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的叙事艺术研究

摘要：《玩笑》是捷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叙事视角的独特性、结构线索的复调性和叙事时间的空间化无不显示了昆德拉高超精湛的叙事技巧。在《玩笑》中，昆德拉初步实践了自己的小说艺术理念，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说诗学，为后来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美学基础。

关键词：《玩笑》；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

1967于捷克出版的《玩笑》是米兰·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由玩笑引起的荒谬故事。青年学生路德维克由于在寄给女友的明信片上写了几句玩笑话而被判定为“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并被下放到矿井做苦役。在服役期间，他爱上了一位老实稳重的姑娘露茜，将她视为自己黑暗生活的引路人。而露茜对性爱的排斥与抵制激怒了不知内情的路德维克，最终，路德维克一个耳光将露茜彻底赶出了自己的生活。十五年之后，刑满的路德维克重回故地，遇到了成为理发师的露茜，而露茜已经不认识他了。此时，为报复当初执意将他驱逐出党的泽马内克，路德维克设计引诱了他的妻子埃莱娜并且粗暴地占有了她。然而，他却随即得知埃莱娜与丈夫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埃莱娜获知路德维克并不爱她后决意服毒自尽，却误服了轻泻药，一场闹剧就此收场。《玩笑》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巨大反响。小说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重视。由此，昆德拉也一举成名。而作为一位致力于小说艺术形式革新的实验者，昆德拉亦在《玩笑》中通过精妙的叙事技巧从多个方面探索着小说的形式奥秘，实践着自己的小说理念，并由此奠定了其小说作品的基本美学品格。

不同于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作者叙事情境，《玩笑》主要采用的是人物叙事情境。在这种叙事情境中，人物取代作者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小说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观察、感受和思考来展开情节。在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中，这种以人物为主体来观察事物的聚焦方式被称为“内聚焦”。在这一叙事聚焦类型的基础上，热奈特以聚焦的恒定性作为参照系，提出了内聚焦的三种亚类型，即固定式聚焦、不定式聚焦和多重聚焦。[1]其中，固定式聚焦是指叙事始终围绕某个聚焦人物的单一视点展开，不定式聚焦则是指叙事通过不同聚焦人物的不同视点来完成，多重聚焦则为不同聚焦人物对同一事件进行多次叙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玩笑》，主要采用的是不定式聚焦与多重聚焦相结合的叙事视角，通过四个主要人物的自述展开叙事来推进故事发展。

《玩笑》共分为七章，每一章聚焦于一个主要人物，每个人物观察、感受与思考的内容往往不尽相同。路德维克的故事占据了小说三分之二的文本空间，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小说的第一章与第三章，主要讲述的是路德维克的回忆。重回出生之地的路德维克偶遇昔日恋人露茜，而故人相见不相识的场景引发了他对往事的回忆。在路德维克的回忆中，玩笑风波和露茜的故事脉络逐渐明晰；第二部分则包括小说的第五章与第七章的部分内容，主要讲述的是路德维克的报复计划与实施情况。小说其他三位主要人物的自述部分也可分为两个层面，即他们自己的故事与他们和路德维克的故事。譬如，《玩笑》的第二章就以埃莱娜的视角叙述了泽马内克与她从相识到结婚的过程、自己的工作情况以及她与路德维克的婚外情；雅洛斯拉夫的自述部分则从众王马队游行的场景开始，穿插着他对幼年学习捷克传统民间音乐经历的追忆、他对欧洲音乐的见地和他与路德维克的交情及裂痕；考茨卡的故事则包括了他露茜的相识相知与相爱相离、他对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认识和他对路德维克的评价。四个人物聚焦的视点各有偏重，原本看似杂乱的叙事内容却因路德维克这个线索人物而有序串联在一起，成为《玩笑》的有机组成部分。昆德拉对不定式内聚焦手法的娴熟运用，既抓住了人物叙事情境自然限制性的特点，又在视角的调整与转换中为人物的全面客观塑造提供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小说中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露茜的故事却是通过路德维克与考卡茨的视角来讲述的。路德维克在矿井服苦役期间邂逅了露茜，他对神态悠然的露茜一见钟情。两人约会时，不善言辞的露茜常常送花给路德维克。但她对性爱的抵制却使得路德维克恼羞成怒，由此，他们的爱情也戛然而终。考卡茨的讲述为我们解开了露茜抗拒性爱之谜——年少时被人蹂躏的经历和一个大兵（即路德维克）的粗暴相待致使她对肉体之爱总是满怀拒斥。在考茨卡看来，露茜是不爱路德维克的，只有自己才是露茜的知心爱人；而对路德维克而言，露茜却是爱过自己的，考卡茨的叙述未必全部真实。对露茜情感经历的多重聚焦视角使得小说叙事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性，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超越。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当读者发现叙述者在事实轴上的报道与在价值轴上的判断不可靠时，作品就会产生一定的反讽效果。[2]例如，路德维克自露茜不告而别之后便对她念念不忘，即使十五年未见，他也能在须臾之间认出偶遇的露茜。而露茜似乎并不曾认出她的昔日恋人，脸上看不出丝毫因重逢产生的情绪。在此，露茜的遗忘就对路德维的铭记形成了反讽。路德维克所曾珍视的爱人早已将他忘却，而沦为自己复仇棋子的埃莱娜却对他念念不忘，命运又一次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玩笑》是昆德拉唯一一部通篇采用内聚焦叙事视角的长篇小说，对不定时聚焦视角与多重聚焦视角的巧妙运用，不仅使小说人物性格更加立体饱满，也避免了全知视角造成的赘述瑕疵。昆德拉不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窠臼，迈出了小说形式革新的重要一步。在他其后创作的多部作品中，对小说形式革新的热衷亦然彰明较著。

对现代与后现代作家而言，时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小说叙事时间从线性化到心理化、空间化的变化发展，体现了现代与后现代文学迥异于传统作品的美学风格。作为一位敏锐犀利的作家，昆德拉深谙时间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他曾提出著名的“时间召唤”理论，指出“终极悖论时期要求小说家不再将时间问题局限在普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问题上”，小说家应当“超越个体生活的时间限制（小说以前一直囿于其中），在它的空间中，引入多个历史时期（阿拉贡与富恩特斯都有类似的尝试）”。[3]由此可知，昆德拉并不推崇普鲁斯特式的心理时间。在与萨尔蒙的谈话中，他甫一开始便阐明自己的小说不是心理小说，指出心理小说所标榜的主观时间或瞬时时间实际上却是难以把握的。[4]在昆德拉看来，值得肯定的应是“小说中不同历史时间的共存”，即空间化的时间。

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阐释了自己是如何在在《玩笑》的创作过程中将不同的历史时期并置于一个文本之内的：

“动笔伊始，我便自然而然地明白道：小说将通过雅洛斯拉夫这个人物把目光投入过去的深层（大众艺术之过去），我的人物的’自我’将存在于这目光中，并由这目光显示出来。四个主角是这样创造的：四个个人共产主义世界，插在四个过去的欧洲时代：路德维克：从伏尔泰式的辛辣精神中生长出来的共产主义；雅洛斯拉夫：渴望重建保留在民间文化中古朴的过去时间的共产主义；”考茨卡：嫁接在福音书上的空想共产主义；埃莱娜：作为一个homo sentimentalis 的热情源泉的共产主义。所有这些个人世界都处于它们解体的那一刻：共产主义的四种瓦解形式。这也就是说，四种古老的欧洲式冒险的崩溃。”[5]

昆德拉将欧洲历史四个不同时期的特点熔铸在小说同一时代四个主要人物的个性特征中，通过对人物特征分明的思想轨迹的叙述完成不同历史空间的并置。除了借助对人物的塑造实现小说时间的空间化，昆德拉也通过对时序调节和控制来淡化小说的线性时间。

《玩笑》采用的是倒叙手法，通过四个主要人物的回忆性自述来完成叙事的。路德维克重返出生之地后触景生情导出了对15年前玩笑事件的回忆，在回忆往昔的同时，小说还穿插着他与故友考茨卡的交流。同样，埃莱娜在回忆自己多年前与丈夫相识的过程时，她也在畅想第二天只身前往布尔诺与情夫约会的场景。而雅洛斯拉夫在为即将由儿子扮演国王的众王马队游行做准备时，回忆起了自己昔日扮演国王时的情景。考茨卡在回想当日路德维克的到访时，想起了1951年他与露茜的相逢。他们的回忆与现实交融在一起，且叙述者往往都是先自述自己当前的生活情况，然后才开始回溯往日的经历与遭遇。此外，路德维克的复仇线索是按照他借好房间，即将占有埃莱娜到他与埃莱娜的相识过程再到复仇计划的实施这一顺序展开的。如果遵照正常的时间顺序，作品人物回忆中的事件应当先于现实经历呈现给读者，路德维克与埃莱娜的相识也应先于他借房间这一行为首先交待。显然，昆德拉意欲打破传统小说叙事的线性时间桎梏。因此，《玩笑》并未遵循时间连续性原则，也未根据时间上的承继关系安排叙事顺序。在此基础之上，小说的线性时间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淡化。

在《玩笑》中，昆德拉通过人物塑造和时序初步尝试了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并置”。虽然在这部小说中，“过去只是作为人物心理的一个侧面或者在随笔式的离题中表现出来”，[6]时间的空间化表现得尚不明晰，但这作为一次行之有效的实验与尝试，却初步形成了昆德拉小说创作的时间观。在《玩笑》以后的文学创作中，昆德拉对作品中时间问题的处理愈发娴熟，如1990年出版的小说《不朽》，他将不同的历史时段统一于“不朽”这一主题之下，并“让不同的历史时间互相对质”，时间的空间化处理已达到了十分纯熟的高度。

有别于传统小说的单线结构，《玩笑》出现了多条平行并列的叙事线索，这种多线索的叙事结构被学者们称为复调结构。而“复调”原是一个音乐术语，它指由两组以上的旋律构成的多声部音乐，各声部在彼此独立的同时又形成和声关系。[7]1929年，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首次将“复调”概念引入小说理论，用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意识独立性、平等性、对话性的多声部特质。巴赫金对复调的阐释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重要特质：“一是人的意识的独立性，二是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组成的多声部，三是各具完整价值的声音组成的全面对话性。”[8]不同于巴赫金关于复调体现为“声音多重性”的阐述，米兰·昆德拉对复调理论的理解首先是从作品的结构出发的。在与萨尔蒙的谈话中，他曾分析过《堂·吉诃德》与《群魔》这两部小说，并指出《堂·吉诃德》只是一部单线叙事的小说，而《群魔》则有三条平行并进的线索构成，因此，《群魔》可以称为复调小说。在阅读昆德拉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复调结构的热衷与倾心。以《玩笑》为例，小说齐头并进的叙事线索以及对立统一的复调特征均表现出昆德拉对这一理论的情之所钟。

曾有学者将《玩笑》的复调特征归结为交响曲式结构，指出小说的七章可根据标题分为与交响曲相应的四个乐章。其中，路德维克为主角，因此他的意识活动也为主调；其余三个人物为配角，他们的意识活动则为属调。[9]然而，主调属调的论断既忽视了巴赫金复调理论对独立性与平等性的强调，又未顾及昆德拉复调小说对复线结构的推崇。可见，这一观点似乎有待推敲。

如上所述，昆德拉的复调理论首先聚焦于小说的多线结构。对一位热衷于实践自己创作理念的作家而言，在复调理论观照下对昆德拉作品的解读也应首先着眼于小说的叙事结构。《玩笑》虽然有四个主要叙述人物，但叙事线索却只有三条（由于埃莱娜的赴约计划只是路德维克设下的一个复仇圈套，因此埃莱娜的叙事线索隶属于路德维克的复仇线索），分别为路德维克的复仇线索，雅洛斯拉夫筹备众王马队游行的线索，考茨卡讲述露茜故事的线索。这三条线索并行跃进，各自展开。路德维克的复仇计划与雅洛斯拉夫的众王马队游行以及考茨卡和露茜的爱情既无逻辑上的直接牵连，也无时间上的精确承继。看似分散凌乱、了无瓜葛的三条线索又因路德维克这一重要人物而整合、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既平行独立又相交相织的复合情境。

在这种复合状态中，人物关系间除却平等之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二元对立得以彰示。譬如，在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上，路德维克与泽马内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对民间音乐进行评判时，路德维克又与雅洛斯拉夫产生分歧；在灵与肉问题上，露茜与埃莱娜秉持着大相径庭的信条；在对宗教的看法上，路德维克与考卡茨无法达成一致。对于人物意识的冲突，昆德拉并未发表议论、作出臧否。于是，众多平等对立的声音与多条平行的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扩大了文本容量，体现了文本张力，共同构成了《玩笑》的复调结构。

应当注意的是，昆德拉对复调理论的理解并未止步于对小说结构的认识。他还敏锐地感知到叙事结构与小说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把复调引入小说文体，使“一种对位法的新艺术（可以将哲学、叙述和梦幻联成同一种音乐）”[10]成为可能。例如，小说在雅洛斯拉夫的回忆部分，出现了大段对捷克民间音乐的介绍与评述；而其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第六章围绕“什么是媚俗？”这一论题展开论述，是典型的议论文文体；在《笑忘录》中，昆德拉设计了两个名为“天使们”的章节，这两个章节将逸事、评论性随笔与寓言故事和关于音乐的思考杂糅在一起。这种风格独特的跨文体创作特征，彰显了复调文体的叙事张力，也表现了昆德拉对小说形式革新的自觉实践与高度认同。

综上所述，在《玩笑》中，昆德拉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空间化的叙事时间以及复调性的叙事结构展现了自己精妙的叙事技巧。作为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虽无法与其经典之作比肩，但它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视。它是昆德拉对自己创作理念的一次重要的尝试与实践，表现了作家对小说形式革新的决心与努力，初步奠定了其小说以复调与幽默为基本特征的美学品格。在《玩笑》以后的小说中，昆德拉不断调整、丰富自己的叙事策略，继续实践着自己的创作理念，夯实完善了自己独特的小说创作诗学。

参考文献

[1][法]米兰·昆德拉：《玩笑》，蔡若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2][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

[3][法]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

[4]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5月。

[5]尚必武：《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6]李凤亮：《复调：音乐术语与小说观念——从巴赫金到热奈特再到昆德拉》，《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7]王屹：《复调与<< span="">玩笑>》，《国外文学》，1997年第4期。

[8]刘爽：《复调结构与多元叙事：小说与电影的互文》，《齐鲁艺苑》，2006年第2期。

[9]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10]刘象愚、杨恒达、曾艳兵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