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的一角伫着几座电话亭，自行投币或插IC卡的那种。那些非富即贵的老爷夫人们是绝对不来的，也不见有那尚存赤子之心的孩童来光顾——许是老爷夫人们家教森严？抑或是早已自命为少爷小姐了？总之，这些公用电话亭根本不入小区住户们的法眼——尽管玻璃罩和电话机都还算整洁，周遭的地面也很干净，断不至于使那些高尚的洁癖者反胃。
但电话亭终究有人在用。
每天夜里，我回家时总会见到那些站在电话亭里的人。走近了才能听见说话声——声音总是不大，若带着欣悦便像是情人间的低语，若夹点忧愁便像是对朋友诉些谈谈的苦——却不曾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因为他们用方言与电话的那头交谈——几座电话亭间环绕着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啊！他们总穿着不够光鲜、不够入时的衣裳，头发总是散乱。他们肤色土一般的暗黄——我不愿用什么“古铜色”那，是留给长期白皙的贵族们的“健康肤色”。
他们是外来务工者，这小区不是他们的小区，这城市不是他们的城市。他们也清楚这点，他们的寄托在电话线的另一端。一座电话亭里左右各挂着一部电话机，两部电话常常同时被使用。两张土黄色的脸隔着电话机相对着，各自攥着话筒，就这样互不相视地面对面说起话来。我总疑心他们其实是在与对方交谈。而当两人操着不同的方言，或是一人欣悦一人忧愁时，这种猜测尤其让人心悸。这些土黄色的脸容易使人想起工地上嚷嚷着的民工或者小饭馆里下班后兴奋的厨娘。不过土黄色的脸显然没有了白天的喧嚣，在夜色里，他们的声音轻得满是关切，轻得让城市里的贵族听着不自在。
白天他们是不来的，他们正忙于一天的口粮并为电话线的那端打拼。而每晚来的人似乎总不一样——也许他们十天半月才来一次吧？话费算不上天价，不过能省的还是得省。而每当他们拿起电话，在冷漠的异乡里汲取一丝温暖时，他们总得讲上好长一段时间——我从来没在经过电话亭时看见有人放下或拿起话筒，所有人都处在交谈的阶段，并似乎打算一直讲下去——我也没见到有人站在满员的电话旁等候，难不成大家早就定下了关于通话日期的规矩？他们之间是有默契的，因为他们是同一种人。他们间的默契我们不懂，说不清是我们排斥了他们，还是他们排斥了我们。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那些老爷夫人们不愿用公用电话亭了。一方面，他们人均有一部以上的手机；另一方面，他们的洁癖已经入了境界：不只鄙夷肮脏的事物，也鄙夷肮脏的人——他们把外来务工者，那些每晚站在电话亭里的人，视为肮脏的人！？这些丑陋的贵族！
“等等！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污浊思想的？”
呃……这个……好吧，其实……我发现我自己就是个该死的“洁癖症患者”，于是我剖析了我该死的贵族思路。嗨……兄弟，你听我解释……我也想与那些土黄色的脸面对面地使用电话，但……但我那可耻的固有观念把我给拉走了。好吧，现在我承认，我正在逃跑，逃回我那真正肮脏的观念那里；在我身后，我的良心离我越来越远。
我把它丢弃在了电话亭边。
后记：受卡夫卡的散文式小说影响了，呵呵。全文可看作以“我”为叙述者，包括开始对“老爷夫人少爷小姐”的猜度和后来关于民工的叙述其实都是从“我”的主观意识中生成的；从结尾处可以看出“我”知道自己的劣根性却从一开始就想回避它，所以“我”先借“老爷夫人少爷小姐”等他人的行为发出实为自省的言论，又妄行猜测民工心事，都源于一种置身事外居高临下地评判他人从而减轻自己内心负疚的心理。而文中那个突然出现的发问者则是“我”心中理性的、没被自我麻痹的一面，于是“我”被自己揭穿了。文章之旨除了关注草根之外，还有意于探讨人性。有一点隐蔽的实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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