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我与地坛》，曾经认为史铁生的选择是值得很多下身瘫痪的人学习的。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下，从文是比较理智的选择。一来，我认为身体有缺陷的人对人生与事物有着更独到的见解，能看到很多正常人看不到的角度；再者，这也是从患者本身的实际情况去考虑的。从史铁生到先前在《一升的眼泪》中认识的木藤亚也，最终都是用文字诠释了自己的价值。然而现在我有点不以为是。

     http://news.qq.com/a/20070523/000251.htm北大残疾女博士求职屡遭拒曾被誉当代张海迪

    看到这篇报道之后我认为这不是患者本身的问题，而应当是社会的问题。郭晖有着正常人都难以企及的学识，她想做一名教师，我认为，她能给予学生的要比正常人来得更完整，她说：“我认为，坐着的老师和站着的老师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坐着的老师能够让学生们体验到拥有完好的身体是极大的幸福，体验到挫折并没多么难以战胜，体验到自己拥有的已经很多了，体验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和坚强的意义。

我们的社会对残疾人有歧视，这也是其他国家和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取向。不是朝夕可去之的。然而社会、国家的公务人员是有义务在这里下功夫的，很多单位之所以不愿意招收残疾人，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不方便”，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使很多单位担心“迎神易，供神难”。加上社会公德心不足，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相对综合的社会问题，决不是在某个方面完善了便可以解决的。

从文虽然有实际意义，但是对于精神价值的创造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做好的，不是每个这样的人都可以成为史铁生，成为木藤亚也。再者，真正想以文字换取物质财富，甚至箪食瓢饮也并非易事。而且文化领域本不应是“残疾人收养所”，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位置可满足“工作期间不必时刻走动”的要求，例如教师，再如心理保健师、各类咨询、程序人员等等，当然也包括职业文人。

我想，这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要解也需要各方面的投入，基础设施的投入更多偏向社会物质财富。因此，我预言这种局面在不久的将来是可以解决的。一代一代的华夏儿女正奋步急追，精神文明的发展理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物质文明。

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悲剧，然而从比例上来说，悲剧是越来越少的，文明是日趋完整的。

另外说一点题外话，我认为史铁生悟得太晚了，他对他的母亲的死负有极大的愧疚。以下这些文字绝对不是没有经过细致观察过而写就的，然而却应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 当我发脾气时，“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注意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圈红红地，看着我”。
(母亲虽然自己身患重病，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却默默地承受着我的粗暴无理。)

 (2)“‘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养的那些花都死了。”
(为了我，母亲虽然爱花，却没有精力、时间，没有心思再养花。)
      (3)“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语言虽朴素，却体现了母亲的伟大和坚强。)
      (4)“那天我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拉拉’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
(母亲是要把萧瑟的秋天挡在窗外，要把我心中的寂寞、消沉逐出窗外吧。)
      (5)当听说我愿意去北海时，母亲“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还不停地絮絮叨叨地说着……
(能够带孩子出去走走，母亲竟是如此兴奋!她希望我能开心、快乐。)
     (6)母亲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生病的儿子，还有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
(春蚕到死丝方尽，母亲临终时仍挂念着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