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学里讲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一位教授说过：“所谓文化，大致是一个民族或社群所不同于另一个民族或社群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中国地广人多，地方文化千姿百态。而地处粤东大地的潮汕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居然可以自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亚文化体系，想必有其独特之处。 　　

    走进潮汕大地，我们可以感觉到潮汕人很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种文化认同感，在一般的潮汕妇孺身上随处可见。譬如对于外地人，称之为“外省仔”，而对于所谓的“外省仔”的习俗，总认为“不属人化”。大概在她们眼中，好像只有潮汕文化才属“人化”。而一个“仔”字，宛如当年大清臣民称欧美人士为“夷人”一样，多少有些闭关锁国下“夜郎自大”的意味。这不能怪没读过几年书的她们，但我惊讶地发现，其实不仅仅她们，就连那些饱读诗书的乡里耆老、闯荡四方的潮汕生意人，乃至接受着现代教育的学子，有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这样的“潮汕文化中心主义”情结。有人将它归结为改革开放后潮汕经济的先行一步。我想原因不仅在此。“爱人”者，正是“仁”的核心；而“仁”又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潮汕百姓沐浴于仁义道德的教诲之中，自然渐渐脱却蛮荒之气，日益斯文起来。来自中原的正统教化逐渐积淀在流淌着中原血液的潮人骨肉里，并和潮汕平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结合起来，演化出一种雅致、儒气的潮汕文化。我们知道，潮汕地区多为丘陵，耕地甚少，而人口众多，精耕细作显得尤为必要。一般来说，潮汕田地比较严整细密，界限分明，耕作工具精巧多样，耕作方法显出一种很强的艺术性。这种精巧的生产方式潜移默化的塑造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细腻心灵。儒家文化在民间化（“延及齐民”）后，与之一拍即合，更趋精致乃至于格式化。君不见，潮乐典雅淳美，潮剧文胜于质，潮菜精工细料，潮绣精妙绝伦，无不折射出雅致儒气的气息。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潮汕工夫茶。从烧炭、洗杯、砌茶、喝茶道道“工序”中都体现了“仁爱致祥”的儒家气息和精致优雅的精神底蕴。 　　

    “易使”者，历代统治者最喜欢的东西。“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在给潮汕带来教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整套的封建伦理纲常，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未曾去考证过潮人之喜欢“拜老爷”是否自韩愈始，不过苏轼在文中还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小旱疾病，凡有求必祷焉”。不仅如此，潮汕大地还“江”“山”易姓。可见潮人多多少少神化了韩愈，而韩愈则多多少少带来了“父母官”的概念。在“山高皇帝远”的古代，忠于父母官便也是忠于朝廷。时至今日，潮汕仍有不少地方拜“老爷”、“王爷”。这些“爷”们多是当年为官一方造福一方的命官。朴实的百姓在感恩的同时，也神化了他们。按现代民主政治观念，“公仆”勤政为民，实乃份内之事，而潮人却为昔日的“父母官”立祠建像，顶礼膜拜，不能不说是“忠”的观念的反映。由对官的崇拜衍生出对官位的羡慕，因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传统社会，“有权就有一切”。这便是“官本位”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发现，现在许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多半只是为了将来的“光宗耀祖”。可见这种思想对潮人影响之深。 　　

    儒家伦理的另一支柱是孝，由“忠”、“孝”而演绎出等级与服从。潮汕长幼有辈序，男尊而女卑。一个例证是潮汕妇女至今仍称丈夫的兄弟为“伯”、“叔”，称丈夫的父母为“公”、“婆”，其身份俨然降了一辈。这恐怕比台湾妇女、日本妇女嫁出去后改随夫姓更厉害。 　　

    潮汕人孝道的一个演化是其独特的祖宗崇拜，逢年过节，潮汕人总要祭拜先人，祈求平安。清明时节，海外潮人都要组织到潮汕的义山祭坟。祖先崇拜发展到极致，便是风水迷信。本来祭拜先人是一种慎终追远的孝思文化，也蕴含着潮汕人民对于“平安”的祈求，但是潮人对于祖先体魄的敬畏，祖先的风水便显得至关重要。五行之说，大抵全国都有的，而潮人尤烈。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潮人祖先所体现出的强悍生命力对后人的影响，潮汕先民多是由于战乱频仍、天灾人祸而由中原迁至潮汕。他们辗转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不少人在中途倒下，最后能到达的，多是生命力相当强悍的人。他们在潮汕平原上开荒拓地，繁衍生息，显示出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和勤劳坚韧的优良品格。定居下来的后代怀着崇敬的心情祭拜祖先，并将祖先遗骨的风水与后人的命运神秘地联系起来。时至今日，还不时听说有些村庄因为风水之争而发生大规模械斗。由于观念未变，至今在潮汕地区推行火葬可谓寸步难行。国内有潮学学者比较了海内潮人与海外潮人后发现，海外潮人的祖先崇拜已向一种理性化的孝思文化嬗变，而海内潮人则依然保留着很强的风水迷信。观念的转变是艰难而漫长的，但我想伴随着潮汕的现代化，祖先崇拜的理性化色彩会越来越浓。 　　

    这种移民的艰辛和祖先崇拜孕育了潮人特有的凝聚力。潮人祖先由北向南迁徙，不仅要经受自然的考验，还要面对当地居民的考验。作为一支弱小的移民，要适应新的环境，团结的力量往往胜于个人的力量。再加之家族整体的迁徒，往往自然形成一村一姓的聚居。于是，个体对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共同体过分依赖，由此而发展出强大的凝聚力。 　　

    中原正统儒家文化大约自韩愈始“延及齐民”，宋明两代进一步深化其影响，这也就不难解释潮汕人所固有的“潮汕文化中心主义”情结。实际上，文化的扩散就如同水波的扩散一样。石头投入水中，涟漪诞生。中心的水波趋于平息时，外围的水波还在扩散。潮汕大地由于历来战乱较少，地势封闭，对古代文化的保留远胜过中央区域。由此形成了潮人的文化优越感。 　　

    然而，儒家弘扬的是“义”，而潮人又有“善贾”的美称，求的是“利”。这种“商文并重，义利并提”的民风是如何形成的呢？也许我们可以从地理的、历史的、政策的考察中得到一些启示。 　　

    潮汕大地三面环山，一面靠海。潮汕平原虽是平川沃野，却难以养活稠密的人口，于是勤劳而富有开拓性的潮人只好向海洋寻求生存空间。唐宋时已有潮人到东南亚谋生定居。明朝郑和下西洋后，大批潮人涌向东南亚。同时，海上贸易发展起来。到清朝中期，更多的潮人由于生活所迫而随“红头船”过番。 　　

    尽管历代中央政府实行很严厉的海禁，压制海洋贸易，并因此恶化了潮人的生存环境，但是，“海洋文明”依然缓慢地发展着。我们知道，古希腊正是依靠海洋贸易、海洋文明而孕育出所谓的“市民社会”来。“海洋文明”同样赋予潮人较强的商业意识，而海洋谋生的艰难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商业意识。勤劳、精明、团结的潮人往往靠小生意起家，一步步发展壮大，在东南亚各地影响巨大。他们当中涌现出了李嘉诚，谢国民，陈有汉等商业巨擘，在一项关于海外华人富豪的调查中，潮汕富豪人数高居榜首。由于潮汕传统文化的影响，海外潮人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往往带有很强的家族血缘色彩，而且，他们具有较强的乡土观念，许多人成功后回桑梓故地兴办教育、投资建设。 　　

    对比海内，我们发现，虽然潮汕本土富于影响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凤毛麟角，但潮汕商人作为一个整体十分活跃。他们的足迹可谓踏遍全国。我想除了海外潮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上的。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的国有企业在潮汕地区不多，因而潮人的创业精神并未遭到较大的压抑。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拂这片热土时，潮汕商人便开始走南闯北了。 　　

    遗憾的是，潮汕大地并未象顺德那样孕育出真正现代意义的民营企业群来。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潮汕本土商人（企业家）很难将企业做大。原因很复杂。也许是政府产业政策战略导向的影响，也许是潮汕本土企业家整体素质太低所致。从文化上分析，我觉得潮人的小农意识导致了商业上的短期意识和投机主义很严重。小农意识的核心在于“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未”即是商，“本”即是农。土地私有时代，经商致富后，往往买田“守之”。而现在，致富之后只好建成宅“守之”。而且，经商本质上是一种买和卖的过程。商人的盈利在于低买高卖。许多精明的潮汕商人将商品由低价之地而转向高价之地赚钱。大多数仅限于此。资本的原始积累至此而无法进入高一级的财富创造，工业无从发展，充其量只能搞些“三来一补”而已。当其他地方发展起来并且竞争加剧时，潮汕商人连呼“生意难做”。投机主义发展至极致，有些人以为“只要能赚到钱，什么都能干了”。于是假冒伪劣猖獗，从而败坏了潮汕商人的信誉。生意愈加难做。 　　

    有句嘲笑文化决定论的话：“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但是，我并非文化决定论者，“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将来”。对于潮汕文化的反思，目的在于认清未来潮汕所应该走的路。潮人有着非常优秀的传统，也保留着潮汕文化所带给我们的“劣根性”。今天。潮汕大地正大步走向现代化，我们理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以上可看出，无论是封建伦理纲常的打破，风水迷信的理性化，还是潮汕经济的发展，都与民众的整体素质有关。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是教育。时代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切不可沉溺于传统之中，而应以现代精神注入传统的潮汕文化血液里，让其进一步发扬光大。 　　

    潮汕，一路走好！（廖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