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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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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汉语言文学5班余婉娜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闷热的午后，一场及时雨冲走了笼罩大地的烦躁。“嘟嘟嘟……”手机响了，厂长老余赶紧放下手中正在清算的帐单去接电话。“老余啊，我是阿民。我们那个高中班长许旭生从美国回来了，说是要请我们这帮老同学去海龙酒家聚餐啊！你有空吧？等一下通知小陈啦。六点见！”“哇，他回来啦？都快三十年没见了。行，我再忙也会去的！”挂下电话，老余又紧接着打电话到小陈家里。“小陈，我是老余。许旭生从美国回来了，要宴请我们班的同学哦，等会海龙见！”电话那头似乎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小陈语气稍显为难地说道：“同学聚会？哎，你们一个个不是大老板大经理，就是大博士大县长的，我一个失业游民，去了又能做什么呢？聚什么会嘛！不好意思啊，你们不用等我了……”老余正想劝说什么，电话那头已是一片忙音了。眼看约会时间就快到了，忙碌的余厂长放下手头的工作，骑着他那辆本田摩托车朝海龙酒家的方向驶去。很快就到达酒家门外。老余远远的就望见停车场最西边，聚集着好些年龄相仿的中年男士，定睛一看，阿民等平时经常来往的同学也在里面。呵，是他们了！“瞧瞧瞧，余厂长来啦！”只听人群那边有人嚷了起来。“嘿，是他是他！这么多年不见，还是那么高大魁梧，看来形势不错啊！”有几个同学议论起来了，接着便大声冲老余说，“余啊，车子停过来这边吧！”老余向大家打了声招呼，便把车子开了过来。只见一辆奔驰和一辆宝马紧挨着一排或进口或国产的摩托车，旁边还零星靠着两三架自行车。于是老余便把摩托停靠下来，然后走上前去跟老同学一阵握手一阵寒暄。大家就这样站在那里，一边闲聊，一边等待另外几位同学的到来。不多一会儿，大概该来的人都来齐了，大伙们相拥着走上四楼餐厅。一上楼，迎面坐在正中间的那一位一定就是许旭生了，呵，三十年前那个瘦瘦高高斯斯文文的班长，现在满面红光，举止儒雅，不愧是从美国归来的博士后导师。坐他身边的是庄县长，也是高中同学，只不过人家在地方台的电视新闻上曝光率比较高，即便与他来往不多的同学也可以一下子把他认出来的。许旭生见同学们都上来了，马上迎上前来，示意大家上座。县长大人官腔顿开：“同志们，赶紧就座！今天咱们包了四桌，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座位本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事先安排好位次，可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那些当官当干部的同学跟许旭生、庄县长很自然地坐成一桌，而老余、阿民等生意人又自成一桌，工薪一族成一桌，其他的无固定收入的同学也聚成的一桌。呵，三十年前，大家可都是同窗共读的学友，无所谓高低贵贱，更无所谓你强我弱，然而，三十年后再聚首，大家竟如此心照不宣地分出了三六九等。是什么让他们改变？进餐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畅谈当初的学生时代，回忆循循善诱的恩师，哀叹文革时期的辛酸，感叹造化弄人的命运……而后，像例行公事一样，大家相互询问起儿女的情况。“我女儿去年考上中大了！”“我儿子现在在省经贸厅当公务员。”“唉，我儿子读书不如意，自己出去深圳做手机生意，在那边买房了，呵呵！”“我女儿嫁了个金龟婿，这下我可就放心啦……”不知道是关心还是攀比，只是，当大家谈及儿女时，眼中总迸射出光芒。这辈人的较量还没有结束，下辈人的竞赛已经悄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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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2班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我不喜欢社交，我喜欢的是有时，有人，同我相与微笑。”他是逻辑学家，哲学家，也是工程师，建筑师。单调而深远的哲学，是他生命的底色。作为哲学家，终其一生，他只写了两本书：第一本写在战火纷飞的生死场上，一叠厚厚的手稿沾满同伴和敌人的血与泪，却成了哲学家记录思想的羊皮卷，整理出版后的《逻辑哲学论》无声中构成了对战争的最大反讽；第二本写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们的哲学家不再流浪在外，他在剑桥的一间小房子里拥有了可供取暖的壁炉，壁炉的旁边安置着一个铁皮保险柜，这个柜子守护着哲学家的手稿和笔记，这些如诗行般隐晦和流畅的手稿后来一度无法刊行——哲学家被诊出前列腺癌后，曾一度打算将这些他视如生命的手稿以油印的形式散发给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和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及时阻止了他——这部足以引发革命的手稿应该处理成皮面，烫金，而不是廉价简陋的油印本，后来整理出版的《哲学研究》令所有后辈忙于诠释和注解，也证明了学生的洞见和眼光。他的一生，就像他用来存放手稿的铁皮保险柜，藏着许多后人无从破解的秘密，他渴望感情，却对心智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旦成为他的谈话对象，便会陷入迷山雾海般的思想漩涡里不可自拔，他的身边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吸引一切渴望洞见的人，他的表述形式，习惯用语，声调乃至手势和姿势一再被模仿，所有的模仿无论多么惟妙惟肖，仍无法掩饰模仿者心智的苍白和虚弱。1951年4月29号，他的学生冯赖特如此写道，“我们时代一位声誉卓著的有影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逝世了。”这是我所翻阅过的，有关他因病离世的，最为冷静客观的一条。后来，他的另一个学生，康奈尔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提到，4月27日，在他失去知觉以前，他对一直照顾自己的贝文夫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而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来，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我的讲课不是为观光者举办的。”维特根斯坦的这段陈述，给他的哲学生命做了一个最好的概括。在剑桥大学教书的那些日子，他独有的教学风格，让所有学生见识了思想的破坏力与洞察力。讲席上，他没有讲稿和笔记，他在听众面前进行思考，课堂上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他如何绷紧他的意志力和智力，他对所有的课堂提问，乃至质疑有着极其敏锐的预判——他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是因为他自己无数次地经历了那些迂回曲折的推论过程，当对方在力图把自己的思想变成语言时，维特根斯坦就能察觉出思想的来龙去脉，并为他表述出来。“把精神说清楚是个巨大的诱惑。”他的一生，便深深陷落在这种诱惑中不可自拔。仅有的两本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到底有没把精神说清楚，不得而知。起码，这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做了某种努力，尽管努力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致于让读者一度怀疑是否同出一人之手笔。在《逻辑哲学论》中，维氏试图表明，传统的哲学完全立足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借助于他所独创的图象理论，通过分析来达到对传统哲学的否定性结论，是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所在，而最后的结论极富有终结性色彩和与之具来的悲剧性色彩——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伦理学和美学的一切命题，关系到生活意义的一切命题，一切逻辑命题，甚至一切哲学命题，严格来说，都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认为他就此解决了哲学是否可能的根本问题，建立其上的其他问题也就无足轻重了。事隔多年，他在另一部著作《哲学研究》——即一直存放在铁皮箱子里的手稿——转换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方式，在这部手稿中，语言游戏成了一个频频出现的中心概念。取代逻辑研究而不断明晰出现的，是心理学，乃至精神分析，维特根斯坦也承认，《哲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作者早期著作的直率或含蓄的驳斥。一个思想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造成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多年紧张劳作的成果，都以一种优美有力的风格表达出来，都对当代哲学产生巨大影响，而第二个体系确是批评和驳斥第一个体系的——诚如马尔康姆所言，这种演变在哲学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我不能提供感情，但我却迫切需要感情。”这句话也许暴露了哲学家隐藏在强大心智下的情感空白。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传记中写道：“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总是很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同他谈话的智力要求很高，同样还由于他的严厉，他的无情批评，他的挑剔脾气和他的忧郁。”维特根斯坦对情感和理智，有着同样的准确性和彻底性要求，这点给试图接近他的仰慕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畏惧。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很彻底的完美主义者，也是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对完美和理想的追求让他在纯粹的哲学领域里纵横驰骋如痴如醉，也让他在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可避免的缺憾面前一无所措，他固执于纯粹，也受累于纯粹。维特根斯坦于1912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份巨大的财产——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生前组建了奥地利第一个钢铁卡特尔，而我们的哲学家，从战争回来之后，第一步就是把他所继承的财产全部散光。此后，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帆布靠椅就是他的全部家具。1920年到1926年，他选择到奥地利一个偏远的乡村任教，后来又在维也纳附近的湖特道夫担任园丁助手，这段听上去田园诗般的日子并非诗意而和谐，他的苛求，和理想依旧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从1926年起，维特根斯坦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为他的一个姐姐在维也纳建造一栋住宅，这所房子的所有细节，都是他的作品，免除了一切装潢，以精确的测量和严格的比例为特色，它的美，如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朴素而文静，如赖特所言，甚至具有了典型的现代色彩。同时期，维特根斯坦还完成了一个雕塑，他对材料的处理，依然以心中的完美形态为标准，返照了古希腊人的质朴安详，精致娴静。从建筑到雕塑，包括他后期所从事的医学护理，一方面，足见其天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个性中的动荡不宁。在众多传记中，斯坦福大学的巴特利教授（W.W.Bartley）所著的《维特根斯坦传》，对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有着最具争议的描述，作者试图真实展现维特根斯坦在情感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点在那些试图维护维特根斯坦个人形象的研究者眼中，似乎无法接受。但联系维特根斯坦一生的种种意外之举，也许就不会陷入太大的困惑。“神秘之处不在于世界是怎么样的，而是在于世界是这样的。”马尔康姆曾如此写道：“我相信，维特根斯坦对于任何东西终究会存在这一点，有时会体验到某种惊异的情感。”维特根斯坦从不认为对于上帝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需要任何理性的证明，这一点，和帕斯卡尔和克尔凯戈尔的思想何其类似——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应该说，维特根斯坦在宗教情感上是有所皈依的，这种皈依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关键时刻的救赎。维特根斯坦早年就仔细阅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性格里有着最为深刻的浪漫悲观主义，这一点让我想起王国维，一位同样深受叔本华影响的学人。王国维后来投湖自尽，是否真为学术之断统，或为晚清之覆灭，斯人已逝，不得而知。王国维灵魂深处的危机爆发之时，如果能领承一份来自不可知处的救赎，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或者如维特根斯坦，在他临终之际，也对身边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历史和灵魂从不存在假设，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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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0805班冯晓云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一）“这……”联谊会上，叶子微在回答师弟师妹突如其来的“师姐，经历过大一，你收获了些什么？”时，猝不及防，一时语塞，很是尴尬。如今，独自一人坐在地铁里听着MP3的叶子微想起半个月前联谊会上的困窘，那个曾经“刁难”过她的问题在MP3里悠悠的歌韵中徐徐走来，冲击着她的耳膜，直达她的大脑神经。叶子微闭上眼睛，作出闭目养神状，企图把自己融进曼妙的音乐气氛中，暂且搁浅那个刁钻问题。叶子微想凭借音乐达到的那种境界，就是像夏天里喝的那种加冰块的可乐，最终冰块不见了，只剩下被稀释了的可乐。MP4里正在播放的是子曰秋野乐队的《相对》，歌曲透过耳机，振动着耳膜，叶子微清晰的听到他们在唱：“如今，我又要与你相对。”倏地，她睁开眼睛，瞳孔微微放大，直盯着前方。在她的瞳孔里，有从前的自己，大一时的自己。“是的，如今又要与你相对。”叶子微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二）叶子微大一时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泡图书馆，有课的日子，挤时间泡，没课的日子，一上午一下午的泡。她钟情于图书馆的理由很简单，她说那里有书的气息，能让她陶醉。外人看来爱泡图书馆似乎是很正面的事情，是好学生该有的一大特征。然而，没有人清楚叶子微泡图书馆时都干了些什么，她从来都是背着个大得夸张的黑色背包一个人上去，一个人下来。叶子微上图书馆的时候总是全副武装，笔记本电脑，MP4，手机，手表。少了其中任何一件，叶子微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感觉像是地球上缺少了大气层，不是无法忍受，而是无法生存。对图书馆中各分类馆的期刊杂志的熟悉程度，除了图书馆管理员，叶子微恐怕是无人能及的。她清楚的知道各分类馆中有哪些期刊杂志，具体到第几个书架，第几行，第几列，丝毫不差。譬如说，她今天想看《人物周刊》，明天想看《共鸣》，后天想看《旅行者》，她都能第一时间找到，且能最快拿到最新一期的杂志。她自诩：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当别的同学问她为什么要把图书馆的期刊弄得比对自己的身体结构还要熟悉时，叶子微的答案只有一个：“方便自己。”因为，当图书馆座无虚席时，叶子微只能站在放杂志的书架前一边听音乐一边翻看自己喜欢的杂志。叶子微上图书馆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自己想要看的杂志，然后找个靠窗的座位，接着放下手中的杂志，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网络，登录常逛的论坛，看别人发的新贴以及跟贴的情况，或者到各视频网站下载喜欢的视频，转格式拷贝到MP4里，心血来潮时拿着3.0寸大的屏幕饶有兴趣的细细品味。只有在笔记本电脑没电时又或者是挂在网上感到无所事事时，叶子微才会翻阅那被她搁置在桌上的杂志。叶子微大一时每天一有时间就背着她那大得夸张的黑色背包往图书馆跑。表面上看叶子微似乎在图书馆里住上了黄金屋，得到了颜如玉。然而，只有叶子微自己知道，她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的同时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三）叶子微念高三时在杂志上看到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提出的“六度分隔”假说[①]，她惊讶于所谓的六度分隔现象[②]，同时又对此深信不疑。叶子微从知道米尔格兰姆的六度分隔现象即日起，就有一种近乎盲目的相信与追随。她在潜意识里认为最多通过6个人就能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是一件奇妙无比且轻易而举的事。基于此，她开始不把整理和经营好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当回事。大一时的叶子微特立独行，从不主动邀请同学同行或吃饭，不参加任何社团工作，也极少出席集体活动。班中的同学她认识的没几个，认识她的也没几个。甚至连储存班中同学的联系方式在手机里也是大一下学期班级春游后的事。关于春游，叶子微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一行人出游，中途掉队，找不着队伍前进的方向，弄不清返回学校的路线，公共汽车站牌上的站点陌生到找不着边际的程度。叶子微记得当时的情形，她本能的掏出手机翻看电话薄，拿着手机操作了很久才想起自己压根就没储存过任何一大学同学的电话，心底微微失落，头脑一片空白。无奈之际，抬头环顾四周，看见迎面而来的公车，随机挑了辆公车上车，然后随机挑了个站点下车，再随机挑公车上车，然后又随机挑站点下车。叶子微坚信如此兜兜转转，总会找到熟悉的站点，熟悉的路线回到学校。刚开始的前三趟公车叶子微尚满怀信心，坐在公车里嘴里哼着调调，双脚打着节拍。当她跳上第四辆公车再次出发寻找熟悉的站点时，她所有的信心顿时销声匿迹，巨大的失落感在心底里不断上涌，上涌，上涌，将她吞没，让她痛苦，害怕。她的眼神里除了疲惫，失落，还开始掺杂着焦急与不安。手表上的时针指针悄无声息的由下午3点转到了晚上8点，叶子微仍在公车上焦急的继续着她的寻找旅程，她已不清楚这是她的第几趟寻找归程的公车，也不晓得自己辗转了多少公共汽车站，越过了多少斑马线，行走了多少人行天桥，擦肩而过了多少行人。在叶子微即将要向下一站进军的时候，她的手机铃声响起，慌乱中她掏出手机看到屏幕上一连串的阿拉伯数字，陌生来电。习惯性的按下拒听键，屏幕还没暗下去时铃声再次响起，同样的阿拉伯数字。犹豫片刻，摁下了接听键，听到对方迫切的说：“是子微吗？我是班长，你在哪？”叶子微瞬间情绪崩溃，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话筒里传出一声接一声的“喂”“喂”。叶子微咬了咬牙，遏力止住无意识下流的眼泪，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才支吾着说：“我……我正在XX站。”她害怕并拒绝别人知道她的窘态。晚上将近12点，叶子微拖着疲惫的身子，带着失魂落魄的神情和呆滞的目光回到了苦苦寻觅的学校。她站在宿舍门前，听到里面传出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从不习惯劳麻别人开门的叶子微有气无力地掏出钥匙打开了门。进门后的叶子微一下子就黯然了，没有人意识到她的回来，也没有人关心她何故这么晚才回来。当天晚上，叶子微一反常态的没有打开MP4就躺在床上，呆看着漆黑一片的天花板。黑色，黑色大丽花？她忽然就想起了从前在杂志上看到的二战后美国加州历史上最耸人听闻的悬案——黑色大丽花谋杀案。她觉得自己就像是被害人伊丽莎白·安·肖特，尽管自己不像肖特那样身体上被残酷地折磨得四分五裂，但精神上已被残酷地折磨到近乎疯狂的地步。杂志上写着：这个年仅22岁的受害者在失踪一个星期后既没有任何人向警察报案也没有任何人出席在她的葬礼上。她还记得当自己看到这一段文字时，曾对着书本傲慢的抛下一句：“这一切都是自找的。”“这一切都是自找的。”此时此刻，叶子微把这句话还给了自己。叶子微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很多时候从图书馆到宿舍楼的那段路程她会走得那么的孤独与空虚，尽管一路上都有她MP4里最喜爱的音乐陪伴着。音乐能给予人心灵安抚与慰籍的同时也会带来孤独与空虚。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需要融入团休去获得安抚与慰籍，仅靠虚无缥缈的音乐与空中楼阁一样的网络是徒劳无益的。虽然曾经有过150法则[③]的验证，但米尔格兰姆的六度分隔理论至今仍然是个假说，叶子微知道这一点的存在，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含义……(四)“列车即将进站，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广播响起，同时，叶子微的MP4里也奏起了法国天后Alizee的歌曲《I’mnottwenty》的前奏,叶子微低下头,3.0寸的屏幕显示着:Lookingforparadise去寻觅一方乐土，Isalwaysonmymind总让我魂牵梦绕Morninglightshiningright当晨光轻抚大地，Singmealullaby请为我哼唱一首摇篮曲叶子微嘴角微微上扬，说了句“I’mtwenty。”然后摁下了关机键，整了整刘海，背起背包，从容地走出地铁。地铁的出口处，叶子微的大学同学在等候着她，与她一起前往必胜客庆祝她20岁生日的到来。[①]1967年五月，米尔格兰姆在《今日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连锁信”实验结果，并提出了著名的“六度分隔”假说。[②]六度分隔现象，又称“小世界现象”，可以通俗地阐述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6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6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③]最早看到150法则是在“TheTippingPoint”：从欧洲发源的“赫特兄弟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自发组织，这些组织在维持民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50成为我们普遍公认的“我们可以与之保持社交关系的人数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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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006级4班梁俏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理想国》的上篇“理想国家与理想政治”中“论财产与老有所福”克法洛斯提到晚年的自己随着对肉体快乐的需求越来越清淡，就越来越享受聊天的快乐。他没有和别的老人一样感觉到晚年的苦，他老有所养，老有所福。在我们看来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灵魂得到了宁静与自由。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对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看透了，他好好地享受着晚年的那份平静与安宁。幸福是什么概念，是老有所养，老有所福吗？幸福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看法。贫穷的人认为有用不完的钱就是幸福的，富有的人认为能与家人轻轻松松地吃个饭度度假就是幸福的，恋爱的人觉得和对方在一起就是幸福的，爱智慧者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遨翔，静静地看本书，做学问就是他们眼中的幸福。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有一百种看法。无论具体人们的幸福观是怎样的，它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它支配着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何种选择，为社会做何种贡献。那么幸福是如何定义的呢？“我们现在主张自足就是无待而有，它使生活变得愉快，不感匮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不过把幸福称为最高的善，看来是种同语反复。”“我们把善看作是灵魂的行为和活动，这乃是个早已存在的、古老而美好的主张，现在的哲学家们也没有不同的意见。在这里，准确地说明了行为和现实活动就是目的，所以灵魂的现实活动就是善，但不是外在的善。幸福就是生活优裕、行为美好的观点和这一原理完全符合，因为我们已经把它规定为某种好的生活和好的行为。”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到的关于幸福的理解。幸福作为最高的善，是灵魂的行为和活动。幸福有外在的表现，最明显的标志是一个人感到幸福时，他精神上也必定感到满足，他的脸上会洋溢着微笑。灵魂的行为意味着幸福只能去感受，而不是一个摆在你的面前，昭示它就是传说中的最高的善——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理感觉，它捉摸不透，它灵变。亚里士多德提到灵魂的现实活动就是善，可是并不是每一个灵魂都是美好的，那么丑陋的灵魂所展示的行为还是善吗？幸福不是外在的善，那生活优裕、行为美好不是外在的可观的表现吗？幸福不仅仅需要内在心灵的感触也需要一些物质实体的支撑。亚里士多德把善的事物分成三个部分：一些称为外在的善，另一些称为灵魂和身体的善。而灵魂的善是主要的、最高的善，换句话说，灵魂上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外在的物质可以使我们生存得更好，但是精神上的满足是我们寻觅已久的幸福。“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德性，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审慎，另外一些人则把智慧当作幸福，还有一些把其中的一项与快乐相结合，至少把快乐当作不可缺少的因素。此外，还有人把外在的好运气也加进来。这一些说法中有的源远流长，主张的人数众多，有的虽出自少数人，但他们是杰出的人物，不过没有一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它们或者在某一点上站得住脚，或者大部分都能认同。”无论是德性、智慧，还是快乐都与我们平时所感悟到的幸福相关。“最美好、最善良、最快乐也就是幸福”如此看来世界上只有追求幸福的人，而没有真正得到幸福之人。“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幸福以自身为目的，同时又是其他一切目的之目的。这种以幸福为伦理活动终极目的的观点被称作幸福主义。”“一个完全合乎德性而现实活动着，并拥有充分的外在善的人，难道不能称之为幸福吗？还必须加上，他不是短时间的，而注定终生如此生活，直到末日的来到。不过，既然我们主张幸福是目的，是彻底的完成，那么它究竟如何也就难于说清了。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有生命的东西中，把已具备和将具备所说条件的称为至福，当然是至福之人。”真正幸福之人尚且没有出现，因为我们人类暂时是拥有充分的外在善，可是我们的行为还有待于继续修炼。幸福是目的，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以追求幸福为目的，一步步地向幸福的灯塔迈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我们的守卫者仅仅只能得到吃的，除此之外，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还能拿到钱。因此，他们想去哪里都无法如愿，就连旅游都和他们无关。至于女人、高消费、住奢华住宅，那就更不敢想了。”在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这观点是荒谬的，因为这样的守卫者跑完全世界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如此商品经济充斥着市场，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着。“我说城邦守卫者的那种‘一穷二白’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柏拉图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的人眼中似乎是疯子所言。没有人愿意奉献自己去做守卫者，忍受着各种的诱惑，但是自己却不能去尝试。中国的贪污现象自古有之，而且这股风气难以灭绝，就是因为人的欲望在作祟。没有的想拥有，有了的希望的到更好的，似乎在颠峰的人又想满足一下自己玩刺激的心态。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构建的才是理想国，而现实中的城邦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而且理想国中博爱的思想在传统的中国也难以很好地传播开来。因为中国人落叶归根，讲究认祖祭宗。而理想国中孩子不能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身体有残疾的婴儿当场掐死，从人道主义方面而论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想国过于美好而没有在现实中存在，但是它是人们追求幸福的一种表现。有了这幅美好的蓝图，人们生活的方面更加明确。幸福不仅仅是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政治，它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善的体现，它不停留在外在的善，它是灵魂上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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