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贫乏 认识的缺乏 价值观的“偏见”为什么城市文学写不过乡村文学在近现代文学阶段,中国的城市文学首先产生于上海;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城市叙事也一直稳稳地占据乡村叙事的上风。而当代城市叙事却风光不再,在整个文学叙事的格局中,只占据很小的分量;在茅盾文学奖历届的获奖作品中,城市小说只占十分之一左右,得奖的基本上是写“村里的事”。出现这样的状况,归根结底说明了城市文学的薄弱。上海市作协副主席王纪人认为,“至少在艺术上还不足以吸引审美的眼球”。住在城市的作家,写起城市生活因何反不如写“村里的事儿”得心应手?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上海文学周举办的“文学与城市”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地的评论家和作家就“当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一题展开交流研讨,分析了当下中国城市文学书写贫困的原因,为当下文学创作探讨新的方向。会上,有观点表示,语言的贫乏、认识的缺乏、价值观的“偏见”是制约城市文学发展的三大因素。语言:缺乏特色的全球化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文化的符号,语言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作协创意部的主任胡平提出,现在城市文学难写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城市中方言的“隐退”。而乡村在这一点上没有大变,“不得不承认,乡村在语言资源上有着先天的优势”;他认为,农村生活的小说之所以好看,因为它的语言中有地域的特色、历史的积淀,而城市文学在这方面明显有所欠缺。胡平指出,目前城市语言主体变化很大,说方言的人已经不多了;尤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尽量在减少说自己的方言,而改用普通话。“加上外国人,北京的语言现在全球化了,在这种背景下,用(现在)北京的语言写小说就有问题了,生动性、文化底蕴之类的东西就少了很多。”认识:只看到城市的冰山一角文学源于生活。而研讨会上不少学者、作家们坦承,自己对城市的了解其实非常片面,的确是写不出好的城市文学作品的一大原因。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孙颙开门见山,“城市的丰富性,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冰山的一角……有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他认为,这也是城市生活丰富多彩、而城市叙事作品反倒不及乡村叙事作品丰富的重要原因。孙颙的话引起了不少与会者的共鸣。知名作家王小鹰直言自己对这个城市“一点都不了解”,而且由于在传统道德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永远拿过去的价值观来评价现在的城市……只是写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并不是真实的东西”。北师大教授张清华认为,城市文学的意义在于通过作家的描写,能让读者生成对这个城市文化的印象和理解,让人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不再局限于“城市一角”。而对于作家来说,如果自己都不了解这个城市,又如何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城市印象”,如何能体现城市文学的意义所在呢?价值观:逃离城市,回归农村文艺报主编阎晶明提出,城市叙事和乡村叙事其实在道义上就有一种高下之分;这样的“区别对待”使许多作家在写作时潜意识里就会回避“融入城市”,“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是一个逃离之所,回归乡村才是崇高的。否则,这本小说在价值观上就大打折扣了。”他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文学,还存在于外国文学。“我们看的美国的一些大片,往往在乡村的那个家,才是主人公回归的地方,只有对那个地方念念不忘,才是符合道德的”。北师大教授张清华随后的发言为阎晶明的观点做了一个补充。“上世纪90年代前,中国当代文学是没有城市叙事的,而在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中,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肯定乡村、贬低城市”。在他看来,在美学上,城市叙事较乡村叙事的确存在劣势,而且至今仍然存在。(记者 姜小玲 实习生 陈文华)
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举行学者共话“鲁迅与老舍”昨日上午,“鲁迅与老舍———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鲁迅博物馆举行,孙郁、舒乙等学者出席了座谈会。“鲁迅是冷的热,老舍是热的冷。”《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作者之一的傅光明说,“鲁迅常常摆出一副横眉冷对的姿态,其实他的内心充满热情。而老舍恰恰相反,幽默轻松的外表下有着自己的性格和脾气,是‘外圆内方’的典型。”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为老舍的一生总结了四大情结:“一是国家情结,二是底层情结,三是少数民族情结,四是文化情结。我认为,他的死就与文化情结有关。”老舍之子舒乙称,老舍一直很尊敬鲁迅,鲁迅生前看不起老舍,在一封信里称“老舍之流”,但是,“他们目标是一致的,尽管走的路不一样。”(记者张弘 实习生罗取)
图书“一女二嫁”并不算新鲜事(作者将作品的专有使用权授予某出版单位后再重复授权其他出版单位),然而,王刚、王跃文、余秋雨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名家名社也加入到“二嫁”的行列中来,不禁让人震惊。这不仅损害了读者利益,也让出版界的诚信备受质疑。 昨天,由市版权局主办的北京版权沙龙就此展开研讨,法律专家、出版社代表、民营书商共同探讨,希望逐步建立起良性行业秩序。名家名社也“二嫁”寒人心“刚买了《落木无边》,上当了,25块钱买了本残书!要看完整版还得再买另一本书《苍黄》。”这是一位读者在发现自己买的书就是眼下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女二嫁”案例时发出的抱怨。这位读者提到的《落木无边》、《苍黄》两部书是今年7月、8月相继出版的,作者同为著名作家王跃文。王跃文早先与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出版合约,后欲解约不成,转而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接下来,先锋文化抢先出版了王跃文先期发给他们的半部书稿,书名定为《落木无边》。江苏人民出版社为抢进度,也紧急出版了整部书稿《苍黄》。不仅众多不知情的读者买了仅有一半内容的《落木无边》大呼上当,就是那些买了《苍黄》的读者也反映,仓促出版的该书错误很多。一位爱书人气愤地对记者说:“图书本来是很神圣的,现被弄得乌烟瘴气,不管是写书的还是出书的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太让人寒心了。”受伤的除了读者,还有整个图书业的形象。贝塔斯曼(中国)出版集团合伙人、贝榕公司常务副总裁陈黎明说,去年,贝塔斯曼遭遇七八十本书的作者在授权期内,就另找出版社出版其作品。这种公然违约行为很快在国外书商圈子里传开了,让他们感到中国图书市场诚信度太低,对进一步投资持谨慎态度。“二嫁”不都是作者惹的祸在“二嫁”问题上,舆论普遍将矛头指向作者,谴责作者的道德品质,认为作者的胃口太大,有开价更高的,就违约转投新东家。但有民营书商私下透露,有的书商在拿到稿子后迟迟不能出版,还有的会恶意隐瞒印量和销售数字,从而榨取作者版税,逼得作家不得不“改嫁”。几年前,全国出版社一共就500多家,哪家破坏了行规,很快就尽人皆知。但2003年以后民营书商在出版业迅速发展,仅北京就有3000多家活跃的民营书商,市场主体庞大,难免有利益驱动不守信义的情况,作者要选对合作伙伴也难度加大。“书商和出版社也得找找自己的原因。”中文在线公司副总裁谢广才说, “很多作者和同一个书商合作不止一次了,最后还是被别人抢走了。为什么?除了钱以外,是不是在感情方面投入也不够?”上海文艺出版社对易中天、中华书局对于丹的体贴入微都是业界佳话,但这些对作者的关心并不是每个出版人都能做到的。违约金管不了的让黑名单管“一女二嫁”很难通过法律手段裁定吗?显然不是。曾参与我国《著作权法》制定与修订工作的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刘春田说,“这个问题在法律方面不存在障碍,只要当事人合同约定明确,依照相关法规,就可以执行赔付违约金、禁止违规图书继续发行等惩罚措施。”但是,为何法律的约束仍然挡不住“一女二嫁”的发生?很大原因是利益的驱动。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平说:“其实作者为了获取更多利益而更换合作伙伴是常见的商业行为,无法避免。但要遵照正常市场秩序进行,才不会引起道德争议。”陈黎明透露,海岩等著名作家通常在和出版社合作之初就会很客气地说明,“我签的是非专有使用权协议,而且我只签这种协议。”这种做法尊重自己也尊重市场,也保证了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做法。眼下,诸多“一女二嫁”的案子都已通过赔付违约金等手段解决,但重复出版造成的资源浪费,被名家名社集体忽悠的读者,受损害的出版市场形象很难挽回。现在,贝塔斯曼已经开列了不守信用作家的黑名单,这份名单将影响到世界著名的图书出版商美国兰登书屋对这些作家的评估。由此可见,法律之外还有行规,同样可以规范市场。如果一个作家总是违约,一个书商总是恶意损害作者利益,自己的信誉就会受到质疑。最终,行业内的黑名单将用诚信这把尺子来约束市场各方。RJ188“一女二嫁”典型案例克隆型:作家王刚的《福布斯咒语》(上)先后与上海世纪文景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导致今年5月市场上出现两家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内容完全相同的图书。整容型:作家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2008年5月和9月先后出版了余秋雨文集《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两书收录文章完全相同,区别仅是后者稍加点评,整容出现。本报记者 李洋 吴萌
易中天“养鸡”卖了好价钱其中篇小说《高高的树上》将拍成电视剧上海书展开幕第一天,在文化活动一栏表里,写着易中天三个字。尽管他近期频频曝光,无论读者和媒体是审美还是审丑疲劳,似乎没有减弱对他的关注。昨天下午,他的中篇小说《高高的树上》影视改编权签约仪式和媒体见面会,在现场保安清场下,才得以正常进行。此次,易中天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应战媒体,称自己花钱买了一只蛋,孵了一只公鸡,卖了一个好价钱。“高兴学”是“认真的扯蛋” 主办方上海文艺出版社郏宗培社长向读者解释,此次不是签售,而是媒体见面会,是《易中天文集》出版发布和他的中篇小说《高高的树上》影视改编权签约活动。郏宗培表示,《易中天文集》有望于明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推出。而此次买下影视改编权的是拍摄《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华谊兄弟天意公司,他们看好的是易中天的文学范本。易中天说,他的这个中篇最早发表在上海的《小说界》上,当年写这篇小说的动机是看了青岛社会科学院的杨曾宗对学术腐败而提出“高兴学”的创意。“高兴学”作何解释,易中天认为,是一个虚构的符号,代表着学术泡沫,“用五个字来表述,就是‘认真的扯蛋’。就是伪学术,是泡沫。”记者问,什么是泡沫?他解释,就是把没有价值的东西经过包装后放大,打着学术的旗号反学术。我养的这只鸡叫“轰炸机”易中天说,他得到这个创意写成小说,是花了代价的。他与杨曾宗一开始就签订了授权协议,“法律称‘许可使用’,我付了报酬,但小说中,我虚构了一座城市,还有市委书记和市长,以及人大主任等人物,是官场斗争加学术腐败。今天我要向大家讲清楚产权关系,杨曾宗卖了一只蛋给我,我把蛋孵成了鸡,然后再把鸡卖给影视公司,他们再去孵化成另一种蛋。不过我买的是一只公鸡下的蛋,我养的这只鸡就叫做‘轰炸机’了。”有记者问易中天,为什么不回厦门大学去好好上课,总是抛头露面。易中天回应说,他如今已退居二线。问他这只鸡卖给影视公司多少钱,他不回答。影视公司吴总称是商业秘密,“但是个不错的价格。”问到易中天是否会在剧中出演角色,他连忙摇头:“不可能吧,我又不是演员。我只管写小说,其它不管,给鸡吃什么饲料是我的事情。影视公司买走我的鸡,他们怎么拍,选什么演员也不关我的事。这就叫作分工。”特派记者 蔡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