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走了……这句简单却又复杂的言语在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在我心里犹如覆起千层巨浪,一直在撞击着我最敏感脆弱的神经。 不相信,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一定是我做的一场噩梦,哪天凌晨还在睡梦中的我就隐隐约约听见父母收拾衣物发出的声响,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显得格外清晰与刺耳,刺激着我那尚未歇息的的耳膜。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悄无声息来到我的床头,念叨了一句:“爷爷走了……”在与父亲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后,匆忙出门,消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按奈不住焦急的性子,一骨碌下床打开外门一看:漆黑的夜里犹如一个黑匣子,一轮孤独的名月寂寞地陪伴着阴沉的夜空,极力散发出惨白得让人心寒的光芒照射着万物,却只见背影,树影憧憧,夜风不断侵袭着我那瑟瑟发抖的身躯…… 这个夜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次日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响声划破沉闷的空气,是母亲打来的,只听见电话那边母亲的声音似乎有些哽咽:“爷爷今天凌晨走了,你吃完早餐后马上赶回来送爷爷最后一程,今天暂时别回校上课了,请一天假……”,电话中还隐约传来用于办丧事的器具的声响。 这是真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以为这只是自己在昨夜在朦胧中做的一场噩梦,可就在下一秒它却变成了现实,就这么真切地发生在我的眼前,犹如晴天霹雳在撞击着我大脑的每一根神经,凝视了一下时钟:早晨六点三十分,原来昨夜在第一时间听闻爷爷的噩耗后,父母连夜赶回老家奔丧,为送爷爷最后一程。 我没有想到亦无法接受这个让人极度悲痛的消息,虽然亦知道爷爷将不久于人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在昨夜匆忙告别人世,或许这个世上诸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料的,就像一些人面对一些事情一样,你永远也无法得知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本来爷爷早前就患有胃病,因为被忽视而耽搁了最佳治疗时期,病情日渐恶化,最后发展成胃癌。被发现时却已经是晚期了,三个月,从被发现病情到最终离去,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 奔丧那天几乎所有的亲人都回来了,一大群人将原本就拥挤的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一种沉重的悲痛气息弥漫在整间屋子,所有的亲人都回来向爷爷作最后送别。 为什么人总是这样,当好好存在时却不知道去珍惜,为什么总是要等到生死永别时才知道后悔。在医院经常看到这样悲哀的情形:许多人只有在亲人生病住院或无力欣赏时才送花;无力说话时才陪伴他。最悲哀的是,人来的最多的那一次,他已经看不见了也听不见了。人都走了,这些不都是多余的吗?这个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 “反正他们都知道的。”这是我们一般人最常说的话,也是一般人普通却又愚昧的认知。说出来又何妨?或许是因为无法突破心里的那份尴尬,这不能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哀…… 亲人们在极度悲痛的氛围中送别爷爷,低泣的声音在拥挤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清晰,犹如一把利刃在割拭着我的心,我不愿再目睹眼前的一切,宁愿将它当成一场荒唐的噩梦,可任凭怎样自我安慰,眼前的木棺里就躺着爷爷那具冰冷的尸体……我竟然奇怪地发现自己没有流泪。在亲人们早已泣不成声的时候,我只是静静凝视着眼前那本属于梦境中的一切。 不,并不是我冷漠,只是我强忍着眼泪,不想让爷爷在天之灵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在爷爷的眼里我一直是一个坚强的孩子…… 不经意间,我看到了父亲,自爷爷得重病这几个月间,他一直在操劳,后来爷爷被检查出是癌症后,已无法再治疗。于是将爷爷接回老家,父亲一直在尽自己的孝心,任劳任怨打理着爷爷的日常生活:陪伴,送饭,擦背……只是每一次回老家看望爷爷后回到家里,他总是长叹一口气。我知道他作为儿子也是在为爷爷日益加重的病情感到担忧与无奈。 我发现此时守灵的父亲显得异常苍老,两个眼袋十分清晰显现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泛着些许泪花……我很少看到父亲的眼泪,父亲一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在生活与工作上的风风雨雨他都咬牙挺下来。面对困窘的生活,我从没有看到父亲掉过一滴眼泪,更多是默默地承受,父亲亦有脆弱的一面,只是每次他都不愿让大家看到。 父亲第一次流泪了…… 爷爷走得太突然了,父亲甚至还没来得及作好心理准备,对爷爷的怀念无疑大于生活中那些对于他来说的琐碎之事,怎能叫他不悲痛? 爷爷带着遗憾走了,而且就差那么一年,还记得爷爷在临终前一个月曾语重心长对我说过:“孩子,本科若是上不了,上专科也可以,爷爷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学业,我若走了,你要好好努力……” 爷爷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看到自己的孙子考上大学。可惜匆匆的离世,他没有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切,带着一份牵挂与期盼走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偏偏要夺走我亲爱的爷爷? 爷爷,你安息吧,不要为家人与我担忧了,我会谨记你的遗愿,让你在天之灵能够在明年目睹孙子圆梦的那一天。 带着一份对爷爷的无限怀念,我继续在高三的路上为前途而奋斗着,虽然这条荆棘满布,但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执着地走到终点。 将无限悲痛化作一股学习的动力也许是我对爷爷最欣慰的一种怀念。 ——此文送给远在天堂的爷爷
◆广东纺院电脑设计06班朱守银最近,老师让我们欣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并向我们介绍了对音乐氛围很有影响的朗朗的个人成就,很让我们震撼。据介绍,郎朗是第一位与柏林、维也纳、美国等所有一流乐团长期合作,在全世界所有的最著名的音乐厅和最好的剧院举办个人专场独奏会,并长期获得签约,被世界上几乎所有最著名的音乐学院都邀请上过大师课的中国钢琴家,并被国内五大音乐学院聘请郎朗为客座教授,年仅24岁,郎朗的音乐会在欧美的票房排第一,并多次创下公开售票不到20分钟一扫而空的奇迹,成为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之后世界钢琴界的又一位领军人物。郎朗的音乐才华与热情奔放的性情相得益彰,使得他在全世界的大师课成为专业人士和古典音乐爱好者最喜欢的的方式!更使他成为当今古典音乐最理想的诠释者和年轻人心中的偶像。《纽约时报》更发表系列文章,称郎朗为当今古典乐坛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古典音乐的中国时代已经开启。既然朗朗等那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在音乐的造诣影响着世界,那么是否可以创造一个机会,让我们这年轻的一辈在他们的熏陶下接触和认识高雅音乐的文化内涵呢?虽然说通俗音乐的很流行,分布也广,但是夹杂的成分包括太多不宜某一阶段的青少年所应接触的东西了。很多九十年代的青少年目前对古典音乐和红色经典音乐的认知和继承是显得不甚热情的,用众多人的话来说,这些音乐不够“酷”,听起来略微枯燥。果真如此?这就使我们对流行音乐的影响进行剖析。无论结果怎样,都有学者认为:在文化内涵层面上分析,最流行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看看中国的中小城镇和很多贫穷地区,孩子们接触丰富的音乐文化的机会很少,我敢说,还有很多的农村孩子从未见过钢琴,其他更多的乐器就不言而喻了。我想,书画展在每个地区都成为了常规活动,我们如果在全国各地普及一个音乐文化周,就算是一个乐器图片展,也能让很多深居大山的孩子接触到更广义上的音乐常识文化。音乐,在今天越来越占据着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音乐人应该为广大的群众留下一点东西。最近无腿歌手陈州的30天的义演,让很多人感动。这种方式是很多音乐人可以做到的。我关注的是,虽然现在有很多艺人已经深入偏远地区开展活动,但还是做得不够,因为他们所传播的不是一种正统意义上的音乐教育所需要的。如果更多音乐人能够多点以普及音乐教育深入祖国的这些偏远地区,我想人们的生活将出现一种新的文化范畴的意义。本人设想,我们的音乐文化周能先将几十架钢琴在某一县级市集中成音乐文化周的主要亮点,兼而在场所周边展示音乐文化所包含的成果。我想,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社会群众,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种氛围中感知到一种力量。很多人都说音乐会是一种文明的展现。所以当“同一首歌”在全国各地掀然而起的时候,我们的群众感受到一种全所未有的亲切感和力量的充盈感。由此,我们的音乐文化品牌就出来了。所以像朗朗,这样一个在钢琴上有造诣的青年一辈,完全可以通过设立“朗朗钢琴文化周”来普及音乐教育。随着音乐创作的推层出新,现在出现很多乡土歌手,他们将乡土语言演绎的音乐带到城市里去,这也是一种交流。粤西高州的歌手黄华亮就做到了,他将地方语言用流行的曲调演绎出这样一种有特色的音乐。所以音乐文化周不止是城市里所流行的走进偏远落后地区,也是使更多乡土音乐走出去的一个平台。音乐,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想,将更多成熟的音乐文化果实回归生活中的群众是一种历史意识,也将带予音乐文化新的内涵。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日
学生找暑期工须慎防中介陷阱◆广东纺院电脑设计06班朱守银暑期到了,笔者在很多地区中介信息部发现,除了大批大学生,刚初高中毕业的学生也正忙于找暑期工。据了解,这些信息部为学生介绍服务员、抄写员、跟车乘务员等。在一处,笔者了解到介绍机构向求职者每人收取介绍费和成功费各30元,信息部的工作细则中有“不找到工作的或者中途不再要求继续服务的,可由工作人员在收费单据签字后三个星期后退回成功费。”期间,刚高三毕业的小莫和小高同学找一份抄写员的工作,询问后,工作人员保证他们第二天可以收拾行李来上班,并保证工时为八小时,暑假两个月均有工作可做。然而二人交了60元后,第二天来报到上班时却得到“暂时没工做”,要求其二人回家等待三天。可是三天过后,工作人员却说要再等两天;如不愿意再等可由她签名后再三个星期后来取回30元“成功费”,若即取则只能领回20元,且信息部将不再为其服务。小莫即领20元,小高继续等两天后开始工作,此时单位又收取了小高10元钱,作为保守单位秘密的保证金,而工作才三天,单位有一资料不齐全为由,让小高5天后再来。小高与单位理论,单位叫他找中介部门。在中介信息部里,工作人员说他早被那单位以他工作懒惰为由开除了,与各方已无任何关系。据了解,为小高介绍工作的中介机构营业执照已经过期,在介绍工作期间并没有签订相关的劳动协议或合同,其所开收据没有加盖业务公章和签工作人员全名。此外他们还为学生介绍营业性酒吧服务员此类的工作。酒吧是复杂的有危险性的场所,学生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难免会受到影响,而缴纳的费用并不包含学生人身安全保险。还有个别单位的工时、工资与中介所说不服的情况。所以这些都容易导致双方的纠纷,损害学生的权益,甚至让学生在心理上对社会产生恐惧感。笔者深入了解,像这样的中介机构多集中在网吧或居民区较繁华的一角。有的中介机构分三处而立,实行“前台中介——就业单位(非法虚名的)——后台保障”的管理机制。他们先让前台骗得人员及相关费用,带到所谓的单位工作,单位先让受骗者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以各种理由对其解雇,这样既获得生产后的产品所得,又可以掩饰中介信息工作使之得以继续开展。而设立在工作单位附近的点则对受骗者进行监控和对外界干扰的信息反馈,保障各种程序的开展。为了防范不法分子,笔者提醒学生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轻易缴纳中介部门的各项收费,找工作最好有家长陪同。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四日
亲爱的“80后”的孩子: 你们还好吗?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颤抖的手提起沉重的笔写下的一封信,希望你们能在繁忙的学业中抽空看完认真它。 当你们收到这封信时或许会有着诸多的惊讶与疑问,但必务请你们都放下这一切外在疑问,我写这封信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无法按捺住内心的由于某些现象引发的澎湃涌动,而以一位同龄人的身份与你们谈谈。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活在“80后”的光圈笼罩下?你们的学业还赶得上这个应试教育时代的苛刻要求吗?依偎在父母身边的你们,或早已远赴他乡外地的正在大学殿堂与工作岗位的你们过得还好吗?总觉得我们生错了时代,或许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有幸生在这个时代,但我们又何其不幸生于这个时代! 还记得那个曾经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光圈的领军人物吗?不错,就是他——韩寒,我现在才觉得这个人是个骗子,作为“80后”作家代表人物的他无疑就是一个文学的骗子。 还记得靠文字发迹的他,曾经在高一时便拿到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一名,之后退学,继而以《通稿2003》,《穿着棉袄洗澡》……等强烈讽刺了现代应试教育体制,随即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大讨论。在他的大肆影响下,社会各界人士开始以一种看似正确态度重新看待当今的教育体制。后来终于提出了另一种教育模式——素质教育。我不知道另一种教育模式的迅速登台是否因为他那不可抗拒的影响?从那一刻起,他成为我们在中国文学界里最崇敬的偶像,为了他,我们甚至可以抛弃书本上那些老一辈学者,思想家,作家。就让余老《道士塔》中的那个愚昧无知的敦煌石窟的罪人王道士尽管作孽去吧。就让昏庸自私的中国官员无赤肠,不下决心保护国家文物,放任不管并饱私囊而被外国冒险家尽管欺骗掠夺去吧;就让莎士比亚的《莎士比亚全集》中的哈姆雷特独自叹息: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阻碍就在这儿:因为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在那死了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鞑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算请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若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急忘,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行动的意义。 并不是我们不能感受到余老内心对王道士罪行的深深谴责,不能触摸到哈姆雷特心头创痛与忧虑,由里到外我们都深切地感到一种震撼。 但与韩寒的炮轰应试教育体制相比,我们更能切身体会到后者。因为这更切合我们这些“80后”的实际生活剪影,难道说那些中外著名作家学者所流传百世的经典作品不能成为我们学习借鉴的榜样?或许作为“80后”的我们只能以一句话回答:“因为我们没有出生在那个年代!”我不得不说这就是我们的心声,不管多么优秀文学作品,如果没有出生在那个人心荒芜,境地纷乱的时代,亦是无法切身感受到作者内心那份苍凉与赤热的冲突。就算通过书本以感官去体会亦是无济于事,这是我不得不说的,真不明白课堂上那些老师还叫我们应抱以怎样的情感去深入了解前一辈老学者的心境,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他所遗留下的文学作品所透露出的情感去抓住一丝零碎的思想,但大部分还是我们所无知的。若让那些自以为是的老师真正去了解,他能够做到透彻么? 答案是否定的,只因为我们从始至终没有生长在那个年代,显然对于“80后”的我们,韩寒这种切近实际的看法更容易被我们所接受并引起共鸣。于是,我们追捧他,因为他道出我们所不敢道出的一个长久积压在内心深处的心声。他成为我们深切心声传达者,敢于公然向应试教育发起“进攻”,因为应试教育的压迫,早已身心疲惫的我们愤怒了,沉默已不再是金!我们不在乎韩寒的“七盏红灯高挂”,只在乎他的“七盏红灯照亮我的前程”。 因为身为“80后”的我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强烈的不羁个性,总归不愿意让应试教育时代将这种个性无情地掩盖;总归不想过一种千人一面的枯燥无味的两点一线生活;总归不想让自己的另一面才华被无情捏碎。我们决不满足于此。这不仅仅是“80后”的我们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沉沦的悲哀! 但正是因为这次“80后”的空前起义,以至于让我们无论在任何事情的完成上永远都被扣上这一光圈。 我很欣赏韩寒这一观点:“不管80后是多么粗俗,多么幼稚,写得多么差,以后的文学界都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活得更长,别人都死了,还剩下他们活着。”但理智一点分析: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狂妄的个性又使起性格比较偏激。另外,文学并不以人的生命终结而结束。它是一种精神粮食,其文学作品的好坏,就看作者的伟大思想渗透入作品的多少了。 继韩寒强烈批判现代应试教育体制后,我逐渐发现他是个文学骗子,还记得他在07年高考之际对高考作文体制给予强烈的否定:“高考作文体制只会将人摆弄成一模一样的傻瓜,然后再培养出所谓的社会主义接班者。”我不由惊叹,这是什么荒谬理论?我知道他想提倡一种自由写作模式,高考作文体制是一种对写作的无形束缚。但这仅仅是众多写作模式中的其一,而且这是现代应试教育考察人才的必要模式,显然韩寒的观点太过于片面。 “80后”的我们可知道,从此以后,我们便成了一个社会传奇,有人凭借这个概念脱颖而出,甚至以娱乐化明星面孔示人。这个概念虚构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当我们越发朝着这个泡沫群体靠近时,却发现它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海市蜃楼! 韩寒欺骗了我们,将我们不知不觉引领入另一个造作中。其实从他给我们系上“80后”标签那一刻开始,我就怀疑我们笔下的文学生命究竟能存活多久? 我们看见,这一代人最杰出的头脑即将毁于游戏,沉湎于文字的赤裸狂欢,在安静的夜晚异常亢奋,却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过黎明!在熙攘嘈杂的环境中,我们无法真正宁静地写作;在虚热,浮躁和追捧中,我们这一代人,闹哄哄走向文学殿堂,却活在尴尬里,活在阴影了,活在文学丧失它纯粹性危机中! 评论家张柠说:“80后这个概念纯粹是商业结果,其有效性在于传播和记忆,符合商业社会简单快捷的原则。活在这样概念下的“80后”写作者一方面是幸运的,前辈们苦苦等待伯乐时那暗无天日的时光,在他们那里也就是一个签字仪式而已。但是媒体扣押了今天的青年作家,就像青年作家扣押了媒体。他们互为人质,相互敲诈勒索。 在听罢这样的言论后,我们这些“80后”的孩子还相信韩寒的不可一世吗?还相信他那不顾一屑吗?显然活在“80后”这一标签下的我们虽得到了一种无形的释放,但总归是活得太累了,其实我们就像草丛中的蛐蛐那样挺好,安静地呆在属于自己的地方,写着属于自己的文字,不需要任何造作与包装。 “80后”的孩子们,告别“80后”也许是我们唯一的一种解脱方式,也是我们对文学最好的一种祈祷! 就像那本书所言,倒数三秒我们一起跑,并且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别了,我们的“80后”…… ——一位祈祷能在“80后”活得更美好的学生
四 一份备忘录,或代结束语 读了上面的文字,可能有朋友会说:“瞧,周伦佑的观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原来是一个激进的‘反价值’论者啊!”变化是有的,但这里表述的一些基本思想,从来就贯穿在我的写作中,只是被我其他的声音所遮掩而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作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反价值》、《第三代诗论》和《非非主义诗歌方法》等一些论文,被评论界视为中国本土最早的一批解构性文本。“本土性”确是我的本意,“解构”则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充其量是在思考向度上与西方后现代理论暗合而已。我从最初的理论写作开始,便不断地在强调本文中表述的一些思想:——由于意识到现代诗歌理论的缺失,转向这方面努力的人多起来了。但从反映出来的成果看,大多数还停留在对国外某一种理论的转述和综述上面。中国新诗的理论研究,仍然没有摆脱西方文学理论五种模式的影响,真正独立的理论意识还没有觉醒。(《论第二诗界》)见《非非评论》第一期,1986年8月,成都) ——通过我们,改变中国新诗被动接受世界文化思潮影响的局面;通过我们,使中国新诗的理论和创作与世界当代文学的发展达成同步;通过我们,使中国新诗堂堂正正地进入世界文学主流。(见《非非》第二期封二,1987年5月,成都)——在我们的理论和创作中,“走向世界”、“超越世界”这类豪言壮语可以先放下,暂时回到诗的现实中来,切实觉悟到并解决好一个迫切的问题:改变中国新诗被动接受世界文化思潮影响的局面。这种摆脱外部影响的努力一开始可能会出现某些偏差,如借用现代摆脱近代,借用美洲摆脱欧洲,甚至再度请出孔孟释老,这也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确立这种摆脱的意识,并努力为之。真正我们自己的东西便会星星点点地闪现出来,这便是中国诗人对世界的奉献。(《“第三浪潮”与第三代诗人》,见《诗刊》1988年第2期,北京)——评论家们以肯定的语气谈得最多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多元化”只能是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很难实现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诗人和理论家的素质!中国当代文学正处于努力摆脱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过程中,独立的建元意识尚未普遍确立,内在无“元”,无从建元,何来多元!(《第三代诗论》,见《艺术广角》1989年第1期)——中国作家注定在另一种生存环境中谋生和写作。虽然初级阶段商品化的软刀子已使一些人头晕目炫,学着荒诞和轻微呕吐,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个与西方作家生活、写作的环境完全不同的特殊现实。不管学者们怎样强调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或人类文化的趋同趋势,这个巨大的差别是无法抹平的。正是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国诗人所追求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主义所主张的“现代感应性”必然有着某种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诗的主题和意象不能是从西方现代艺术经典中移植来的,它必须是从中国诗人切身的生存境遇和体验中感受得来的,历经存在的险境之后的一种深入浅出的形式,符合真实的全部内在条件,没有什么借鉴之需要,不懂得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需要附带声明的是:我反对“横向移置”,并不表明我同意伪现实主义对“现代派”的愚蠢攻击,也不意味着我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陈腐命题在理论上的同流合污。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立场。(《红色写作》,见《非非》复刊号,1992,北京) 我摘录这些文字只是要说明:我的任何一个重要的思想都不是从突然的顿悟中得来的,它有一条线索,有它自身触发、生长、展开、直到最后完全呈现出来的内在逻辑。这些观点在某些激进的理论家看来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被一些强调“国际化”的艺术家指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知道文章一旦与读者见面,误读便是它的命运。但我仍要郑重说明:我申说的是当下主义,本土主义,当代汉语文学的本土主义。这是迟早要由一个人来说出的话,今天由我说出了,如此而已。 1994年1月10日—20日病中写完初稿2000年5月改定第二稿于成都阳公桥 周伦佑:知名诗人,诗学理论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地下诗歌写作;1986年为首创立非非主义,主编《非非》、《非非评论》两刊。自1995年起与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王宁、张颐武合作,策划并主编“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两辑共10种)。出版有:《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诗集)、《燃烧的荆棘》(诗集)、《反价值时代》(理论文集)、《成名学构想》(学科专著)等多部汉语文学及学术著作。此外,还编选有:《打开肉体之门》、《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破碎的主观铜像》、《脱衣舞的幻灭》、《后现代主义的突破》等多种当代前沿文学思潮选集。现为自由作家。 注释:①②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第1、7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③夏志清语,转引自刘康《现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转型》,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1993年10月号。④见钱钟书《围城》,第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北京第1版。⑤⑥德里达语,转引自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译本385页,三联书店,1987,北京。⑦⑧胡村:《后89’艺术中的无聊感和解构意识》(《艺术潮流》创刊号,1992,台北》页8、页9。⑨详见《非非》复刊号(1992,北京)页1~17。[10]见拙文:《拒绝的姿态》(《非非》1993年第六卷/第七卷合刊)131页。[11]、[12]吕思勉:《文字学四种·字例略说》(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页152。 荐稿:广东校园文学网顾问发星
三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 前面所说的“西方中心话语权力”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对一个“文化的西方中心”之存在的确认;其次是对这个文化中心的“话语权力”无处不在的感受和意识。由于中国新文学衍生于西方文化母体这样一个事实,而使中国新文化人普遍具有对西方文化的依附性和认同感。我现在提出的“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就是以这点作为前提的。那么,作为边缘文化(或如詹姆逊所说的“少数话语”)的当代汉语文学,真能在西方中心话语权力之外创造奇迹吗,抑或是只能永远命定地作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附属部分而咀嚼“后殖民化”的滋味呢?按照一些“经济决定论”者的断言似乎是无指望的,因为依据他们的说法,西方的“文化中心”地位是和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霸权优势相联系的,而落后国家文化上的所谓“后殖民化”处境,则根源于这些国家经济、政治的落后状况。这种“经济决定论”不管打着怎样的旗号,都是为“西方文化中心论“辩护的。在他们那些貌似有理的理论中,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文学艺术的发展往往是和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的,并非高度发达的经济就必然会有空前繁荣的文学艺术,有时甚至相反。马克思在考察古希腊艺术时就曾注意到了这点。以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文学高峰产生于当时经济上十分落后、政治上非常专制的俄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崛起于经济和文化都同处于边缘的拉丁美洲落后地区,并以其强大的震撼力冲击和改变了西方中心话语权力的傲慢,都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当代俄国和东欧的一些有良知的作家,如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布罗斯基、哈维尔、米兰·昆德拉等,同样是作为边缘的声音而获得自己的价值的。我们现在要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便应该以这些非中心的本土文学作为参照,从关注外部转而关注自己,建设自己,把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力收回来。真正的创造活力存在于边缘和“少数话语”中。现在该由我们付诸行动了。 ▲走向本土 我这里所指的“本土”不是一种物质存在,也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是植根于母语的一种血缘意识在我们生命中的觉醒。它有时是具体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超验的东西,弥漫在我们肉体中,流动在我们血液里,闪现在我们梦境深处,作为一种根性的力量时时提醒我们:我是一个中国人。本土意识的丧失是新文学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结果,现在提出“走向本土”便是要唤起这种意识,使中国作家返回到母语的根上重新思考和写作。一些拉美作家在寻找他们自己文学的“本土性”时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开始总是到外部去寻找自我,转了一圈之后终于发现:我们的面孔就在我们的母语中。被世世代代族人的眼泪、汗水和鲜血浸透的生养地中,便包含着我们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今天,当汉语文学在普遍感觉焦虑的“后殖民化”处境中要做出自己独立的选择时,本土意识的唤起就更显得重要了。当然,问题的提出只是开始,怎样做则有赖于这种觉悟的展开。从生命深处找回族籍和姓氏,找回弥漫在那些象形的、会意的方块字的先天框架和笔划间的直觉和智慧,找回阳光的耳朵,石头的眼睛,倾听万物沉默的歌唱。谷物的颗粒中有祖先的房屋,河流优美的身段,热爱这块土地如同热爱你的苦难。死亡中包含的黄金成色最足,我们从身上的一草一木感觉到它,从切肤之痛中触摸到它——语言不过是它的一种闪光而已,还有艺术,我们捧着它如同丹柯高举着自己跳动的心穿过森林,身后是广大无语的人群,动物、植物、河流、山脉以及原野跟随着我们。被别人照亮是一种醒悟,自己照亮自己是一种确信。哪里有母语的呼吸,哪里便是肥沃的土壤,既使黑暗再次淹没我们的眼睛,但只要有母语在,我们还可以再次把赤裸的手臂点燃,用生命的膏脂照亮自己。当代汉语作家的位置便在这种与土地、山脉和河流,与整个民族的历史一起行动的行列中。当代汉语文学便应该是这种以生命作为膏脂的燃烧和照亮。周围是一些疲惫不堪,承受了几千年的打击,眼里布满血丝,脸因太多的希望和绝望而扭曲得有些变形的面孔:父亲的面孔、母亲的面孔、祖父的面孔、叔叔婶婶的面孔、同辈人的面孔、我们自己的面孔,数不清的面孔,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黄泥巴皮肤的博动,和脚下的土地、和群山、和河流与原野、和头顶的天空溶为一体。此刻,一个声音在耳边低语着,说:“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此刻,一个字在我们心中响亮着,我们找到那最根本的东西了。把笔插入肉中的土地,从中吸取智慧和热力,用母语写作——为母语写作,通过激活母语以激活整个民族的精神,这便是我们应该做和正在做的。再从文学艺术的价值实现环节来看。文学艺术作品在完成之前是一种意念或冲动,创作过程是一种体验和发现,完成以后是一种物质形式(手稿、书籍或画幅)。至此,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未实现的价值——价值的实现则有赖于被阅读和评价。前一个环节对应于一部具体作品对人的心灵深入了多少;后一个环节对应于评论家对具体作品深入了多少。文学艺术作品需要阅读和评价,这点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我们的汉语文学作品只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吗?只是为了翻译到国外专供几个汉学家评论而写的吗?只是为了在国外得奖而呕心沥血创作的吗?为什么中国作家的价值要由西方人来确认呢?为什么汉语文学作品不能在中国本土实现其价值呢?这固然与国内多年来意识形态标准对艺术价值标准的干扰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作家的心理向度和文学作品的阐释权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自愿地把汉语文学的阐释权交给西方人,由他们对我们作出西方标准的价值评价,而我们依赖和信赖这种评价。正是这种“媚外情结”使当代汉语文学逐渐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沦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附着部分。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第一要做的便是收回阐释权,不再依赖那个西方中心的价值判断。我们构成一种价值,我们就是自己的价值标准。当代汉语文学的价值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阅读和评价在中国本土上实现。五千年文明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十二亿人口,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作家艺术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价值空间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舍本求末,到很远的外国去寻求别一种语言的承认和奖励呢! ▲深入当代 作家可以通过想象同时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但他生存的基点只有现在,并且只能是现在。在时间滑动的链条上,“过去”随着日影的移动而成为记忆,“未来”作为生活的期待、奇迹或希望而使现在具有诗意,但它们同时只能是“现在”的两翼,只能由“现在”收拢或展开,故而个体生命的显在时间永远是现在时态的。“当代”便是这种个体生命的现在时间之放大,它包含着我们的整个一生,从父辈的衰落到我们的诞生、成长和死亡。由此推展开来,它包括几代人的奋斗与苦乐,被击倒又站起来的生命形象。一个民族的苦难与梦想。我们置身的当代是阳光很多,黑暗堆积得更厚重的时代,是绝望与信心并存,谎言和真理交织成同一种语言的时代,是价值溃灭,暴虐横行的时代,是大流血、大冲突、大堕落的时代,也是大困惑、大思考、大救赎的时代!当代汉语作家作为这一切的参予者、经历者、目睹者、活的见证人,在深受其害的同时更应该庆幸:我们占据着如此深入的位置,拥有如此丰满的感受,应该由我们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每一次的激动总使我们的希望接近于落空。经历了那么多的伤口和蹉跎,拥有那么多的诞生与死亡,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出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哈维尔这样的作家呢?中国作家为什么没能创作出《总统先生》、《族长的没落》、《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呢?阅读当代汉语文学作品常常发现: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才气,而是缺少勇气;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技巧,而是缺少思想;中国作家并不缺乏信心,而是缺少耐心。在才气、技巧、信心这样一些常常被人们过份强调的东西之上,总发现中国作家的写作缺少一种构成一部作品伟大品质的带灵魂性的东西,一种由作家的人格所体现的精神品质。总是闲适,总是逃避,从当下现实滑过或避开,或如苏童、叶兆言一类专写民国轶事、闺帏艳闻,或如池莉一类专写市民心态、无聊的闲情,或如贾平凹一类专写旧文人趣味,玩物狎妓之醉。真正的当下被位移,严酷的现实被悬空,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真实被三妻四妾、女人的小脚、早泄阳萎的细节遮掩住了,作家们纷纷躲进那种略带点肉感的粉红色罗纹小帐中做他们的象牙之梦。当代汉语文学的大希望便在苏童、张艺谋们妻妾成群的怀旧梦中泯灭了。这些逃避当下现实的“闲适”写作者们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所谓的“纯艺术”追求,似乎一个作家只要一介入了当下现实,其作品在艺术上便不纯了。对此,我曾在《红色写作》一文中以较大的篇幅作过批驳。⑨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略萨或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米沃什等人的作品并没有因为关注了他们时代的现实而被人们视为不纯,相反倒是更因此而保证了他们作品的不朽性质。一部作品的“纯”与“不纯”,和作品的题材及年代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作家的才华与智慧。“纯艺术”的说法一旦作为逃避的借口,便成为一种可厌憎的东西,我们可以宣布不要这种“纯”而保有伟大的艺术!因此,深入当代便首先要破除一切艺术或非艺术的戒律,打开一切禁忌之门。不割断过去,不放弃未来——更不滑过现在:当代、当今、当下,我们身心交困的具体处境。唾弃闲适人格,多一点道德勇气;唾弃急功近利思想,多一点甘于寂寞的耐心。不是滑过或闪开,是进入,深入骨头与制度,紧紧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金属之核,展现出它的全部黄金与黑铁的性质。不是对西方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移植,不是“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无条件认同。汉语文学的“现代性”只有在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深入揭示中才能获得。 ▲面对生存 生存有两种:大生存和小生存。大生存指的是一个民族在大的生存环境中存活自己、发展自己的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别种文化的撞击之下保持本民族文化个性的努力。当然还包括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比如战争与和平,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进步、对话、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对人类普遍公认的价值准则及生活方式的争取与捍卫等等。小生存指的是个人具体的生存处境,包括衣食住行、恋爱婚嫁、工资、家庭合睦程度、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同上司及同事的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的油盐柴米这些烦心的琐事;在更高一个层面上,还包括生与死、精神的自由程度、衣食满足之后的无聊感、灵魂与肉体的分裂、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境、深入到饮食的压抑行为等等。毫无疑问,对生存的介入或逃避是衡量一个作家真诚与否的主要标志。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诗人,总是在对个人生存的具体承担中承担起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难度的。他在体验中寻求表达,在表达中深入体验——他的体验和表达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这样,诗人、作家与普通大众的区别便出来了:普通大众总是深陷于个人的生存处境中,他们属于本民族而不理会这个民族,他们作为人类的一员而不关心整个人类。他们的身心总是被具体的生活琐事纠缠着,困绕着,占领着,因此他们的体验和话语便只具有私人的性质。我称之为诗人、作家的那些人则无此种局限,他们常常生活于物质利益之上的精神中,能无障碍地感受民族和人类的一切,因而他们个人的生存是和民族、人类的大生存相通的。犹如一条溪流与江河的关系:在溪水注入江河的那一瞬间,江河也以它博大的胸怀进入这条溪流,并把它充满。他是作为民族的一员、人类的一份子而思考和写作的,个人与民族相关,个人与人类相关这样一种思想,使作家个人的小生存溶汇到民族和人类的大生存中,而互相承担。在生存的深度上,这种承担包括对历史的承担:隐匿的一切不是虚无,它留存于典籍和歌谣中,比神话和传说更经久耐用。不管你是用它擦脚或裹头,都不会改变它的高贵质地。它留存于我们的血液和记忆中,规定着我们,不管我们怎样否认和拒绝都是徒劳!它总是不容置疑地把祖先的音容笑貌浮雕在我们脸上,使我们自豪或痛苦。历史是不可改变地据我们为它有的,我们只有欣然地接受它,犹如自豪地接受我们的族籍和姓氏一样,然后承担起它的全部自卑与光荣。还有对死亡的承担。在我们的个体生命之外,人类已先我们死过很多次了。正是死亡的滋养使我们学会生存,性格开朗。有正常的死亡,也有意外事故,还有自杀、他杀与屠杀!暴力的阴影始终在我们头顶晃动。每死亡一个人,我们便跟着死去一次;每出现一次暴力,我们身上便增加一道伤口。起先是父亲的死,母亲的死,然后是朋友和兄弟:比我们年轻的反而先我们而去了。我们在不同的年龄,因不同的事件而一次次死过,又顽强地活着。在死亡的明亮阴影中,我们把世界看得非常清楚。既然死是无法逃避的宿命,我们只有主动承担起它,用笔和心灵,把有死的生转变成不死的死,并以此战胜死亡。还要承担起黑暗与罪恶。在更高的审视中,人类的每一种过失或暴行都是在我们的默许或目睹下进行的,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罪恶的同谋。这种双重身份使我们在黑暗中培养阴影,看见一切的同时便双眼瞎掉!我们甚至不能作为证人指证罪恶,而只能在黑暗中分担罪恶,并通过认罪这个行为使罪恶被认定。盲视则是使黑暗失去效力的最有效办法:通过双眼流血给黑暗以致命的一击。最后是对人的整体承担。不是消解人、放逐人,而是建设人、充沛人、大写人,重建人的价值和定义。西方当代哲学中的反人道主义思想是和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它不过是西方中心话语权力伸手东方的又一只手影而已,只有斩断它,中国文学才能在自己的血肉之躯上根深叶茂地壮大。人是这个世界的最大问题,也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目的。我们承担起他,便是承担起了这个世界的价值、意义、痛苦与美,承担起了这个世界的全部问题与答案。 “面对生存”便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和论说的,不是粉饰和逃避,而是面对。通过对个人生存处境的揭示以展现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这种生存处境不是虚构的,而是切身之痛的亲身体验,别人无法替代的,如同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的:“在深渊中置身于更深的伤口,身后没有退路,周围是交叉的矛头,我们只能手挽着手,手挽着灵魂,在凤凰的火焰中坚持到最后”É。笔尖插入的地方,便是我们博动的心跳。不回避金属和死亡地写,没有声音和味觉地写,贫困的饥饿与黄胆中,管它东南风西北风,以赴死的决然深入存在的中心,接受人生的全部难度和强度,一切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的勇气。在物质的强暴中与艺术同在,共同出生入死,一起沉沦或者得救。生命与艺术同一。偶尔翻读一本古文字学著作,发现董仲舒对“王”字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11]孔子也说“一贯三为王”。[12]这里的“王”显然不是指帝王,而是参天地、通古今的精神之王,即伟大的诗人、作家、哲人等。我由此联想到高更那个著名的画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何处去?我们是谁?”这一命题包含的三个问号恰好对应于古汉字“三”所蕴含的天、地、人,即:“我们从哪里来——天;我们往何处去——地;我们是谁——人。”这一对应关系是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建立的,虽然还不是最终的答案,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已是很重大的了:我们从哪里来——天(始源论);我们往何处去——地(目的论);我们是谁——人(本质论)。它同时包溶了过去(始源)、未来(目的)和现在(本质)这三种时间维度。这正是产生西方哲学,深刻西方哲学,贯穿西方哲学,困惑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也是人类最高智慧一直在追索的主要问题。从上一章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以消解这三个问题(始源、目的、本质)作为前提开始自己的陈述的。汉文化则把它包溶在自己文字的框架和笔画中,并给予基于人本的肯定性回答。此刻使我高兴的不仅是通过高更画题与古汉字“三”的对应,发现了西方思想与东方智慧的这种问答式关系,更重要的是“秉天地之气,一以贯之”的“王”的出场。他是天、地、人的贯通,包含着过去、未来、现在三种时间维度,他同时既是“始源”,又是“目的”和“本质”。他不消解问题,而是包溶问题,成为问题,并把自己站立在那里作为答案,让你参悟。领会多少,则是各人的事情了。中国本土精神呼唤的正是这样的王者。我们要创造的“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便是这样一种自身即构成“始源”、“目的”和“本质”的大生命、大灵魂、大写作——一种天、地、人一以贯之的王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