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女王敏

一王敏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再婚后，她一直跟外公和外婆生活。王敏的外公张国维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文革”中，已60多岁的张国维由郑州下放到中牟和陆浑等地，扛麻袋、下稻田，进行“劳动改造”。他走到哪儿，就把老伴和不到10岁的王敏带到哪儿。在中牟县时，王敏得知有一位五保户老大娘无儿无女，生活艰难，便常到老大娘家里，帮助打水、砍柴，并多次把她的一份白面馒头（全家人吃饭都是上食堂打的）省下，悄悄送给那位大娘，显出了敬老的优良品质。王敏随着外公和外婆每到一地，就在当地上小学。当时，他们只有为数很少的生活费，是一分钱一分钱数着过日子的。在陆浑时，一天午饭后，张国维给王敏1元钱，让她买铅笔刀和作业本。下午放学回来，王敏嗫嚅着对外公说，她把钱弄丢了。外公怪她不操心，生气地打了她几巴掌。两天后，一位上了年纪的五保户老人找到王敏的外婆，感谢王敏的帮助。原来，这位老人吃饭没盐，点灯无油，王敏就用那1元钱买下盐和蜡烛，送给了老人。张国维明白自己错怪了外孙女，心疼地抱起小王敏说：“好孩子，外公冤枉你了，真对不起！”小王敏却笑道，“外公，有人却硬把您弄成‘右派’，让您吃了好多苦头。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不怨党，我这有什么呢？！”二由于张国维“劳动改造”的地方不固定，王敏小学毕业后去到再婚的母亲身边，并在郑州市某工厂子弟中学上学。母亲患风湿性心脏病，王敏一边刻苦学习，一边承担了洗衣、做饭等大量的家务活。王敏在初中、高中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粉碎“四人帮”后，她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大学恢复招考制度，她便积极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不幸的是，此时无情的食道癌降到外婆身上。外婆住院，外公上了年纪，难以护理外婆，18岁的王敏不得不放弃高考，挑起了侍奉外婆的担子。她日夜守护在外婆身边，买药、煎药、洗衣、烧饭，样样活儿，都干得井井有条，用爱心抚慰着备受病痛折磨的外婆。为给外婆买药，王敏常常要跑遍郑州市的医院和药店。当时她没有自行车，每次都要走好几公里。一次，她按照医生开的处方，跑遍郑州的医院和药店，但找不到一种急需的新乡生产的特效药。王敏便乘班车赶到新乡那家药厂。可是，最后一箱特效药刚刚被人买走。她便飞步赶到车站，在茫茫人海中寻觅半天，连那个买药人的影子也没见着，只好上了归途的班车。也许，她的一片孝心，一片赤诚，感动了“上苍”，就在班车快要启动时，一位男子扛着装有那种特效药的药箱上了车。王敏眼睛一亮，急忙从座位上起来，请那位额上沁汗的男子坐下。那男子见一位婷婷玉立的陌生少女主动为他这大老爷们让座，过意不去，先没有坐。在王敏的再三请求下，那位疲惫的男子终于把药箱放到膝前，坐到了王敏让出的座位上。这位男子正是去药厂买走最后一箱特效药的人。他的母亲患慢性食道癌，他想多买一些特效药备用。当他得知眼前这位让座的少女为救外婆买这种药费尽周折时，马上从药箱拿出两瓶要送给她。王敏感激地如数付了钱。在王敏的精心照顾下，外婆又生存了一年。年事已高又陷入悲痛的张国维身体也垮了下来。王敏又承担起侍奉和安慰外公的重任。不久，王敏在黄委机关一个单位参加了工作。她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耐心照顾外公。王敏曾先后荣获黄委“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同时，她还挤出时间，复习功课，准备报考黄河职工大学。1981年，正当她做好一切准备，要去参加考试时，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复发，随即病危住院。王敏思前想后，不由地泪湿衣襟，她忍痛放弃了朝思暮想的机会，赶到医院，陪护母亲。为了照顾母亲，不仅失却了考学机会，而且一再推迟婚期。她的男友刘玉与她是初、高中的同学，并且是学校篮球队的“球友”。他们彼此了解，真诚相爱。王敏希望刘玉等她母亲的病治好后，他们结婚。通情达理的刘玉对王敏说，我在外地工作，出不上力；你好好儿侍候我未来的岳母，我盼着她的病快点儿好。有一年，王敏被选进了黄委篮球队，那一段母亲病情比较稳定，她便去参加集训。一天，深夜一点多钟，她的母亲突然犯病，呼吸困难。王敏急忙起来，把母亲扶上自行车，连着跑了三家医院，都因没有病床，拒绝接收。此时，母亲脸色惨白，疼痛难忍，王敏急地直掉眼泪，又带着母亲赶到了河南医学院一附院。走进急诊室，满头大汗的王敏一把抓住一位女大夫的手，哭着求道：“阿姨，求求您救救我妈妈，我们已跑了三家医院……”这位好心的徐大夫立即在医院走廊上加了一张病床，并采取措施抢救，使她的母亲转危为安。此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徐大夫这才注意到，王敏一只脚穿球鞋，另一只脚穿着拖鞋。三王敏的母亲经过徐大夫等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她的生命又延续了三年。在她去世半年前的一天，她拉着女儿的手，深情地说：“妈妈的病难以治好，我自知已不久于人世，希望能活着看到你们成家。”为此，王敏与刘玉于1984年2月结婚。不久，母亲病故了。这不仅对新婚的王敏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对失去老伴，又失去女儿的张国维犹如青天霹雳，老人经受不住，从此病倒，一度卧床不起。1985年冬天，王敏生了一个女孩。而此时，丈夫仍在外地工作。上有患病的八旬外公，下有吃奶的婴儿，家中生活极其艰难。但她为了抚慰外公，哺育孩子，咬着牙度过了重重难关。1989年，外公不幸摔断了腿，从此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的饮食、服药乃至大、小便，事事都要王敏料理。每天上班前，王敏把屋子打扫干净；下班后，首先收拾外公大、小便在床的污物，并为他擦洗身子，为他煎药、喂药、做饭、喂饭。瘫痪多年的张国维对前来探望的老战友们说：要不是我外孙女，早就没有我这把老骨头了！

2021-10-20 23:38:55 作者:程占功 9877 0

万物宜诗，诗宜悦人

经常听老师们提起，古人无诗不欢。刚开始不大懂，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以晦涩难懂的文字为乐趣，后来渐渐懂了。在那个年代，这是属于他们的潮流，属于他们的娱乐方式。至今我们所看到的，可能远远不及他们那个朝代对诗词追求中的万分之一。可是，诗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追求？上小学时，记得读的第一首诗便是大诗人李白的《静夜思》，那时候根本体会不到那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感觉，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这种拗口的诗歌，为什么还要背和默写。直到渐渐长大，与家里人、家乡离得越来越远，特别是现在在岭师，与我的家人家乡相隔甚远，我才能跨时空做到与诗人李白“共情”。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思念之情，远方有你牵挂的人，而你如今只能对着皎皎的月亮诉说思念的苦涩。后来，说来也是惭愧，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所谓的“应试教育”，只是一味地“死记硬背”，不管如何，应付了考试就行。“刷题政策”对于语文中的古诗词运用更是好用，所以宁可刷几十道题来把这首诗的考点记住，也好过在语文老师滔滔不绝地讲课中学着与那一位大诗人来个“跨时空”对话，进行情感式的交流。其实在我现在看来，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你既然能花时间去刷题，为何不尝试理解完整首诗歌再进练习？这种学习方法还会更高效，记忆时间更长。说到底只是因为生活中的“惯性”，当然，此“惯性”不同于物理中的“惯性”，而是说生活中我们的固定思维。觉得自己语文不好，就不能完整地理解完这整首诗，其实逃不过的只是一个“害怕”罢了。嘴上总是挂着“我为什么要去学？”，心里却也知道这是国之精粹，所以所幸给了自己一个完美无瑕的借口：我只是个平庸之人，我不可能与大诗人有共同的兴趣，更不能当他所谓的伯乐，与他一起体验那个时代的诗词歌赋。后来，幸运地是，我遇到了一位老师。她与其他语文老师一样，喜欢畅游在诗词歌赋的海洋里。她也跟其他老师不一样，因为她会经常给我们讲诗里有趣的小故事，拓宽我们的知识面，但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带着我们走入诗词与诗人的世界。她就这么潜移默化着我们，而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与诗人“共情”是怎么样的感觉。那是一节格外沉闷的语文课，她照例打开了今天要分享的诗歌。我依旧沉浸在那张打满红叉叉的数学试卷中。“好，今天我们来分享大诗人李白的一首诗歌《将进酒》。”我渐渐抬起头来。“这首歌最出名的是这两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必有用……某种神秘力量突然往我心底一冲，冲散了不只为了数学考试而烦躁不堪的心情，还有，那一面自己觉得跟诗人之间有所隔阂的城墙。就这样，我爱上了那种与诗人交流的感觉，虽然没有几次，但每次都能让我觉得仿佛能隔着时空，与大诗人面对面的畅所欲言。再后来，我开始进一步地了解诗歌。老师让我们初步接触词牌名，以及填词的规律，我也成功地创作出了我的第一首词《蝶恋花·木棉》。读了越来越多的诗后，我开始创造自己的诗。现在的我看来都只是一些押韵又齐整的小词，但在当时的我看来，那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思想。我的题材有很多，有时候在路边看到一朵盛放的花儿，我会想到“青春似火”，有时候听朋友给我讲一个悲壮的古代爱情故事，也会想要用这种小词方式记录下来。在我高中时期，我写过的最多的应该就是格式不规整的“藏头诗”。那几首诗里的开头几乎都是我的好朋友的名字，我会以诗歌的模式写出她们每个人的特点优点和缺点，然后留在我的高中记忆册里。因为押韵，所以很多想好的词得改，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我每次在写完诗歌之后都会忍俊不禁，也少不了骄傲自豪。后来在高三的日子里，写小词成了我缓解压力的方式。每次写完自己的所想所感，我自己会得到放松，对接下来的生活依旧充满热情。到了大学，很多事情接踵而至。我没有很多时间来用小词记录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但是那种对诗词的热爱仿佛还刻在骨子里。听到老师那句“留得枯荷听雨声”的那一刻，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有一位蹲在湖边的女子，打着一把伞，深情地碰了碰湖里已经干枯的荷花……又或者，一位在闺房内的女子，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低头捋了捋自己的发尾，耳边闪过当初丈夫临走前与她一起共种的荷花时说的话，现在却只剩一池的枯荷，还有那打在枯荷上的，零零碎碎的雨声……我想我已经知道开头那个问题的答案了。那些诗人写诗的追求便是——万物宜诗，而诗，宜悦人。(张丹霞/笔）

2021-10-20 22:27:29 作者:张丹霞 9818 0

郑国渠泾惠渠走笔

踏上2000多年前郑国渠滋润过的土地，面对后人为郑国雕塑的古铜色塑像，记者仿佛走进了历史。时任陕西省三管局党委书记的刘恒福同志从西安陪记者赶到渭北泾阳一带，冒着炎炎烈日，在郑国渠水流淌过的田野，在泾惠渠水浇灌过的大地，追寻历史的遗迹。刘书记一边作向导，一边作介绍。引泾灌溉从公元前246年郑国修建郑国渠开始。郑国是韩国的一名水工，他修建郑国渠最初的出发点与大禹治水有所不同，他是韩国派到秦国的间谍。韩国看到日益强大的秦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东扩侵略自己国家的危险，便派郑国到秦国献“疲秦之计”，让秦国在关中兴建引泾河水灌溉农田的大型工程，把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侵犯自己的国家。秦国虽然当时就识破了郑国的计谋，却仍然让郑国发挥自己的专长，主持修建引泾灌溉工程，以润泽关中土地，造福百姓。经过10余年艰苦努力，灌渠终于建成了，可灌溉土地近百万亩，使秦国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为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这个灌渠由于是郑国主持修建的，秦国就命名它为郑国渠。也由于郑国渠惠泽了当时和后世，人们便对郑国的间谍身份宽容地一笑了之，而对他治水的伟业传颂千古。泾惠渠管理局曾邀请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对郑国渠渠道进行过实地察勘，标绘出郑国渠的引泾故道路线，其实际长度为126.03公里，渠道自西而东布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充分利用了北原以南、泾渭河以北这块西北高、东南低地区的地形特点，形成了渠水自流灌溉，从而控制了灌溉面积。郑国渠在渠道工程布设上，将沿线与渠道交叉的许多小河拦水入渠，使郑国渠沿渠流量渐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灌溉效益。这在2000多年前，是很难得的。由于河床下切以及引泾渠口不断上移，在郑国渠之后，历代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又建成了汉代的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通济渠等。到了清代，弃泾引泉，引泉名曰龙洞渠，灌溉面积只剩下2万亩。公元1932年，陕西大旱，李仪祉先生在历代引泾灌溉的故道上，主持建成了泾惠渠，灌溉面积大幅度提高。并且，成立了泾惠渠管理局，李先生亲笔写下了《泾惠渠管理管见》、《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等颇具真知灼见的论文。泾惠渠的建成，使关中人民久旱逢甘霖，几十万亩良田得到了及时灌溉。解放后，经过不断改造完善，新建坝闸，扩大隧洞，加高石堤，泾惠渠枢纽工程更加雄伟壮观。如今，灌溉面积已达135万亩。李仪祉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科学家。他1882年生于陕西蒲城，1909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两次留学德国，回国后曾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西北大学任教授、校长等职，以后曾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职，1938年病逝。人们像对待大禹一样，敬仰和怀念郑国、李仪祉。在如今泾惠渠渠首的一个展厅里，安放着郑国的半身塑像；在当年李仪祉主持修建泾惠渠住过的地方修建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李仪祉墓园”。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了“李仪祉墓园”。墓园大门楹联上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让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2021-10-20 17:31:58 作者:程占功 9837 0

黄河人为毛主席伴舞

连续几天，记者在郑州采访了当年为毛泽东主席伴过舞的几位“黄河人”，她们怀着十分怀念的心情，讲述了自己终生难忘的情景。为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刮起的浮夸风，经毛主席提议，1959年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统一了这个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中央郑州会议期间，有关部门在郑州市一些单位挑选一批政治素质好、舞技娴熟的女同志，在中央领导人休息娱乐时为他们伴舞。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4位女同志被选中，记者这次采访的是仍在郑州的王振修、陈培兰、盛凤珠。王振修退休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她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中，把记者的思绪带到了过去的岁月。王振修原来没见过毛主席，为有机会见到劳动人民的大救星而激动不已。一天傍晚，她和其他舞伴在河南省委小礼堂舞厅内，随着欢快的舞曲翩翩起舞，等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大约7点钟，舞厅里的灯光全成了红色，正播放的别的舞曲随即转换成《东方红》乐曲，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来到了舞厅。当毛主席伟岸的身躯出现在眼前时，王振修仿佛做梦一般。有关人员忙提醒她，快请毛主席跳舞。王振修便走上前邀请毛主席。当时她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只害怕出一点差错。但她毕竟舞技过硬，竟一步不乱地和伟大领袖跳得十分和谐。在悠扬悦耳的湖南民歌《浏阳河》乐曲伴奏下，毛主席边与王振修跳慢四步，便操着浓重的韶山乡音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在哪儿工作？她回答，叫王振修，24岁，在黄委设计院当绘图员。毛主席说振修这名字不错，若叫修身更好。又说，绘图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适合女同志做。毛主席还问她，结婚没有？王振修回答说，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毛主席问，爱人在哪儿工作？她回答，在黄委，是王化云主任的秘书。毛主席笑着说，你们都是治理黄河的啊！为毛主席伴过舞的当天晚上，王振修兴奋地半夜睡不着，只一个劲儿地给丈夫讲述为毛主席伴舞的情景。她丈夫也盼望能见到毛主席，后来在毛主席接见省直机关干部群众时，他实现了愿望。为毛主席伴舞的乐曲，一首是陕北民歌《东方红》，另一首是湖南民歌《浏阳河》。毛主席只跳慢四步交谊舞，一般每晚仅跳3、4支曲子。中央这次郑州会议开了10天左右，王振修好几个晚上8时前都为毛主席伴舞，8点以后，毛主席进行工作。一次舞间休息时，王振修拿起茶几盘里一只苹果用小刀削皮，准备给毛主席吃。她削了一会儿，还没削好。毛主席看着她，笑道，你这“黄河”削苹果不在行，我削给你看。说着，毛主席拿过苹果，很快削好，然后一分为二，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递给王振修。陈培兰退休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她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丰功伟绩，我们永远铭记；同样使我忘不了的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慈祥、随和、亲切的印象。为毛主席伴舞，陈培兰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她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第一次给毛主席伴舞，毛主席问过她的姓名、年龄，也问她在那儿工作？陈培兰回答说，在黄委工作。毛主席问她是哪里人？陈培兰答道，我是武汉人，在华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工作。毛主席说，武汉是四大火炉之一，那地方热得很，所以，你们武汉人耐热。陈培兰只是笑，不知道说什么好。毛主席见陈培兰还有些拘束，又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接着毛主席风趣地说，从前，有个人死后到阎王那里去报到，阎王下令把他扔进油锅里炸。在热腾腾的油锅里翻上翻下炸了半天，那人竟然没事一样。阎王很奇怪，问他，这么烫的油锅烧不着你，怎么回事？那人对阎王说，你不知道我是武汉人，不怕热嘛！毛主席讲的这个故事，逗得陈培兰“咯、咯、咯”笑了起来。从此，她再没有了紧张感。陈培兰回忆说，毛主席记忆力很好。当时黄委还去了一位叫朱秀雁的同志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伴舞。毛主席第一次见她问知她的姓名后，说，朱秀雁，我把你的名字改为“红色的大雁”吧！第二次以及以后再见朱秀雁时，毛主席很快就记起来了，叫她，红色的大雁！盛凤珠给毛主席伴舞时，毛主席也问了她的姓名后，又问，多大啦，在哪儿工作？她答，22岁，在黄委工作。毛主席说，听口音，你不是河南人。盛凤珠说，我家在江苏无锡。毛主席笑道，无锡山中无锡（没有锡）哇！旋即又道，你们那儿是鱼米之乡，怎么到河南来了？盛凤珠回答说，我是应招到开封黄委航训班学习，然后参加治黄工作的。毛主席关切地问她，到河南来习惯不习惯，适应不适应？盛凤珠说，为了治黄事业，我习惯了。毛主席赞许地说，不容易哇！斗转星移，岁月悠悠。但老百姓对毛主席的怀念却与日俱增，毛泽东热一再持续升温。记者请王振修、陈培兰、盛凤珠这3位老同志谈谈对此的感受。她们深情地说，毛主席是中华民族尊严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站了起来。毛主席始终与劳动人民同甘苦、心连心，就像《东方红》歌里唱的那样：“他是人民大救星”。

2021-10-20 02:30:41 作者:程占功 9808 0

清名如渭万古流

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

2021-10-20 02:28:35 作者:程占功 9944 0

人随将军去 美德留世间

编辑部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10点30分，我估计上午的邮件此时已取回报社。我约一个作者写的稿子不知是否寄来，我从三楼上到四楼，走进资料室，在桌子上的一堆信件里找。约稿尚未来到，只见一个写给我收的大白信封正面下沿印着一行黑体字“同桂荣同志治丧办公室”，我大吃一惊，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不用拆信就知道，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我多次采访和看望过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与世长辞了。我十分悲痛，心情沉重地拿着这封信回到编辑部，坐在办公桌前把信拆开，从信封里取出一页印刷的《讣告》，我注意到，《讣告》上说，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999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西安举行。我坐在办公桌前半晌无语。身上体现着许多刘志丹高尚品质的同老的辞世，让人难以接受，去年我看她时，她的身体和精神还不错，我还对她说，祝愿老人家活过百岁。5月19日出版的报纸，18日签付印，这期报纸副刊的编辑任务要我完成，我走不开。可是，我多么想再见一次同老。我仔细看，给我寄《讣告》的信封上的毛笔字是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写的。于是，我给刘力贞及其老伴张光草拟了一封《唁电》，旋即带上《唁电》赶往电信局。发《唁电》后，我与在西安的李赤然将军的女儿李君燕联系，请她代我向同老敬献花篮或花圈，她与同老家比较熟悉。同老随刘志丹将军而去，但她的高风亮节永存世间。我采访和看望她的一幕幕情景以及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眼前。1981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第一次在西安八道巷一个小院拜访同老，老人沉缅在往事的回忆中，向我讲述了许多刘志丹忠于党、爱百姓、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无私无畏、浴血奋战的故事。令我激动不已的是，随后，我写的《革命的传统永不丢——访刘志丹将军夫人同桂荣》，在同年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综合节目》中全文广播，为配播这篇稿子，还播放了《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首具有广泛影响的陕北民歌。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次节目的录音带。此后，我路过西安，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去看望同老。同老1905年生在陕北吴旗，1934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刘志丹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历尽艰险，特别是为红军后勤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志丹牺牲后，她不仅为抚育他们惟一的女儿备尝艰辛，而且继承将军遗志，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并且抚养了不少老同志的小孩，如儿时的李铁映就曾得到同老母亲般的关怀。不久前，李铁映还去西安看望当年的“刘妈妈”同老。毛主席对刘志丹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且尊称同老“刘嫂”。解放后还请同老及其女儿与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怀仁堂看戏。当年，中央机关在红都保安期间，同老和毛主席是邻居，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亦是同老接生的。有时候毛主席和贺子珍吵架，吵得很凶，谁都劝不开，同老去劝，马上见效。同老像刘志丹一样，胸中装着老百姓，她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解放后，同老长期做妇女儿童工作，使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沐浴到了她伟大的母爱。她为改变革命老区的面貌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年近8旬还乘汽车几千里去看当年的革命根据地，看到老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她高兴地说：“革命就是要给老百姓办好事！”她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女婿张光（原《陕西日报》总编辑、原陕西省记者协会主席）对同老十分孝顺，老人家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让人欣慰。5月18日，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隆重举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送了花圈，陕西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各界人士6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党和人民深切怀念同老。老人家虽然随将军而去，但她高尚的品德永存世间，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原载1999年6月2日《黄河报》）

2021-10-20 02:26:09 作者:程占功 983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