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严昭柱（《文艺报》原副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以马文瑞在西北的革命生涯为中心，还描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有革命领袖，有基层的干部和战士，还有甚至记不得姓名的老百姓，虽然都着墨不多，但几笔勾勒，几笔点染，便栩栩如生。特别是对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革命领袖的描写，是其他书籍少有写到的，具有相当珍贵的史料价值。就是那些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革命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王震等，由于是写马文瑞与他们的直接交往，写马文瑞对他们的观察、感受和印象，因而便具真实性和亲切感。作品对人民群众的描写，同样是亲切感人的。特别是姜家兄弟的母亲——那个掩护马文瑞等人脱离险境而自己被敌人拷打的刚强老人，还有那个在危难中让马文瑞上炕睡觉、给他煮南瓜吃、在雨中赶来送草帽的满脸皱纹的老人，还有那些在敌人枪口下抢回革命烈士遗体的群众，还有那个怕“红军爷爷”受冻、跑着送来羊毛袜子的小女孩，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和那饱含深情的感慨——“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人民的支持”——一起，给我们的心灵以巨大的支持——一起，给我们的心灵以巨大的情感冲击，使我们领悟到远比时下的生命意识、性欲冲动深刻得无法比拟的人生哲理。

《群山》曾这样描写西北的莽莽群山:四周是无穷无尽的山峦，那万千的沟壑与梁峁，仿佛从天而降的滔滔洪波，突然因某种神奇的力量作用，而凝固下来了。那是何等的宏伟壮观！……这是天底下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气质与风采的自然景观……每一道沟壑和溪流，每一座山梁和山峁，都象征着一个村庄或一座城镇；每一棵草，每一株树都象征着黄皮肤的男人和女人。看起来独立不群，其实又紧紧地凝聚在太阳照耀之下。整体来看又像一颗硕大无朋的沉思着的沟回曲折的大脑，无时无刻都在闪烁智慧的光辉。凭着这种力量和智慧，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奏响了民族复兴辉煌的理想华章，我们的使命是要继续前进，使理想进一步向现实转化和飞跃。我想，这就是《群山》给我们最深刻有力的启示和激励吧。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之第三部分

第62章：张云逸一直笑眯眯地听大家争论并不插话。显然，他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已经是略知一二

 宜川城里，驻守西北军一个营。国民党的县政府很反动。两者无视“协议”狼狈为奸，逮捕关押了一批共产党员。马文瑞得知这个情况后，便下决心争取西北军那个营能够同情革命，然后再通过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县政府放人。

 据了解，这个营的营长叫陈玉璧，是榆林县镇川堡人，黄埔第四期学生，同刘志丹是同学。马文瑞在米脂三民二中读书时，他曾担任过体育教师。俗话说：“亲不亲，乡党分。”马文瑞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去联络。派去的人回来说：“那家伙很反动，根本不认你这个共产党老乡，我说了老半天，他连个回信也不写。”马文瑞一听，不服气，决定自己亲自带人到宜川城里去做工作。就在这时候，接到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原来，中央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人马大增，供给有了问题，连吃饭穿衣都有困难。这时，敌人大军压来，为了躲开重兵，开辟新区，中央决定再度东征。于是派后方参谋长张云逸带一部电台，来到延川做渡河准备，马文瑞、邵式平、戴季英也参加此项工作。

 接到任务后，他们来到紧靠黄河的延水关村住下来，和地方党组织一道，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不料，刚过了两三天，就传来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

 那天上午，张云逸兴奋地操着浓重的广西话对大家说：“哎呀，发生大事情了！”

 马文瑞问：“什么大事情，叫参谋长这么高兴?”自从那次撤离瓦窑堡认识张云逸后，他就很喜欢这个性格幽默的老同志，觉得他人很朴实，没有一点架子，说起话来总是乐呵呵的。

 “大事情，大事情，这可真是天大的事情！”大家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才神秘地说：“昨天夜里，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是真的吗?”

 “这还有假，军委刚才来电报通知我们的。这个消息，眼下恐怕全世界都知道了！”

 戴季英因错误“肃反”被撤了职，情绪本来不高，一听说“西安抓了蒋介石”，一下子来了劲头儿，说：“参谋长，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咱可得喝酒庆贺呀！”张云逸说：“应该，应该，可到哪里去搞酒呢?”他的眼光望着马文瑞。马文瑞说：“让我试试看。”说着拿上一只搪瓷缸，出门走到一户熟悉的老船工家里。他知道长年累月在黄河上摆渡行船的老艄公，腰间总有一个装烧酒的酒葫芦。果然，不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一缸子烧酒。大家喝着酒，热烈地议论着应该如何处置蒋介石。

 马文瑞平时滴酒不沾，今天心中太高兴，也乘兴喝了两口酒，有些兴奋地说：“西安捉了蒋介石，等于搬掉了挡在抗日统一战线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东北军和西北军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和我们搞统一战线了，可以公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逼蒋介石表态同意。这样，对我们在全国推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有利，也有利于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戴季英一听，急了眼，把酒缸子往桌上一蹾，红着一双眼睛说：“我看首先应当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

 邵式平也说：“是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围剿’红军，是千古罪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抓住而又不杀，就不如不抓了。”

 张云逸一直笑眯眯地听大家争论，并不插话，也不明确表态。显然，他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已经略知一二。

 马文瑞听了那两位的意见后说：“主张杀蒋介石我不反对，但什么时候来杀，得慎重考虑。”

 “什么慎重不慎重，我看对蒋介石这样的人，关键是要快杀，不然夜长梦多，一旦放虎归山，必定后患无穷。”

 那天中午，他们几个人在黄河畔上热烈地争论着。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正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保安的红石窑里，热烈讨论着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地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实践证明，毛泽东、党中央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杀掉蒋介石，会爆发内战，继而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那样一来，客观上将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1936年12月17日，驻守延安的东北军奉命撤出，红军随即驻防于此。在此期间，东北军、西北军驻防陕北的部队撤走了。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延安。但有些县城里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宜川县国民党县政府仍然关押着我们一批同志。马文瑞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派王秉章前去交涉，才把我们的同志放了出来。有个县苏维埃主席姓赵，长期囚禁，快被折磨死了，放出来时连路也不能走，被人用担架抬着。这个同志握着马文瑞的手，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老半天才说：“感谢组织营救我们出狱。”马文瑞说：“老赵同志，听说你被捕后，坚强不屈，一直在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你为党和人民争了光。”被营救出狱的同志都很感动。经过狱中的磨炼和考验，这批同志成了更加坚强的革命者。

 白军争取工作圆满结束后，马文瑞回到陕北省委。这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已迁驻延安，中共陕北省委迁往距延安城六十多里的蟠龙镇。当时，郭洪涛已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由马明方担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

 马文瑞在蟠龙镇见到马明方，两人都非常高兴。“唉呀，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就是只等不见！”“宜川县有几个被捕的同志，刚交涉把他们营救出来。”当携手从陕北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舍生忘死走过来的革命战友又得以重逢，真是不胜欣喜，感慨万分。陕北特委的“二马”又见面了！两个人握着手，心情都有些激动，反而无话可说。马明方看到如今自己面前站着的这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马文瑞，已经完全成长为一个老练成熟的党的领导干部。他那当年学生派的年轻而英俊的脸上 已经被风霜雨雪磨炼出一种工农干部式的粗犷而深沉的表情。更有趣儿的是上唇也已经有了黑黑的一抹胡碴子，给人暗示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男子汉的力量。马文瑞的眼里，这位他一直很信赖的兄长式的同志，显得有些苍老憔悴。但他的目光，依然还是那么聪慧、坚定而乐观，总给人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马文瑞心中突然涌起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个同志，他的精明天资和沉稳个性，使他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态度。这一点在他看来，很是难能可贵的。

省委的同志们听说马文瑞回来了，纷纷前来看望。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月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流血牺牲，革命者每时每刻都可能献身革命。因此，战友和同志的久别重逢就显得像过节日一样重要。于是，那个寒冷的陕北早春的夜晚，同志们兴致勃勃地一直拉谈到深夜。“马文瑞同志，听说你还只身进过一次延安城，同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长谈过一次，那个团长长得什么样子?”“听说你交了不少东北军的朋友，连他们的营长都听你指挥，真有这事?”“延长县有个西北军的连长抽大烟，让你训得头也抬不起来，这是真的吗?”人们七嘴八舌，问长问短。马文瑞万万没有想到，原本默默无闻的白军争取工作，竟然在苏区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再下来，他几乎听不清人们的话题，只感到人们相互间的心心相印。处在那种热烈而亲近的气氛中，表面上依然保持着往日平静的马文瑞，心里却十分感动。这种同志加兄弟式的温暖，使他产生一种回到久别的家一样的感觉，体会到和亲人重逢的气氛。窑洞、热炕和春风拂面一样的轻声交谈、嘘寒问暖和充满真诚情谊的目光，使他周身的热血都舒缓地流淌着，一切郁闷、委屈和因艰苦工作带来的倦怠以及长途跋涉造成的疲劳统统烟消云散了，只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幸福感，一种处在信任和友谊包围之中的宽慰，一种革命同志团结友爱的神奇的力量。他感到，在这样的气氛中，每个人的灵魂，都经过友爱的洗礼，会变得很单纯、很干净的，头脑里种种个人主义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锈斑会自行脱落，而被镀上一层纯金的颜色。这种人际关系，只有在革命队伍内部才可能有的，只有在党内生活很正常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第二天早晨，当马文瑞与马明方在蜿蜒东去的蟠龙河畔迎着朝阳散步时，那种温暖的感觉仍然保留在心中。他们注意到了脚下的这条小河，它被严寒封冻着，但汩汩的流水却从坚冰下面发出悦耳清响。他们谁也不说话，一边迈步朝前，一边倾听着河水流淌发出的声音，那是最真实最动听的音乐，只有从艰辛和坎坷中过来的人们才能听得懂，才会被它感动。

 “文瑞，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有可能的话，我想离职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多年实际工作，虽然也注意学习，但理论水平不高，很有必要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一学马列主义理论。”

 “这个想法不错，”马明方说。他的声音突然低沉下去，脸色变得很苍白，咬紧牙关，显出很痛苦的样子。马文瑞忙扶住他，知道明方的胃病又犯了。好些年了，他有病就这样硬拖着。马文瑞突然想起了郭滴人……便担忧地说：“明方呀，你的病可不能再拖了，得找个好大夫，或是到外面去彻底治疗。不然拖下去可不是小事情。”马明方用双手按着肚子，强打精神说：“不要紧，我这是老毛病了，一着凉就发作，过一阵子也就没事了。”

 马文瑞不无埋怨地说：“不是没事了，病根子实际还在。经过治疗，除了病根儿，再投入工作也不迟嘛。”

 马明方点点头说：“好吧，我瞅个机会。”

 两个人并肩慢慢走去，开始谁也不再说话。坚冰下面的流水依旧汩汩地流淌着，他们却听不见了。流水的歌唱对于革命者来讲，显然属于超越现实的音乐。当他们讨论着现实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和思维是属于现实的，任何富有浪漫色彩的自我意识，都顷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