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严昭柱（《文艺报》原副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莽莽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曾与中央苏区遥相呼应，与其他革命根据地一起，铸成工农武装割据的星火燎原之势。后来，它又为万里长征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迎来党中央，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对转变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起了重大作用。因此，西北的群山是神奇而神圣的，不但长期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关注、向往，而且持续不断地引起文艺工作者的美感激情和历史思索。且不谈诗人的吟咏或豪唱，单是叙事性文艺作品就出现了不少思想艺术质量上乘的力作。这些作品，不论是50年代的长篇小说，如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还是90年代以来的《巍巍昆仑》为代表的影视作品和类似题材的纪实文学，都是描写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描写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的，而表现西北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作品，则为数不多。这方面的作品，继1979年出版的李建彤的纪传体小说《刘志丹》之后，笔者又读到新近出版的忽培元的长篇传记文学《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深感其独特的思想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觉得应该向广大读者加以推荐。

       《群山》所描写的，是马文瑞同志在西北的革命生涯。同时它也就从这样一个独特角度，讲述了西北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全程。这无疑丰富了我们对西北革命的了解。不过，《群山》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这种史料的价值，而更在于历史本身的意义以及它对于今天现实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这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尖锐的问题。近年来，一些人搞所谓“政治激进主义批判”，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乃至旧民主主义革命都统统加以否定，在知识界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和出版《群山》这部长篇传记文学，就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而更是对现实的感应了。西北人民不革命就没有活路。年仅15岁的学生娃马文瑞亲眼看到，青年农民冯二“整天像牛马一样替财主家拼命干活，却无法给自己失去劳动的老母带来起码的温饱”。在西北遭受大旱的1929年，17岁的共产党员马文瑞又亲眼看到，一方面是民众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大量的粮食在地主的粮仓里存着”，不仅不救济灾民，反而趁火打劫，发家暴富。“那些大地主往往借名‘筹赈’以自肥。中小地主则乘机贵卖粮食，贱买土地，跃上大地主的阶层。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要打碎这个不合理的世界，铲除剥削的压迫，使劳苦大众过上好光景，就只有走革命的道路。这是西北革命兴起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马文瑞在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思想驱动下，由一个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在斗争中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这不仅有力地说明了西北革命的合理性、必然性、正义性，也有力地说明了革命者的磊落和崇高。正是出于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崇高思想，马文瑞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着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才能才干，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1928年，在白色恐怖中，16岁的马文瑞装成哑巴，只身闯进敌人戒备森严的米脂城，取出了中共陕北特委的重要文件。1929年，他提议并参与组织了大规模的饥民斗争，四五千农民大闹绥德城，震撼了陕北大地。1933年，他仅带一人，连续一天一夜翻山越岭，追上闹分裂而出走的一支部队，把他们重新带回革命道路。1934年，他正在成功地开展着民运工作，该部突然调往西安，他硬是凭着两条腿，急行军十多天追上这支骑兵，拉出了一个排投奔革命。1935年，他受命带领一支短小精干的武工队，到四面是敌的东部地区开辟新区，他卓有成效地工作，不到半夜便成立了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还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开辟了幅员纵横200余里的红色根据地……仅举这些事例，即可见到这位传奇式革命英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风采。阅读《群山》，你更可以了解马文瑞深入细致地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更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群山》用一支平实而不乏细腻的笔，为我们塑造了真实感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的光辉形象，并通过这个形象显示了中国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和最深厚的力量，歌颂了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西北革命的光辉历史，雄辩地驳斥了“告别革命”的谬论，昭示我们在今天继承老一辈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再创新的辉煌业绩。再如果轻信了那种“告别革命”的谰言，就会堕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在市场经济体制搞“一切向钱看”，这必然会把我们的国家引向灾难。我想，这是《群山》首先的重要思想价值所在。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之第一部分

第60章：叶剑英看得很高兴，对马文瑞说：“你们搞的这个市场可不简单，连卖东西的老百姓都帮我们做工作”

 如何使外围宣传更加卓有成效? 如何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双方来讲都很有吸引力、又便于开展争取工作的联系?马文瑞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安塞东北军工委，驻在县城下川的一个村子里，离东北军封锁着的边界很近。通过前一时期的接触，马文瑞发现这些被蒋介石派遣来封锁“围剿”红军的东北军，自己的军需物资反倒比红军还要紧张。他从士兵们的口中了解到，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交通又不便，加之蒋介石有意克扣军饷，东北军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他们不光是服装换季成问题，连吃饭也成了问题。陕北地区本来就贫穷，加之他们所到之处，老百姓跑的跑，躲的躲，还实行坚壁清野，把一切有用的物资全都转移到山里埋藏起来了。没有粮食，没有蔬菜，肉食更是缺乏，许多人没烟抽，马匹的饲草更是成问题。马文瑞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说：“我想，咱们可以在边界地带建立市场，派驻办事处做工作，欢迎东北军来收购柴草、蔬菜、肉蛋、粮食和日用小百货，官兵都可以来，利用这种特殊场合进一步开展我们的争取工作。”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好。方案拿出来送给叶剑英（时为驻安寨的中共东北军工委负责人）审批后，他们立即着手在砖窑湾和河庄坪分别办起了两个市场，还派出了办事处。通过市场贸易来搞争取工作的威力很快就体现出来了。

 河庄坪是安塞与延安之间一个较大的村子，原本不上百户人家，眼下却空前热闹起来。安塞东北军工委办起的新市场首先得到群众的支持。听说集市是红军设立的，上下川几十里内的老百姓都聚集到这里来卖东西。人们对红军很信任，在红军立起的集市上卖东西，心里感到靠实。就近驻扎的东北军正愁军需困难无从解决，就派人前来买东西。渐渐地，也有三五成群的士兵前来逛市场，工委办事处的同志们便乘机开展争取工作。他们在市场最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十字路口上刷写一条标语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进入市场的人一眼便能看到这条标语。东北军的官兵们看了，就像用一根火柴点燃了埋藏在他们心底的爱国热情和复仇的火种。马文瑞注意到了，许多采买东西的军需官和逛市场的士兵，立在这条标语下，失神地望着东北的方向。他们显然是想起了自己那被战火吞没了的故乡和在日本鬼子的铁蹄蹂躏下的亲人。他们正愣着，就有人把一张油印的传单悄悄塞到他们手中了。那是工委印制的宣传“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主张的宣传品。其中有中共中央的公开宣传品，也有马文瑞亲自起草的文章。有一份传单是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出的《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告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两个东北军的军需官拿着传单念道：“蒋介石要消灭东北军，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是你们的出路，而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他们两个念着，不知不觉周围就围了许多东北军士兵和赶集的老乡。一个老乡说：“这单单上说的，句句在理。是什么人说出这么中听的话?”东北军士兵们听了，个个低头不语。可见 连卖东西的老百姓，也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这天，叶剑英和马文瑞带着红军文工团到市场上来演戏。演出之前，他们一道在市场上转着看。这时候，有一个东北军的军需官迎面走过来。身边一个卖肉的老乡很神气，他剃着光头，穿着一件新缝的白汗褂，烟袋锅斜插在裤腰带上，像武装工作队员腰里别着一枝手枪。见那个军需官一眼盯着他的猪肉走过来，他故意用手中的尖刀拍打着吊在肉架子上的那扇猪肉说：“猪肉贱卖。”那个军需官走过来问：“一斤多少钱?”卖肉的老乡说“旁人割一斤十吊钱，你们队伍上的割一斤，我只收五吊钱。”军需官听了很高兴，又有些奇怪地问：“为什么?”老乡说：“听说你们队伍近来不打红军了，预备调转枪头子去打日本人，那半斤猪肉，我就不要钱，送给弟兄们吃了好上战场。”军需官很感动，急忙说：“那敢情好，我割十斤肋条肉。”老乡二话没说割下一块子肉，钩在秤上称了称，秤杆扬得停不住锤，便说：“高些吃嗑。”军需官感动地付了钱，提着猪肉又去买别的东西了。

 叶剑英看得很高兴，就对马文瑞说：“你们搞的这个市场可不简单，连卖东西的老百姓都帮我们做工作。”

 马文瑞说：“这一带的老乡，多数心向共产党。我们要求各级地方党组织，都要积极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叶剑英说：“你们这个办法好。我要给恩来同志建议，推广你们的工作经验。”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一阵锣鼓响，掀起兴奋的波澜，人们奔走相告：“快去看，红军文工团来演戏啦。”“一定又是宣传打日本的。”“走，咱们去看戏。”

许多穿着军服的东北军官兵和老百姓，大家来到临时搭起的戏台下。见一个穿灰军服的女文工团员走出来报幕，随后幕布拉开来，是许多人站着大合唱。前面还有一男一女领唱，唱的第一支歌竟是《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一曲终了，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叶剑英说：“马文瑞同志，你发现了吧?鼓掌最卖力气的，还是东北军的弟兄们。这支歌实在太好，比我们讲多少道理都强。”

马文瑞显然也很兴奋。他想不到，一首歌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这时，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声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人群高呼着。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倒日本狗强盗！”

 “打倒日本狗强盗！”

 马文瑞看时，带头喊口号的人，竟然是那天在山头哨所里认识的“大驴子”，站在他身边的老李头和孙猴子也因激动而满脸涨红着。原来，经过一段时期的培养，老李头和另外几名倾向革命的东北军士兵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马文瑞忙从人群里挤过去，那个性情暴躁的大驴子，一见马文瑞，握着他的手焦急不安地说：“老马呀，你们红军的主张好，我们服，就是那些当官的，他们怕蒋介石，这该怎么办?”马文瑞看着他身边另外那一老一少两个人，小声说：“你们在士兵中多宣传、多联络些人，官长自有办法。”那个大驴子一听，急着高声说：“我们的当官的，他娘光顾自己往上爬，早把家乡忘了。”不料这话让不远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听见了。他手里攥着马鞭子，一脸不高兴地挤过来，怒气冲冲地盯着大驴子，老半晌儿才用满口的奉天话说：“谁说老子把家乡忘了，你以为就你爱国?告诉你，当官的也是人，打日本的决心不比你们小！”他正说着话，人群外替他牵着马的勤务兵喊道：“方团副，咱们快赶路，开会时间要过了。”那个方团副这才丢下大驴子，挤出人群走了。大驴子瞅着他骑马远去的背影，高兴得直拍大腿。老李头低声说：“方团副当众表态要抗日，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儿呀！”

 马文瑞过后立即派人了解方团副的情况，重点做他的争取工作。方团副思想进步很快，替工委做了不少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培养，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此人以后表现不好，被我党放弃）。

 河庄坪市场，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延安城里的国民党县长高锦尚是个反动家伙，此人是米脂人，曾上过黄埔军校，是个革命的叛徒。一天夜里，他派人抓走并杀害了安塞东北军工委驻河庄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捣毁了市场。马文瑞得到消息，立即带人赶去，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很快又恢复了市场。

 随着争取东北军工作的不断深入，马文瑞感到光搞外围宣传和在士兵、下级军官中做工作已经不够。当时延安城里驻着王以哲军的一个团部，马文瑞决定深入到延安城里去做团长的争取工作。

 这天黄昏，他化了装，骑着骡子只身来到延安城下。站岗的哨兵正要关城门，见有人要进城，便把枪一横说：“进城干什么?”马文瑞说：“找人。”哨兵又问：“找什么人?”还没等马文瑞说话，方团副的勤务兵便跑过来了，说：“你们有眼不识泰山，这是方团副请来的客人，酒席摆下，一圈坐着，等着人家去吃哩。”哨兵忙收起枪，勤务兵便领着马文瑞进了城。

 两人赶到团部，方团副和那个姓王的中校团长果然等在那里。只是并没有备什么酒菜，只是泡好一壶茶，点着一盏油灯的方桌上还摆着一碟炒南瓜子。马文瑞和王团长面对面坐在桌子旁，秉灯畅谈直到深夜。团长见了马文瑞，很热情，显然已经听过方团副介绍的一些情况，因此一见面，就握着马文瑞的手，很真诚地说：“唉呀，你们共产党、红军了不起！如此艰苦还不忘抗日救国，真是可歌可泣，可歌可泣。”

马文瑞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在团结抗日这个大前提下，红军和东北军更是一家人。家里如今闯进来个东洋强盗，咱们就要扭成一股劲儿，把这个强盗赶出去。”

 王团长说：“那是，那是，你这个话，讲得一点没错。”

 “可是强盗进了门，有人却不怀好意，叫咱们丢下强盗不打，而打自家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道理?”

 “唉，这个道理我们也想不通。”

 “结果怎么样呢?你们东北军到西北‘剿共'两个多月时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与红军作战，三战三败，损失近三个师，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死或俘，这恐怕也是东北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吧。尤其是你们的一O九、一一O师，素称东北军中之佼佼者，何立中、牛元峰两位师长素为张学良器重。对于东北军的损失，蒋介石不仅无关切之意，反而取消番号，核减军饷……”没等马文瑞说完，那团长已是义愤填膺，再也坐不住，在地上来回地踱着方步。他突然停下来，面上两道浓浓的剑眉立起来，说：“不瞒你说，俺们东北军在西北，可受够了窝囊气！”

 “那么我们的毛主席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团长赞成不赞成?”马文瑞乘机问。

 “这个主张我拥护。”

 “说句心里话，我们红军根本不愿意同东北军作战。对俘虏东北军的官兵也是格外优待。”

 “这个情况我已有所闻。”

 马文瑞又说：“抗日不光是你们东北军的事，也是共产党和红军的事，是全中国军民的事。只有全体中国人团结一致，才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王团长说：“停战、合作抗日我赞成，只是……只是你们毛委员常敬奉些外国人，我想不大通。”

 马文瑞明白，他所指的“外国人”，自然是马、恩、列、斯了，便说：“我们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的，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他们是外国人中的好人，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真理，对我们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可以起到好的作用。”

 王团长听了，目光里仍然流露出不大信服的神色。

 马文瑞便问：“你一定信奉‘三民主义’吧，那你应该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其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起先也曾参考外国人的东西。美国的林肯总统就曾经提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就是从林肯的‘三民’思想中受到启发的。可见信奉外国好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王团长听得直点头，心悦诚服地说：“嗯，是这么个理儿。”

 马文瑞乘机说：“眼下据我们了解，东北军的士兵中，抗日的热情很高涨，但他们担心你们当官的只听蒋介石的话，把家乡的父老乡亲忘记了。你们中高级军官能不能把士兵弟兄们的抗日情绪报告张司令，好让他同蒋介石讲，东北军的官兵都想打回老家去。”

 王团长听了说：“这个话，我只能讲给我们的王军长。由他再报告张司令。”

 那一晚，两人谈得很上劲儿，不知不觉就听到鸡叫了。天快要亮时，马文瑞才不得不告别那位性情豪爽又正直的东北军团长。王团长亲自把他送出城门，又派人把他一直护送到红区与白区的边界地带。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安塞东北军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不光是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接受了共产党的停战抗日的主张，连许多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也都对共产党的主张心照不宣。到了1936年的八九月间，安塞、延安之间的数百里边界防线上的碉堡和工事，实际上已经毫无用处。各村的赤卫军和老百姓，公开有组织地敲锣打鼓去扒碉堡、拆工事，东北军的士兵也不认真阻拦。离安塞县城不远的地方驻守着东北军一个营，营长姓陶。山野里的碉堡工事折完后，人们就动手扒县城附近的工事。1936年8月间，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安塞川碉堡逼直拆到陶营附近（离城十里）。赤卫军打起红旗在扒工事。陶营士兵说：“老乡，你们胆子真大！谁叫你们来拆碉堡?”群众回答说：“你们要走了，让我们拆掉不要紧。”

 哨兵说：“你们走开，我要打枪了！”

 老农说：“同志，枪打不得，你去问你们的陶营长，适才马文瑞刚与陶营长谈得起劲。”

 士兵果然去报告营长。陶乃禁止打枪，并请马文瑞和群众说话。马说：“不要迫得太紧，等他们走后再拆。”足见陶营受革命的影响是比较深的。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正式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转告蒋介石即速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