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林 喦（1972—），男，文学博士，教授，新闻学硕士生导师，《渤海大学学报》主编，从事文学与传媒教学和研究工作。

李皓，（1970—），男，《海燕》文学月刊主编。从事诗歌创作与编辑工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钟山》等40多种各级报刊发表大量散文、随笔、诗歌作品。作品曾被《诗选刊》《散文·海外版》《青年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报》等转载，入选20余部权威年选。曾获《诗刊》社“雷锋——道德的丰碑”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2012年）、第二届陈子昂诗歌奖提名奖（2015年）、第七届冰心散文奖（2016年）等多个奖项，主编《海燕之歌》、著有诗集《击木而歌》《韵味·大连方言》（合著）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第十届签约作家，中诗网签约作家。东北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文学硕士，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新闻系客座教授。

写诗，一直在路上

——与《海燕》主编、诗人李皓的对话

文学期刊《海燕》主编、诗人李皓曾经在他的诗集《击木而歌》的后记中曾说：“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应该是像诗一样生活着的人，他敏感、激情、豪放，不与一切世俗为伍；他金钱，权力，重情重义，仗义执言，不向权贵低头，不为五米折腰；他纯净如一汪秋水，纯粹如一缕清风；他表面平静如水，内心波澜壮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平凡如草，但仙风道骨，他从平常事物中间找出闪光的语辞，向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这句话也许是诗人李皓在某一特殊时段的特殊感慨，但似乎也道出了诗人的心里话，具有一定的宣言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的文学创作大环境中，写诗的人很多，能写诗似乎是某些人从事文学创作的开始，但能有如李皓所说的这种境界，又似乎不多。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诗歌创作者能要有这样的境界。今天与李皓，一起聊聊关于诗歌创作以及其他的事情。

林 喦：李皓兄，我们也算是朋友，今天一起聊天很开心，在聊天之前，我把你诗集后记中的一段话当作开头语。因为我认为这句话很具有诗人的宣言性。你诗集《击木而歌》是2010年出版的，当时你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想不仅仅是出版一本诗集所产生的想法吧，这里面一定有你自己对诗人的理解或者说你也想借这样的话来表达你自己的某些人生理念？

李 皓：2010年，这是我离开诗歌的第十个年头。鬼使神差，我突然那么迫切地想出版一本诗集。当年8月，我的第一本诗集《击木而歌》终于面世。这一年，我40岁。我很高兴你能从诗集后记中摘录那一段话，如今经过6年的检验，我认为我的“认识”至今也不落伍。

说起来，我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像每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样，迷恋铅字，崇拜每一个能把手写稿变成铅字的人，把诗人身上的一切都看得那么美好。然而，随着与诗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我越来越迷惑不解：他（她）的诗歌写得那么美，怎么在生活当中就那么行为怪异、不近人情呢？而有些诗人名气很大，但却道貌岸然，让人大跌眼镜。或许与我的“处女座”星座有关系，我有一种爱较真的毛病，我苦思冥想，却百思不得其解，我甚至怀疑，我选择的诗歌写作这条路，到底是对是错？

我在我的诗歌《我得坐车去一趟普兰店》中有这样的诗句：在大连生活这十来年/我已很少写诗，我看不惯圈子里/一些所谓诗人的狭隘与偏执……这首诗写于2013年，诗中所写的却是我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真实生活的写照。10年不写诗，对于一个酷爱诗歌创作的人是残酷的，但是诗坛的种种怪现状委实让我寒心，索性眼不见，心不烦，敬而远之。

遗憾的是，诗歌就像毒品一样“染”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戒”掉。近年来，一批批上世纪狂热的诗歌写作者开始回归。他们带着经历回来，他们带着沧桑的心回来，他们带着成熟的字句回来，很不幸，他们又遭遇了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的诗歌，门槛开始降得更低，真诗人假诗人如过江之鲫、泥沙俱下；真诗歌伪诗歌充斥诗坛，乱花渐欲迷人眼。有的人在网上贴了几首诗歌，就敢号称“当代著名诗人”；有的人以“骂”夺人眼球，疯狂地样大骂古今中外的大诗人、名诗人，大言不惭地号称自己“诗坛第一”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的诗坛到底怎么了？我们的诗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博尔赫斯说：你可以用诗歌去伤害自己，不可以用诗歌去伤害别人。我说：你永远不要把诗歌与人合二为一，文本就是文本，而人在文本之外。

林 喦：你的这些质疑，我也有同感，应该说，近些年来整个华语文坛确实是良莠不齐，光怪陆离之事之人很多。我也真诚希望，我们爱好文学的人，心中有一种圣灵的东西。我们是同龄人，已过四十而立，但我依然觉得我们都很年轻。你写诗的时间大约有二十多年，对于很多读者而言，都愿意听听作家或者诗人讲述一下个人的创作经历，这对对于读者或初学写作的人会有启发。

李 皓：谈创作经历，似乎我们已不年轻，开始怀旧了。其实，一个热爱诗歌的人，心理永远是年轻的。

读初中的时候，我就疯狂地爱上了写作——写散文，写诗歌。当时，我的一个本家三叔在长春地质学校读中专。他的一位好友张世安酷爱诗歌创作，在当时诗坛上已经小有名气。他在学校主持着一个叫作“北国草”的诗社，并编辑《北国草》期刊，在那个缺少文学书籍的年代，我如饥似渴地一遍一遍研读《北国草》里的诗作，还一边模仿着在日记本里写着似诗非诗的分行文字。同时，我把父亲当年在鞍钢工作时订阅的1976-1979年的《诗刊》翻了出来，偷偷阅读，第一次接触到了北岛的名作《回答》……

1987年12月4日，读高一的我与同届学生李秉章、李洪亮三人共同办起了一个文学社——辽南文学社，并且自己出费用油印出版了社刊《辽南风》。不久，共青团新金县委员会成立“青年魂文学社”，面向全县征稿。我写了一首《男生宿舍》的诗歌投了过去，很快，铅字印刷的《青年魂》杂志出版了，我的诗歌赫然在内。《青年魂》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当时正值“蓓蕾杯”全国中学生诗歌大奖赛征稿，我便以《男生宿舍》参赛。命运再次垂青，《男生宿舍》获得了一等奖，我应邀参加了1988年夏天在旅游胜地北戴河举办的“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在这里，我见到了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诗人刘章、尧山璧、边国政、穆涛、刘向东，艺术家刘长瑜、关牧村等。期间，我文思泉涌，很快写出了记录夏令营生活的长篇特写《啊，北戴河》，《太原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文章……如今，像我这个年龄、爱好写作的人都对那一次“蓓蕾杯”记忆犹新，那一批获奖的代表如马萧萧、他他、梁云天、王圳、周劲松、苏婷等一大批人从此走上文坛，有的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中坚力量。北戴河改变了我，《男生宿舍》改变了我。那时，我的魂的的确确被文学（具体地说是诗歌）勾走了，我已走得太远，我无法回头。我的学业逼近荒废，我的军旅梦开始浮现，后来我真的参了军，准确地说，我想通过文学搞一次“投机”——到部队报考军校。

入伍来到沈空司令部大院后，除了训练、工作，我坚持写作，并拜著名军旅诗人李松涛为师，陆续在《诗潮》《沈阳日报》《空军报》等军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与此同时，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军校梦。1991年9月，我考入空军勤务学院航空油料系，校址在江苏徐州。三个月强化训练，让每一个新生身上都扒了一层皮。我依然在课余写一点诗歌，在《空军报》发了两首，在学校教师节征文获得了一等奖。学员队教导员很重视，多次表扬我为队里争了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在那所军校里仅仅呆了一年，我的大学就这样结束了。过了几个月，我的诗歌《解放鞋》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发表，诗歌《怀念谷子》在《解放军文艺》发表。

回到地方之后，我依然笔耕不辍，在各级报刊发表了大量作品。由于“有两把刷子”，我先是在全国著名的乡镇企业——大杨集团办公室负责宣传文秘工作，随后招工进入电业系统工作，1995年调入普兰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做文字秘书工作。为了圆大学梦，我参加自考，取得了本科文凭。1999年12月，我被《大连晚报》招聘为编辑、记者。2009年，我考上东北师大文艺学研究生，2012年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对于诗歌，2000年至2010年，为了践诺新闻理想，我曾停笔10年，2011年再度回归。诗歌给我带来很多荣耀，也带了过厄运，但诗歌本身终究是纯洁的，值得我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

林 喦：写诗给你带来了快乐也带来烦恼，如你所说：“写诗改变了你自己的命运”。但我想，能坚持住诗歌创作一定是有着“大快乐的”。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新诗是一个演进着的生命之流，无论是新诗本身的文体变化，还是诗人们创作思维的变化，无不印证着一个道理——即自从中国新诗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芽、生根、发展、壮大，乃至于更迭、转换至今，百年来，新诗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是被广大读者接受了的一种“大文体”。今天，我想听听你对当代华语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一些看法。因为，你做文学期刊《海燕》的主编，诗歌的编审者，也是诗歌的创作者，作为双重身份，你也有资格说说这样的话题。

李 皓：我更多还是以一个创作者的面目出现，听从于内心的召唤，我手写我心。

我之所以能够回归，是有一个机缘：2010年12月，我被任命为老牌文学期刊《海燕》主编。从新闻界回到文学圈，为了熟悉业务，我又把诗歌“捡了起来”，就像语文老师写下水作文一样，我一边写作一边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能力和审美水准。

对于当代诗歌存在的问题，我没有经过系统的思考，更没有带着使命感在新诗百年的大背景之下通盘考量，只有一些不成熟的见解。

首先是网络时代降低了诗歌创作的门槛，一些在网络上、民刊上发表了几首诗，就敢自称“当代著名诗人”。再看他们的作品，不知所云，用青年诗人刘川的话说，他们基本属于“零基础”。但网络时代，泥沙俱下，我们已经无能为力。这种鱼龙混杂的局面，难免影响到编辑、评论家的判断力。其次是派别林立，审美标准失衡。诗坛也是一个小社会，各种丑恶现象都存在。我一直在呼唤诗人“德艺双馨”，但事实上，我的这种想法无人喝彩。

林 喦：我之所以提出上面的话题，不是难为你。因为，2017年第一期《渤海大学学报》做《当代辽宁作家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你，三位文学评论家王晓岗、张翠、刘亚明等都撰文给予你诗歌作品很高的赞誉。我也阅读了你的诗歌作品，觉得也很好，很佩服你的坚持和所取得的成绩。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想真诚的和你聊聊。这些年我阅读过辽宁的一些诗人作品以及国内华语诗歌作品，总感觉哪里似乎有些问题，但一时又不知道怎么说。忽然有一日，看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孙作云曾撰写的一篇题为《论“现代派”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现代派诗中，我们很难找出描写都市，描写机械文明的作品。在内容上，是横亘着一种悲观的虚无的思想，一种绝望的呻吟，他们所写的多绝望的欢情，失望的恐怖，过去的迷恋。他们写自然的美，写人情的悲欢离合，写往古的追怀，但他们不曾写到现社会。他们的眼睛，看到天堂，看到地狱，但莫有瞥到现实。现实对他们是一种恐怖、威胁。诗神走到这里便站下脚跟，不敢再踏进一步。”（孙作云《论“现代派”诗》，转引龙明泉著《中国新诗流变论》第2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孙作云当年的论述不全面，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今天我引来，也不是说当代的话语诗歌有这样的问题，但仔细想来，似乎也存在着“诗歌创作观照现实的少”，是不是这样呢？就因为如此，诗歌也越来越走向小众了呢？

李 皓：我对诗歌有自己的追求，我非常同意孙作云先生的说法，非常深刻。但我认为这种现象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因为网络的存在，人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将更加虚无，一些诸如绝望、恐怖、威胁等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这些细菌无孔不入，必将侵蚀诗歌健康的肌体。没有网络的时代，官方文学期刊尚能行之有效地阻击那些推崇虚无思想的作品。但是今天，诗坛已经患了不治之症。正因为如此，诗歌正呈现一种虚假的繁荣，群体很大，非诗泛滥。诗歌像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到处流浪。诗坛很热闹，是因为诗歌“叫花子”遍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诗歌“小众”，是因为人诗合一的诗人凤毛麟角，奇货可居。

林 喦：如你所说，你自己在诗歌创作中坚持的写作标准是什么？我看你的诗歌创作选材总有一种看到什么写什么的感觉，是这样吗？

李 皓：“日有所思，笔下有诗。有感而发，无病不吟。”这是我写作坚持的原则，没有感觉，我绝不硬写。我特别鄙视那些到处参加征文比赛的所谓“诗人”，在网上查查一点资料，就哼哼呀呀吟诵一番，假模假式的感情，让人汗颜。你所说的后一句话，实际上指出了我的毛病。我曾经尝试但凡入眼的就要入诗，所以写过一些探索性、实验性的作品，目前看是不成功的，但对我个人而言，尚有一定的意义。著名诗人柳沄曾经告诫我：每一首新作都要不同于前一个自己，越不像自己的作品，越接近成功。大概我只理解了柳沄老师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有些跑偏。对于选材的必要性，是我在今后写作当中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的。但百年新诗浩如烟海，各种题材无不涉猎，这让今天的诗歌写作者步履维艰。

林 喦：作为《海燕》的主编，你选择刊发诗歌作品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话题也是一些读者和诗歌作者关注的话题。

李 皓：一句话：纯诗。我选择诗歌基本上是各种流派兼收并蓄，只要写得好，言之有物，就能进入我的“法眼”。对于那些空洞的、浅薄赞美的文字，我坚决摒弃。

林 喦：闻一多曾经有过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三美论”。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我跟觉得诗人更要有一种思想，诗歌创作的更高级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思想，你觉得呢？

李 皓：诗歌要适合吟咏、朗诵，押大致相近的韵；诗歌要有画面感，赏心悦目；而诗歌的分行，在哪里停顿，在哪里换行，有内容，还要有形式，形神兼备。这大致可以解释闻一多的理论。思想则是更高的境界。一个真正的诗人，成败唯有“思想”二字，有了思想，就成功了，反之就失败了。那些流传至今的名篇，无一不是思想的结晶。

林 喦：2016年即将远去，2017年即将到来，时间于你我都是需要珍惜的。而对于一个诗人创作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说：“对于‘诗人’的桂冠，我只能永远心存敬畏。好在，我一直在路上；对于诗歌，我从未远离。”我真诚希望你的诗歌创作“以飞翔之姿/舞蹈 乃至燃烧”（李皓《诗意的飞翔》）

李 皓：借你吉言。这几天，第十次文代会和第九次作代会同时在北京召开，文艺界、文学界无不振奋。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一个文学编辑，我也要顺应时代要求，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我对文学事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林 喦：谢谢！期待你下一部诗集！

李 皓：有计划在2017年出版一本诗集。谢谢你给我提供表达的机会，祝《渤海大学学报》越办越好，祝福辽宁文学开启新的春天！

文章来源：《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一期

本期编辑：刘佩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