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想起已逝世30多年的母亲时，我就有一种遗憾感、愧疚感和自责感。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参加她的遗体告别及葬礼，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此两年前，她离开广州我家时，我不但没有挽留她，反而还劝她回湖北乡下。岂知此次的离别，竟成了我和母亲阴阳两隔的永别……
我母亲是1979年盛夏突然去世的，享年73岁。她的去世太突然，太让我始料不及了！那时的通讯、交通没有现在这么畅通快捷。当我接到母亲逝世噩耗的电报时，已是第二天的下午三时多了。当时我琢磨着：即使是买当天的特快列车票，途中还要乘船，转几次车，就算一路顺风，到家也得是第四天的中午。当时正值酷夏，遗体绝不能久放，即使我赶回家也不可能见到母亲的遗容。加之当时我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才70多元，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手头十分拮据。当时都那么穷，想借也无门路。我考虑再三，决定不回家，将东拼西凑的150元寄回家作为母亲的安葬费，这比我回去更实在。我将这一决定打长途电话告诉了家里人，他们均表示理解、赞同……
母亲随我来广州生活了两年多，因我姐姐、弟弟来信说他们和父亲都很想她，非要她回去不可。其实我母亲当时不想回去，因她放心不下我的两个小孩。当时我女儿7岁，刚上学，儿子才5岁，我俩口上班后，儿子在家没人管。是我考虑父亲、姐、弟来信催得那么紧，怕他们有意见，故劝母亲回去，万万没想到她……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后悔，当时要不是我劝她回去，我估计她至少可以多活10——20年。因她在我这里时身子骨还挺硬朗，回到我弟家里后，要为一家七口人做饭、洗衣、劈柴等。听说她有一次劈柴，让柴屑飞起来将额头扎了个洞，流了很多血，之后经常头发晕。我弟弟是赤脚医生，好心想给她打补针，便叫她停下手中的活计为她打针。岂知这一针下去，竟然成了我兄弟俩难以释怀的自责……
每当我想起母亲的死，我就感到难过、愧疚和自责。因为几十年来，她没有享过我们做儿女的一天福。直到谢世的前一刻，她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老黄牛”。因我父亲长期以来不能负重，家里的大事小事，重活、难活、赃活，都是她去干，但从没听到她有半句怨言。她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省吃俭用，为人热情、诚恳、善良，严于教子，乐意助人。凡是同她认识和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她好的。我记得在我七岁那年，有个比我大四岁的同村小个头男孩，因偷摘我家的蛾眉豆被我打哭了，他妈竟 气势汹汹的 上我家“投人”（告状）。为了让她消气，我妈将我按在长凳子上用扫帚抽得我大喊大叫。他妈消气走后，我从凳子上爬起来，看见母亲在擦眼泪。看得出：她是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里。
59年至61年大闹饥荒时，她宁愿自己挨饿，也要让我和弟弟吃饱。有一次，我出了嫁的姐姐回来看到她面黄肌瘦，全身水肿的样子，忍不住哭了。
那时因我家从食堂打回的麦米糊糊不够吃，所以每次打回麦米糊糊后，还得倒进锅里和事先煮好的熟菜搅和后再吃，这样可以管个临时饱，但拉几次尿就饿了。那时人们无论走到哪里，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彼此问粮食够不够吃。尽管如此，但我母亲还是好施舍。有一次，有位年老的婆婆到我家门前要饭，我母亲竟然将刚从食堂打回的本来就不够吃的麦米糊糊给了她一碗，当时看得我和弟弟都傻了眼……
在我16岁的那一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我50多岁的母亲除了出工忙农活、收工忙家务外，还要挤出时间来为我买药、煲药、喂药，或做好吃的，或洗身、换衣……等等。在此期间，她受了很多苦，也落过不少泪，在她的精心的调理下，我终于逃过了这一劫。可以说，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现在我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可我比我母亲幸运得多。因我赶上了今天国强民富的太平盛世，过上了儿孙绕膝、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对此我非常知足。我常常想：要是我母亲还活着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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