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有女便是安

                                                                                    —读《我之节烈观》有感

   《诗经》“小雅”上记载过这么一段话：“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家室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男女地位之不平等，女子地位之低微，原来可追溯到如此久远，悲哉！

纣王迷恋妲己，建造酒池肉林，终日沉迷于此，继而荒废朝政，使商朝走向灭亡，于是妲己就被冠上“祸国元凶”之名，难道不可以想想这是因为纣王沉迷色欲，施行暴政的结果？为什么非要把罪名安到一女流之辈身上？同样，唐玄宗拜倒在玉环的石榴裙下，从此便不问朝政，导致后来的安史之乱，断送了大唐盛世，于是贵妃便被指是“红颜祸水”，那后来又何以用一曲《长恨歌》来歌颂其爱情的可歌可泣？吴三桂“冲冠怒发为红颜”，引清兵入关造反，陈圆圆又被指责为“罪魁祸首”，一抵吴三桂“乱臣贼子”之罪······

为何每每亡国之罪都归结于女子身上？君王本该以社稷为重，而妃嫔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得圣上的宠幸，但一得宠幸后，如果皇帝为其终日不问朝政，那女子便被扣上祸水之罪，受万人唾弃，理由何在？鲁迅先生说：“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试想，中国华夏文明五千多年，但是女子被视亡国元凶就有三千多年！由此可知，女子地位之卑微是有迹可循的，而且，她们元凶的地位是根深蒂固的，悲哉！

在《我之节烈观》里，鲁迅先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中女子节烈观的弊端，并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传统社会中，丈夫去世的妇女命途多舛，如文中道：“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按照“道德家”的分类，丈夫去世的妇女终生不再嫁的，称“节”；若遇强暴，须马上自戕以表清白，方称“烈”，简言之，要称“烈”，得非死不可。正如那些业儒所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男子呢？其若花天酒地，妻妾满房，乃曰“平常之事”，为何女子要求保持贞节而男子不用呢？女子一旦失去贞节，便免不了被口诛笔伐，甚至任人辱杀，一如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说道：“妇女因此须负社会道德上的责任，而男子则对此享受着免杀的特权。”如此不平等的待遇使社会权重严重倾向男子，女子的地位日益低下，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子。但是，他们凭什么瞧不起女子？怒哉！

古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换来国家之安定；武则天兴科举，修水利，并立无字碑，功过留与后人评；今有“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世卫组织主席陈冯富珍；多年坚持民主运动的昂山素季等，谁说女子不如男子？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曾把女人分成两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鲁迅先生说：“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成‘父男’和‘嫖男’两类了。”

的确，男子所可以做的事情有许多事女子没有能力做到的，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女子地位较男子低微的理由！女子也有许多事情是男子无法做到的，如十月怀胎，繁衍后代。若认为女子是低微的，那么也犯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大忌——不孝。因为我们的母亲都是女子，你们能说她地位低微吗？那群满口三纲五常，仁义礼节的人不是自打嘴巴吗？

以古为镜，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是源远流长的现象，引用《狂人日记》中的一句话：“从来这样，便对么？”女子在对社会发展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伟大的育人事业——教师，便是以女子为主，她们都肩负着为祖国培育未来的花朵的重任，而且，在一个家中，相夫教子的关键任务也落到女子身上。我想，一个丈夫最自豪的是有一个贤淑的好妻子；孩子最骄傲的是有一个细心体贴的好妈妈。所以，“安”字解之曰：家中有女，便是安。

在当今社会中，女子的地位的确大大提高，但谁也不敢妄下定论说对女子的歧视已彻底消失，尤其是节烈问题上。穷乡僻壤先不说，大城市中的许多医院都有提供修复处女膜的手术，便明白关于女子节烈这个问题，人们始终未能释怀，传统落后思想依然在隐隐作祟。

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因为这种落后观念而缓慢停滞，而且女性会受到心灵甚至肉体上的戕害，借用杂文中最后一句话：“我们还要发愿：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