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7年10月，正值金秋季节，笔者偕家人到北京旅游。人说“北京十月风沙起”，北京以往这个时候，已是风沙漫天。这年的风沙却好像是为了我们的北京之行而推迟到来。真是个少有的好天气，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好幸运噢！我们一行“马不停蹄”，行程表安排满满的，每天一大早出门，见黑才拖着疲惫的双脚回到旅店。

长安街上，路灯照着我们夜归的身影，天安门前，石阶留下我们密密的脚印。那庄严、美丽的故宫、颐和园，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宽敞、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展示人民军队成长历程的军事博物馆；那北海、中南海、昆明湖的潋滟水色，整齐划一的街道、城区，北京朋友接人待客的真挚情谊；还有西山的大红柿子，上市的葡萄、苹果、鸭嘴梨……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转眼间，十多天过去了，我仍游兴盎然，真想尽情饱览这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都。

如果把赏心悦目的北京之旅比作一幅精美的壁画，那么我们所遭遇到的不快则如沾上壁画的泥巴，使人觉得那么碍眼，那么遗憾。感触最深的要数当时让旅游者颇为头痛的北京“三难”——吃饭难、乘车难、买东西难。

先是“吃饭难”。

街旁的路灯刚懒洋洋的照射出昏黄的灯光，北京的国营饭店已基本“打烊”了。剩下寥寥无几的饭馆，已不愿意接待客人，“但求清静”。当地朋友说，因为外出吃饭受气，一般人家不喜欢下馆子，免得“花钱买难受”。我们感同身受。一天，我们在和平里一家四川饭馆吃晚饭。菜牌刚递上，服务员就“快点，快点！”的催着点菜，我们只好“速战速决”。谁知一点一“没有”，服务员还十分不满的说：“有的你不点！”无可奈何，“那就吃面条算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几经催促，服务员才不情愿地把放在厨房门口已晾得半冷的几碗面条捧上。

受气归受气，我们却不敢再去光顾“笑口吟吟”的个体餐馆了——怕挨“宰”。早就听说北京的涮羊肉忒好吃，匍一到达，我们就急不可耐的找地方吃涮羊肉。在一家个体餐馆，我们受到十分热情的招待。店里的羊肉没有标价，老板娘说是7元钱一斤。便宜！我们赶紧要了两斤。老板娘亲热地招呼我们，火锅一上来，她急忙把装有几片紫菜，几粒虾米的一碟配料倒进去。我们对她们的服务态度赞不绝口。咳，“皇城根儿”的人就是有礼貌！等到一结账，我们愣住了，所要的价钱硬比吃8斤羊肉的还要贵，仅老板娘倒进锅里的那一点点配料就收了10元钱！

朋友建议我们去俄罗斯餐馆尝尝异族风味，于是我们一行挤了两趟车到达目的地。餐馆的门外排着长队，象是等候“吃大户”。门开处，只见人群你推我嚷的拼命往里挤。总算是坐下来了，服务员上来催着我们点菜。慌忙中，我们先点了几个菜，然后对服务员说，先吃着，不够再点，服务员便走了。菜上来了，与北京的其他餐馆截然不同，菜的分量很少，大家便风卷残云似的把菜一扫而光。服务员过来结账，我们说还要点菜。服务员的回答简直出乎意料：“没得点了，每人只能点一次，你们要是还想吃，就到外边重新排队等候。”我们啼笑皆非地离开了这间颇负盛名的餐馆，到外面买了些面包回旅馆充饥。

在101路公共汽车上，我遇到一个加拿大外宾。在交谈中，我问他对北京的印象。他感受最深的是经常饿肚子，因为外出吃东西受气，加上语言又不通，钱花了，却得不到同等享受。他说，北京的服务质量应当学习国外好的管理经验，北京可是个国门啊！

再说“乘车难”。

北京的公共汽车经常挤得满满的，高峰期更使人望而生畏。汽车总站都有个特点：不管站上有多少辆汽车，也不管有多少等车的乘客，都要拖到一定的时间才打开一扇车门，乘客像冲锋陷阵般大呼小叫地往上挤。动作稍慢一点，车门就关上了。有一回，我好不容易挤上了车，还没喘过气来，却看见一个小学生被人群挤倒在车门口，声音都喊嘶哑了，其状惨不忍睹。

在路旁的车站等乘车，更难于在总站，因为司机看见等车的人多，干脆不停站。一次，我们在雍和宫站等13路车，两个小时过去了，直等到第七辆车来，司机才停车让我们挤上去。

一位到北京旅游的香港记者告诉我们：有一回，他和亲友要乘车外出。他刚挤上车，门就关上了，亲友们全被“挡”在车门外，放钱的手提包刚好被他们拿着。记者不知所措，向售票员说明情况，不想竟遭到那女售票员不堪入耳的谩骂。不管记者怎样解释，甚至说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和项链押给她，然后再到车站赎回，都得不到售票员的允许。尴尬中，一位外国游客问明情况，为他付了5分钱车票钱，才算了事。这位记者感叹的说，几十年来，他还是头一遭碰上这种事。

从抵达北京的第二天起，当地的朋友就为我们的回程火车票四处奔跑。但直到过了预定归期，他们才买到一张硬卧票和几张硬座票。感激之余，我们私下议论，人说北京的火车票特难买，走后门也很难买到一张硬卧票。如此看来，也不至如斯。直到临上火车，那朋友才悄悄告诉我们，硬卧车票要额外加送一条进口香烟（北京当时的高价进口香烟约120元一条，相当于我工资的两倍多），而硬座票也比原来的票价高了一倍多。这位朋友说什么也不肯收回为我们代付的烟钱。怀着感激和内疚之情，我们踏上了归程。

再就是“买东西难”。

个体果摊上，摆满了新鲜的瓜果，老板们站在路旁热情地招呼过往的客人。我们的视线被拉到了一个果摊，那里的西瓜又大又新鲜，年青的老板刚切开一个西瓜，瓜馕鲜红鲜红的。我们一哄而上，问清价钱后，就一人一块的啃了起来，然后让老板娘给算总数。老板娘连想都不想，答道：“20块！”“什么?”我们楞住了：“一斤西瓜0.8元，这还不够半个西瓜，顶多只有5斤，怎么收20元?”“咋啦，咋啦?!”老板提着刀冲上来，一脸杀气，又走过来几个旁边果摊的男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瞧这架势，我们赶紧付了钱。走出十来米远，我忿忿地回头瞪了一眼，却见他们在哈哈大笑。

“还是去国营商店买吧。”我们一致商定。商店门口放着一堆红苹果，直逗得我咽口水，迫不及待的蹲下来就要挑。“哎，哎，你干啥?”很不客气的声音。“买苹果呀。”我一脸不解。“别乱动，不许挑！”售货员瞪大了眼睛：“你们广东人就喜欢东挑西挑的。买多少?” 她拿起盘子就往苹果堆上插。我赶紧站起来往回走，她在背后扔了一句：“讨厌！”

我们想进友谊商店转转，便对把守的门卫颇有礼貌地问：“请问，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他很客气地问：“你们是港澳同胞吗?”我们有些不好意思：“我们是广州的。”“不行！”门卫语调一转，轻蔑地扫了我们一眼，斩钉截铁地说。真是岂有此理，这和解放前广州沙面外国使馆区张贴的“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有什么区别？弟弟却带笑地说：“气啥，瞧我的。”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大踏步地走进友谊商店，看也不看门卫一眼。过后他告诉我们，北京人很难区分港澳同胞与广州人，故可直闯进去，而我气的却是中国人歧视中国人。

我们来到一间颇具规模的商场，品味一下北京的服饰。“同志，请给那件衣服看看。”两个售货员正在聊天，被打断了兴致，十分不耐烦地走过来：“要不要买？买才拿给你看。”“不看怎么知道好不好，先看看嘛。”几乎是乞求的表情。“说好了，要买我才拿出来，没啥质量问题你们就得买。”售货员把手搭在衣服上，等着回答。我们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相信北京现在的服务行业已大有改观，因为那里毕竟是皇城根儿，毕竟是个文化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