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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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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级文学院汉语言文学3班罗思娜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当韩寒过着奢侈的赛车生活，当郭敬明跻身福布斯富豪榜，当张悦然被冠于“最富才情的女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80后”已经来势汹涌地冲入了文学这个主战场，成为文化娱乐界最大的一顿蛋炒饭。“80后”的持续高温，不仅仅是市场现象，更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80后”一词最早是在2000年7月《诗参考》上以“80年代的诗人的诗”为专栏出现的，随即扩展到小说界乃至整个文学界。“80后”如速生林里的一棵小树几年间就成长为今天的大树，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但由于自身、社会、媒体等原因，“80后”写作仍无法摆脱“青春写作”这个怪圈，甚至走进了文学的死胡同。一、“80后”写作的自我与模仿80年代的人戏剧性地赶上了改革开放、大学扩招这一趟幸福列车，在越来越物质化的年代里，他们在巨大的学习压力和社会竞争中成长。教育体制的失调，造成了80后的反感，由于发泄的需要借助文字，书写了他们独有的心灵历程。80后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苦难，他们无法深刻感受历史的厚重，对历史没有太多的记忆，使得他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资本只能是青春。他们在自我的世界里挥洒着忧郁的青春，试图在流光溢彩的物质世界里寻找发言权，可是在日益老龄化的世界里，他们能充当的角色只能是孩子，而且只能是“孤儿”。作为一名“孤儿”，他们感到孤独与无助，在书写青春的同时融入了自我。某网友曾举例“80后”写作的御用词汇：45度、迷藏、孩子、咖啡、陶瓷、天堂、杂草、白棉布裙、碎花衬衣等。精巧的物质细节成为他们开始说话，自我延伸的开始，对物质的关注又恰恰道出了他们的心声——空虚。空虚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精神特质，“80后”文学，能感觉到他们通用的内心孤独和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略显得无病呻吟也是他们共有的现状。拿他们最喜欢的意象“孩子”为例，他们用孩子的眼光窥视这个世界，希望与所谓的大人们同起同坐。但作为一个孩子，他们没有掌握太多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总会陷入到自我封闭和莫名其妙的忧伤中。忧伤的情绪伴随着他们迷惘地成长，“我的孩子都要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一个孩子”就成了80后一代人的特殊命运。文学评论家曹文轩对“80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秋意太浓，下笔就满笔苍凉，很孤独，很颓废，很绝望。“80后”文学更多的是描写自我的悲观世界，没有太多的理性思考，秋意太浓是在所难免的。而它的这种自我又可归纳为三类：自卑型，自恋型和自大型。三中类型的自我使得“80后”走向了自我禁锢的极端，甚至走进文学的死胡同。这样的社会背景造就了这样一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80后”写手，而语言的张力不足，写作资源的狭窄导致了他们的另一个问题——模仿。“80后”写手大多没有受过传统文学的熏陶，现当代作家和先锋作家却给了他们一条出路，通过对他们的模仿，拼合出梦呓般的文字。郭敬明的《幻城》模仿漫画《圣传》，《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的《圈里圈外》，韩寒《三重门》模仿钱钟书的《围城》，而王朔、王小波、苏童等也成为众多“80后”写手所模仿的对象。模仿是文学创作前期的必经阶段，但不能把模仿看成一种手段，更不能做出抄袭等低劣行为。然而这却不为80后的部分写手所认识，仍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这样往往会把80后文学推向深渊。二、主流文学界的“骂杀”和媒体的“捧杀”鲁迅曾说，要毁灭一个人，有两种方法，一是“骂杀”，一是“捧杀”。“80后”文学恰巧面临着两重尴尬处境。主流文学界与媒体都具有话语强势，主流文学界的不屑和媒体的炒作，是导致“80后”文学进入死胡同的直接原因。主流文学界在没有了解或只知皮毛的情况下，对“80后热”不屑一顾，认为那是小孩子玩的把戏，没有必要把“80后”当一回事，持刻意保持差距的心态静观其变或以长者的身份指责其不是。他们更愿意把“80后”当成“超女”“加油好男儿”一类造星运动看，认为那只是商业化行为，不足于把它看成一种文学现象，更别说文学思潮了。很少会有批评家站出来，客观地评价其作品，引导其走向。主流文学界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势，使得“80后”文学不能在积极的舆论中认识自己，“80后”文学只好一路狂妄下去。与主流文学界相反，媒体为了从“80后”作品中榨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肆意地炒作。把二十好几的“80后”写手称为“少年作家”，并把他们等同于娱乐圈的明星评出“最受欢迎的十大作家”。在拥有在校学生最多的中国大地上，毫不客气地把参差不齐的“80后”作品推向了市场，让具有同样命运的80后学生寻找到自我身份认同。通过“80后”文本80后学生找到了自己，同时在文本中放纵自己，认识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牛逼，如此叛逆，可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在相同感受的牵引下，80后的学生与作家及其所创造的角色形成一个联盟，于是，顺理成章80后作品就为媒体打下一片销售的天地了。“80后”文学只能在商品化中变态的发展了。三、“80后”文学应如何走出文学的死胡同？“80后”文学是一种市场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走出自身文学创作，文学商品化的死胡同。，需要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80后”作家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和对细节的敏感程度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先锋与颠覆，前卫与独立，是前人所不具备的。但也要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走出自我，克服个人言说的自恋，文字无节制的堆砌以及对模仿的小说的低级整合。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想象力最丰富的年龄，撇开名利诱惑，脚踏实地地写作。在写作过程中，除了重视自身之外，还应跳出这个圈子，去审视人性及社会暴露的深刻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宣泄。其次，主流文学界和媒体应当好导航者的角色，理性地看待并正确引导80后创作。主流文学界应出现更多的批评家对“80后”文学进行正确的评价，而不是“一竿子打死一船人”道听途说的无情批判。还应主动承担起填平两者之间代沟的责任，宽容地接纳并理解其思想，通过自己的主导作用引领其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而不是嗤之以鼻的傲慢态度。而媒体，应明确书是一种商品，而文学不是一种商品。作为新世纪最广阔的平台，媒体要担当起大任，通过适度的宣传引导“80后”读者。肆意的宣传只能阻截“80后”的后路。“80后”文学以哗众取宠的身份在非议中成长，经过岁月的打磨他将就更成熟，并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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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0601班吴威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雨天，遂想起大旱的半岛咸咸的海风贴着红土飞过烈日下朝天的脊梁阳光切割皱纹，黝黑的脸汗水蒸发剩下了盐妈妈说家里的井死了老鼠外婆拿着脸盆走很远很远去打水广州的话筒吹着冷气窗外的太阳火辣辣我说，我拎一桶水回家给外婆洗个脸电话那头，妈妈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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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08级汉语言11班莫国辉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男，一米八五的瘦长个儿，双手几乎过膝，窄脸塌鼻，颧骨微凸，小眼睛，一副酒瓶底厚的眼镜，一说话便露出一口玉米粒颜色的黄牙。这是我的大学新同学，邓沛沛。提及邓沛沛，肯定会牵涉到一个不得不说的人，我们的教官王东。方开学，我们就要进行大学第一课——军训。因为在入学的头几天里，沛沛同学是不爱出声的。傍晚天一暗，洗了澡爬上床看书，看完书就倒床睡觉，我们其它几个舍友也不好意思侃大山了。所以我对沛沛同学的认识是从军训开始的。此时已是日上三竿，我们已在炎炎烈日下站军姿将近三十分钟了。广州的阳光仿佛格外毒辣，炙得我直皱眉头耸鼻子。我们纹丝不敢动，因为我们的教官王东同志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把哨子的绳子固定在食指上，然后熟练地晃动着手腕让哨子围着食指打转，一圈，两圈，三圈……待绳子绕尽了，反过来绕，一圈，两圈，三圈……一双狡黠的眼镜死死盯着我们，惟恐漏过了我们一个违规小动作。他那脸上的黝黑和坚毅，饱蕴着风霜日晒。大概有二十五六了吧，我们私底下猜测他的年龄。“沛沛，出列！”“到！”邓沛沛站在第一列第一位，他迈了两步，已站在王东鼻子前了。嘴唇抿得很紧张，甚至两嘴角有些向下撇了。眼神直勾勾的，一脸的严肃。队列中传出几声像喷饭的时候发出的压抑的笑。我也忍不住咧了嘴，心里道：傻子。“晓楠刚才动了，指挥他们唱歌，抱头蹲下起立！”“是！”沛沛的声音特别的沙哑，像公鸭的，而且常常严重跑调。但是我跟同学们似乎都挺爱听。“抱头！《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纷纷听话地双手抱头，便如拉了把舒服的椅子坐下，等待着一场好戏。“团——结就是力——量，一二唱！”我们于是跟着傻得可爱的沛沛同学一边做蹲下起立，一边唱歌。除了沛沛那副窄小的至始至终都是严肃的的面孔，似乎操场上其它任何地方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至于王东同志什么时候看上了邓沛沛同学，我大抵也忘了，反正是军训后不久。其实也不是王东同志眼光特别好，应该是沛沛同学太“突出”了。一个是身高突出，一个是……自从王东同志看上了沛沛后，说实话，除了下暴雨不用军训以外，沛沛没有一天是可以清静地过的。每一军训，沛沛肯定是最最劳累的一个。当然，同时也是全班焦点。王东同志不指挥的活动全归他指挥了，无形中他成了我们的第二教官。但是，大凡体罚，不论是哪一组受罚，他都脱不了要陪罚。最初的时候，邓沛沛同学害羞得要死，站在大伙面前整队时，常常会把“向右看——齐”喊成“向右——看”或“向左——看”，抑或喊了“向左看齐”后跟着喊“立正”，逗得大伙直乐。记得小时候老师教我们课我们领悟不了的时候，他总是这么骂：“教牛爬树都比教你们好！”明显，沛沛同学很不幸成了小时候的我们。因为他站在第一列第一位，所以我们整个排都得以他为标准。但是他个儿高，步幅大，所以我们老是跟不上。而且，他老是踏错步子。当然，沛沛又无意制造了一个让我们休息并开怀的机会了。教官狠骂他笨，我们在下面开心地笑。末了，他认真地问：“教官，是不是这样，踏错了，脚尖要垫一下？”……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踏步不行，老是错。我这个人节奏感不好。”“今天你真勇敢啊，第一个上去灭火。”“教官踢我上去的，他在后面踢我屁股，说如果你能走没瘸，你就上去。”我问沛沛高考多少分，沛沛露着他那口似乎永远也刷不白的牙说，我是复读的，复读了两年，分数很低，不好意思告诉你，你真的想知道，我也可以告诉你。我心里崩地乐坏了，比我估计的还要笨。踏正步的时候，他让沛沛站在旁边观察。“报告！第二第四组很好，第一第三组不好。”教官笑了：“讲明好在哪，不好在哪。”。沛沛低头想了一下，喊道：“第二第四组好在排面整齐，第一第三组不好在排面不整齐！”包括教官，大家“哄”地笑得满地找牙。“哪一组最差？”“第一组。”第一组全是女孩。“罚俯卧撑。”“罚唱歌吧。”沛沛说。“那好，那罚他们唱歌你做俯卧撑。”于是女孩子们飞快地唱起了《打靶归来》。沛沛异常痛苦地做着俯卧撑，本来他那双竹竿般的手臂已经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现在还有一只粗大的手压着他的肩膀！大家都不笑了，鼓着眼珠半张着嘴，很有些担心。女孩子们也越唱越快。不过以后沛沛做的多了，我们见他死不了，也就依然笑嘻嘻的。但是有一些女孩子看不过眼，在军训日记里写“这个王东太狠心了，居然这样体罚学生”“明摆是耍沛沛”云云。我也有些于心不忍，认为这是王东同志在军队里受了太多的压抑之故。沛沛有时候也是十分聪明的。教官有意逗逗我们班最矮最可爱的小女生诗陶同学。他让诗陶站在沛沛旁边，让我们做正步摆臂练习，他对诗陶说，你的臂膀要跟他的一般高。我们哄的笑了。出乎意料的是，沛沛同学立马半蹲下来，诗陶就够得着了。此后的日子，关于王东同志和沛沛的美妙故事，自然是层出不穷。我们严酷的军训生活也在此得到调剂。我们也逐渐觉得沛沛不是那么傻了，人也健谈了。而对于王东同志的做法，其实还是颇有微词的。直到有一天，在军训的小结会上，我们才知道：王东才十九岁！跟我们同年！后来，在填简历的时候，我们才得知，邓沛沛的父亲去世已久！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沛沛是特意叫教官锻炼他！！！我们都误解了……是的。对于沛沛的改变，我们都发现得太迟了。我更加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怎么可以将一种晶莹剔透的纯洁可爱，看做是傻？我们都太聪明了。……再后来，我们背地里不再叫教官王东，而叫——东哥。再后来，再没人在沛沛做俯卧撑的时候嗤笑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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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恬恬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范克明同志撰写的《张学良传》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作者不是根据研究张学良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题，而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并注意吸收今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安事变和研究张学良的最新研究成果，秉笔直书，立论公允，既写史，也写人；既写景，也写情。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为传主立传，因而使它既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从张学良的青少年一直写到他幽居台湾的晚年。全书内容充实，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但作者从容以对，如数家珍，以饱含激情和清丽隽永的笔墨，展现出张将军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与他那丰富复杂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他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位爱国名将的奋斗史，不如说它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张学良不仅是“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还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由此，改变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也由此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他无怨无悔地说：“我是一个罪魁，却成为历史焦点。但是，如果国家与民族还需要我，我将终身奋斗不已！”读罢此书，你会对他既往茫茫，不堪回首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朋友。1934年，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现在唯一救国之方，是坚确决心，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社会和我的国家。”在民族危亡之秋，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杨虎城将军一起义无返顾地发动西安事变，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先后代表我党高度赞誉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们不朽的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唯有春风今又还。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首诗，题为《自我遗憾作》。如众所周知，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团结抗日为重，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死生度外，义薄云阙”。是蒋氏食言，张学良才身陷囹圄。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被囚禁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谈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就必定会想到蒋介石。蒋是坚决反共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被扣在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手谕，对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这也是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在西安事变中取得的成果。使得局面有了一定的好转。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和自由。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为了中国抗日而做出的决定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虽然没有因此而死，但他却失去了半生的自由。他是为了爱国而付出的代价，他所做的这一切，最终结果是有利于中国的，不能不承认是他的贡献。有的人不同意历史对他的赞扬，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张少帅的爱国情。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少帅在前些年一直都没有回来看一看自己为之奋斗的而又阔别了几十年的祖国呢？于少帅，于我们，都是一个遗憾！千里之外，哪个游子不想家？不想自己的亲人？当他离开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忧伤与惆怅，可是，他能回来吗？远在大洋彼岸，路途遥远，又几经波折。只有把这份情，这份思念，埋藏在心中了。也许，他放不下包袱，正如李敖先生说的：“他太老了，思想包袱太重。他觉得无颜面对东北父老，毕竟是他放弃了东北。”但最终的、最正确的答案在少帅的心里，外人只是作无谓的猜测。张学良的爱国新是不容置疑的，他为祖国放弃了太多。他没有对国家有何要求，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品行又有多少人能有呢？只因为他老年流浪在外，没有回国，就招致那么多的猜疑，甚至诽谤？请你们翻开历史，请你们看看《张学良传》，你们会明白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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