕见的损害时，便不约而同地献出了自己的爱心，捐款给大坑组7000元，捐给全倒户杨爱红家2000元。　　

俗话说，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知青们不忘第二故乡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近些年来，时任省经贸委副主任的陈学军同志，为第二故乡的建设献计献策，多方筹集资金，在枫树村兴建希望小学一所，彻底改变了枫树村的教学环境，教学质量日渐提高。在陈学军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枫树村的一条简易土路变成了全乡第一条混凝土水泥路，3公里的水泥公路修通后，极大地方便了村民外出务工经商和当地的经济建设。现在，昔日闭塞的枫树村已通上了客班车，从家里坐车上市区到郴州，十分方便。　　

在长沙的一次同学聚会上，陈学军、李亦放、胡兰等几位当年的知青相遇，谈起往事都是百感交集。有同学评论他（她）们说：“他们当年上山下乡真够积极的，湖区不去，偏要去艰苦的湘南山区。当年的激进，化作了以后事业的长进，他（她）们现在可都是身居要职的人了．．．．．．”是啊，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既锻炼了身体，又磨砺了意志，这对以后的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　　

如今，枫树村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抚今追昔，往事长萦脑际，过去的一页页日记，随手翻翻，显得温馨又浪漫，几多慷慨几多乡愁，怎能随便忘怀？但愿当年的知青们“常回家看看”，与当年的父老乡亲喝喝茶，拉拉家常，聊聊天，也许又是一种情趣．．．．．．

通联：湖南省资兴市晋兴路西边村马路边154号信箱　　

作者：蒋任南（湖南省作协会员  中国自由撰稿人）　　

作者：杨正林（资兴市波水乡枫树村大坑组村民）　　

                                        2009-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