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坊回忆  蒋任南整理

林坊，资兴市人民检察院离休干部，他从小参加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那艰难的岁月，令他永记心中。

                                                                 从小参加游击队

我的童年是在艰难的日子里度过的。1929 年8 月8日，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广东省和平县古寨乡水西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降生了。没想到生不逢时，军阀混战，地方官吏和恶霸又欺压剥削百姓，加上自然灾害，弄得民不聊生，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几岁时，生母早逝，留下我父亲照顾着我们兄弟3个，又当爹又当妈．苦度过日。为了生计，在我七八岁时，开始懂事了，懂得了为父亲分忧，主动当起了放牛娃。清晨，我把六七家的黄牛聚赶到一起，然后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把牛赶到一片片水草肥美的山间洼地。放牧很苦，有时连午饭都吃不成，我就在山野里寻些野果充饥，到沟壑的泉眼里捧些泉水解渴。但也有一些苦中有乐的事，牛儿吃草时，是很老实的，我就爬到牛背上，给牛挠挠痒，或者骑着牛，嘴含一片树叶子，尽情的吹着曲儿，无拘无束的哼唱着牧歌，歌声在山野里回荡着，我的心就乐陶陶的了，饥饿忘了，疲惫也消除了。待到傍晚时分，当夕阳露出粉红粉红的脸膛就要滑下山那边时，我就赶着吃得鼓鼓的牛牯下山了。这样，放牧一头牛一年可得稻谷60 斤，帮助家里解决了部分口粮。9岁那年，父亲娶了后母，生活稍有好转。我开始念书了，到15 岁时，我总算高小毕业了。

    1946 年5 月，我跟着大哥林明玉参加了林镜秋大队长领导的和东区游击队，被分配到陈苏中队当通信员。因为年纪尚小，但活泼可爱，喜欢说笑，办事利落勤快，同志们都亲切地叫我“林小鬼”。

    打游击居无定所，常在山地村野转悠，还经常作战，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我从不叫苦喊累，游击战争使我一天天成长起来。1947 年春，为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以林镜秋为首的游击队，为扩大武装斗争对当地的影响，率部突袭彭寨圩，破仓分粮，并攻人伪乡公所，活捉了伪乡长、伪自卫队长，缴获各类枪支20 余支。战斗结束后，打开了地税谷仓，出谷1000余担，分给当地农民。时过不久，我们游击队又出奇制胜，袭击了东水伪警察所，生俘伪巡警官以下20 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开仓得谷400余担，救济贫苦大众。后来，我们游击队又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攻下林寨，活捉了乡长、伪自卫队长，缴枪20 余支。从此，对敌斗争烈火愈烧愈旺，游击队战士情绪高涨，极大的影响和震动了龙川县、和平县、连平县、河源县、兴宁县等地区。这时，参加游击队的人越来越多，游击根据地和武装队伍不断扩大。

    1948年4月，国民党地方保安司令曾举直亲率莫秉营配合和平县伪县长黄梦周的伪县警队共700 余人，驻扎彭寨，气势汹汹地对和平区游击队实行大“清剿”。面对来敌，在敌我力量悬殊较大的情况下，我游击队审时度势，由林镜秋率主力避敌锋芒实行转移，采取敌进我退的方法，与敌周旋，乘敌空虚之机，直入油竹坝，一举捣毁敌当地伪联防队，毙敌5 人，缴获长枪24支， 驳壳枪2 支，物资一批。当时，敌人“清剿”气焰嚣张，扬言要消灭我游击队。敌人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频频发动进攻。一旦发现我游击队的行踪，敌人就倾巢出动，分几路包围，每攻入一个村庄，就疯狂地烧杀抢掠。与此同时，敌人还到处张贴布告，诱惑游员“回家自新”，声称：凡是自新者，一律不予追究。敌人用尽手段企图瓦解游击队，当时确有少数怕苦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偷偷回去自新当了叛徒的。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和东地区，犹如春意来临前的一股寒流袭击着人们的心灵。我们的后母也被抓，被关押在古寨伪乡政府达6 天6 夜，要她劝我和两个哥哥回家自新，否则不予放人。我们兄弟3 人不为所动，坚持游击战争解放贫苦农民的信心毫不动摇……                                             

1948 年6 月，我跟着陈苏中队来到古寨、贝坝、长塘、下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白天隐蔽在偏僻的小山村里，几乎天天夜行军，以防敌人发现跟踪围剿。那时生活十分艰苦，吃不饱，常到山上摘野果挖野菜充饥。为了开发新的游击根据地，解决部队的口粮向题，首先镇压当地的土豪劣绅和恶霸，部队开进他们家，把他们抓起来进行教育；同时，开仓砻米，救济贫民，杀猪杀鸡饱餐一顿。这样，既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又发动了群众。不过，有些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仍然与国民党反动武装相互勾结来攻打我们。有一次，我们中队在贝墩石人塘村活动时被敌人发现，双方激战一天，敌伤3人，死1 人，我方也有2 人壮烈牺牲。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去掩埋战友尸体，发现男战士已被敌人割下头颅去街上悬挂示众去了，女卫生员被敌人开膛破肚，惨不忍睹。我们泪流满面，心中怒火陡生，恨不得一下将国民党反动派全杀光。至此，残酷的斗争迅速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更坚定了与敌战斗到底的革命信念。                               

1948年7月，我们陈苏中队转到长塘一带活动，一天夜行军时，在半山腰的十字路口与敌相遇，双方发生遭遇战。顿时，机枪、步枪吐露着火舌，红红的子弹头在夜空飞过，闪出红红的亮光，随着噼噼啪啪的枪声，好像过年时许多人聚在一起燃放烟花炮竹一般，壮观极了。由于夜晚天黑看不清人群，只是盲目交火，并无人员伤亡。天亮后，我们开始集合队伍，直到中午时，队伍才陆陆续续到齐。晚上，我们驻扎在山上的一个庙里。第二天，敌人又追过来，我们抢先占领了制高点，双方展开激战，打到下午，我们游击队黑仔小队长用机枪一个点射，击毙了敌中队长，敌人溃退了。在一条山路上，我们发现一可疑分子，抓住一审问，证实是敌人的一名侦探。当夜，3 名战士将其反绑押上山坳，用锄头将其处决了。

    1948年8月初，我调到云南游击队给李一平连长当警卫员。一次在连平的战斗中，我跟随连长与战士们一道抢占了一座高山时，发现敌人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对面山头上，发现我们后，疯狂地用机枪、步枪朝我们扫射。连长一马当先，从一名战士手中抢过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对着目标一个点射，只见敌人山头上倾刻间扬起尘土，目标打准了，接着就是一顿快速射击，将敌中队长击毙，敌人慌作一团。我们趁机发起冲锋，敌人狼狈逃窜。我追上了一个在逃之敌，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敌人乖乖地把枪放下了并举手投降，我把枪撸过来，是一支德造七九步枪。另一个战士也缴了一支三八大盖步枪。战斗结束后，部队在驻地召开庆功大会，我受到了领导表扬，说我作战勇敢。                       

1948年8月中旬，我们游击队的两个连到黎咀一带活动，当时有一个敌军中队驻在墟上一个大地主家，每天满足饭饱后，就出来骚扰百姓。为了消灭这股敌人，在一个夜晚，我们两个连把敌人重重包围在屋子里。敌人负隅顽抗，凭着厚实的围墙，向我们开枪射击。当时，我们也集中了两挺机枪对着大门和窗口射击。对峙了一晚一天，敌人还不肯投降。第二天晚上，我们采取右面集中火力佯攻，牵制住敌人，左面派出1 个班和3人爆破组，由排长凌章率领潜入到围墙边。炸药包放于墙脚下，点燃导火线，顿时一声巨响，把围墙炸开了一个大洞。刹那间，战士们纷纷向洞口内投掷手榴弹，冲锋枪、步枪也一齐朝里边扫射，敌中队长右腿被子弹击中。不到半个小时，敌人全部投降。这次战斗，缴获机枪2挺，步枪40 余支。黎咀解放了，人心大快，我们部队凯旋而归。庆功大会上，凌章排长被上级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提升为副连长。

                                                                    加入解放军的队伍

1948年8月下旬，和东区地方武装部队正式成立，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第6 团”，团长林镜秋，政委骆维强。从此，我们这些地方革命武装队伍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第3 次大“清剿”，我第6 团利用现有装备，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之有生力量，故常采用“围点打援”等办法作战，效果很好。如在包围彭寨的同时，又派主力部队直奔何明亮（地名）伏击增援彭寨之敌和平县伪警叶培根中队。何明亮地势险要，两边是高山，路从半山腰通过。我主力部队埋伏于两边山头，等敌人进人伏击圈时，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猛烈射击，敌摸不清头脑，看见我们冲过来，就四散逃命。这次战斗，全歼敌伪警中队，毙敌31人，伤敌15人，俘敌13 人；缴获机枪1 挺，步枪27 支；敌伪警中队长受重伤后丧命。接着，我部又进军车田，包围伪乡政府，伪乡长邓渠青、伪联防队长邓明恩，迫于形势压力，率部60 余人起义，交出驳壳枪5 支，步枪72支，车田宣告解放。

    1949年5月 14日，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13 团团长曾天节，在我大军南下和游击队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影响下，弃暗投明，在老隆重镇率团起义。5月16日，林镜秋率第6 团和曾天节一个加强营赶往东水，速将敌保安第4 师师长兼保安第5 团团长列应佳残部包围，当发出最后通牒被拒后，我军发起猛烈攻击，敌感到后援无望，遂打出白旗投降，650 余名官兵接受和平改编。

    5月17日，我们部队在东江纵队司令曾生将军指挥下，从老隆沿东江河直下，紧追敌保安第12 师残敌。在蓝口，我们与敌交战，激战一天，第二天进军到河源时，部队受到从广州起飞过来的敌机的拦截扫射。为了配合我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解放广州，我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向广州进发。

    敌人闻风丧胆，狼狈逃窜。最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在解放军进占时制造了炸毁海珠桥梁的惨案。海珠桥是广州人民用血汗建筑起来的横跨珠江的大桥，工程浩大。在广州解放前夕，人们已从国民党内部得出炸毁海珠桥的消息。市民得悉后，即由工商业界派出代表，向国民党广州市长和广州市警察局长请愿，反对炸桥，但是没有答复。

    10月14日下午，正当拥挤的行人和车辆通过海珠桥时，突然开来一个连的国民党军，宣布对大桥“戒严” ，所有的行人和车辆都被驱散，国民党军控制了大桥附近的大街小巷。过了一会儿，又解除了戒严。当时老百姓谁也没有意识到“戒严”到底做什么。而在这戒严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军已在4 个桥墩上安放了400 箱烈性炸药。

    下午6 时，大桥上照旧走着熙攘的行人和车辆，突然一声巨响，一股浓烟冲上天，无数的钢铁碎屑和残渣碎瓦四处飞散，冲击波掀起的波涛高达四五米，大桥南北两岸3 里之内的房屋纷纷开裂倒塌，水泥钢筋碎块呼啸着穿空而过，殃及附近10 多里区域。车辆掀翻抛到珠江河里，群众被炸死炸伤达500 余人，大桥上死尸遍地，血肉模糊。桥下无数大小船只，也都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木板。大桥附近周围路上的行人，有的被炸得粉身碎骨，有的被炸断身子抛到街心，有的肚肠外溢在水面上浮荡，江水已变成一片血海，就连电线杆上也挂满了碎肉片和女人的长发……

     海珠血案，是国民党反动派毫无人性与人民为敌的又一罪证，它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对反动派更深的仇恨。当广州的局面被我军控制后，我们连队就驻在广州长堤的“肇罗阳会馆”，维持社会治安。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蒋家王朝的灭亡，曾两次派飞机到广州市上空进行骚扰。第一次来了一架飞机，全城拉响了防空警报，我们跑到楼顶上观察，只见防空部队架在楼顶上的高射机枪和地面的防空炮火，一齐吐露着火舌，从四面八方射向敌机，炮弹在空中爆炸形成朵朵白云，场面十分壮观好看，敌机不敢低飞，转了几圈就逃走了。第二次，一架敌机又从台湾飞来到广州上空，同样遭到我军炮火的射击，结果那架飞机从高空盲目地向火车南站货物集散地投下一枚炸弹后逃走，炸弹落到空坪上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的损失。

    1949年12月，在“肇罗阳会馆”，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的组织。

                                                                     支援解放海南岛                           

1950年春，我们部队被编人广东省支前司令部，接受支援解放海南岛的光荣任务。那时，我们把林平司令员从广州乘客轮经海路护送到雷州半岛西营解放海南前线指挥部后，我们留在西营，担任保卫任务。                         

有一次，我和一个政工战士奉命护送支前司令部一位领导干部去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徐闻县城的前线指挥机关。那天，我们3 人乘一条小木帆船在海上航行，风大浪急时，小船上下颠簸得很厉害，大家都感到头晕想吐。上岸后，离县城还有20 里地，且得步行。那天天气炎热，空气沉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走到半路上，见一棵大树上的枝头正好有一只小岛在喳喳直叫唤，为了放松一下疲惫的心情，也想试一下好久没打枪的滋味，我迅即从肩上取下步枪，屏住气，瞄准鸟儿，“叭”的一枪，鸟儿应声落地死了。我快步向前捡起鸟儿一看，嘻，没打着身子，只是一个翅膀被打折了。我问：“首长，为什么鸟儿死得这样快？”那位领导干部说：“因为子弹有震动力，你枪法这样准，不愧为是一名老游击队战士……”受到领导的夸奖，我心中一阵高兴，忘记了疲劳，和大家一道高高兴兴地到达了县城，圆满也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护送任务。

    解放海南岛，不像在陆地作战，它必须横渡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那时，我军还没有海军，也没有军舰，要渡海作战的困难可想而知。但解放海南岛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已发出号令，一定要解放海南岛。因此，部队必须用征集过来的木帆船进行训练，而且要让全体渡海作战的指战员学会3 项技能：一是学会能坐小木帆船。因为乘坐木帆船在海上航行风浪大，波涛汹涌，上下颠簸很厉害，开始海练时还感到好玩，如坐翘翘板似的，但经历数小时后，就会感到不舒服，头晕、呕吐、坐不稳又站不住。这样，我们只好躺在船上，连小便都只能趴着或侧卧着解，那困难可想而知。数日训练后，我们逐步做到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船上行走自如了。二是学会在船上打枪。当船被海浪抛起时开枪，子弹就会飞向天空；当船下落开枪，子弹就会打在前面不远的水上，打不准目标。这样，只能通过海练，摸索其上下起伏的规律去掌握射击要领。三是学会游泳，不当“旱鸭子”。坐船打仗，如果敌人兵舰把小船冲翻或木帆船被炮火打烂而使人员落水时，就必须有过硬的游泳技术，才能保存自己，歼灭敌人。

    1950年4月16 晚，解放海南岛的命令下达后，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43军和40军的全体指战员，组成东路渡海大军和西路渡海大军，万船竞发，万炮齐轰，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琼州海峡，驶向海南岛。开始，逃到海南的国民党残敌还敢开枪开炮阻拦我军前进，但我渡海作战的指战员不顾一切，英勇地突破封锁线，向海南沿岸抢滩登陆。此时，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便不敢抵抗，有的投降，有的丢弃阵地逃窜，解放军乘胜追击，没过多少天，海南岛便宣告解放，五星红旗在岛上迎风飘扬。

    由于我们所在部队是支前序列，是待命的预备队，没有参加渡海作战，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全国解放后，部队先后发给我解放全中国、解放华中南、解放海南岛等3 枚纪念章，以资奖励。                              

1952年7月，我受广州军区命令，到湖南常德接新兵，结果被留在了湖南军区446 部队。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准尉、少尉军衔。1956 年，我被派往河南省新乡军械预备学校学习初中文化。1958 年，我从湖南军区转业到国营滁口林场。后在资兴税务、组织部、建筑公司和人民检察院工作。199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给我“为检察事业作出了贡献”荣誉证书。1992年，我离休在家。

    回忆往事，艰苦的岁月历历在目，我不会忘记过去，更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我相信，祖国的江山一定会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