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1世纪文学的奇葩　　

---“80”后谈 “80”后的写作 　　

                        李伟东　　

            （ 阳江学院   广东  阳江  529500）　　

在一个桃李春风，柳絮满天飞的季节里，一个弱小的婴防呱呱坠地。在一双双充满爱意的眼睛的观注下，他开始茁壮成长，伴随而来的，他开始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对“80”后的写作有了自己新的看法……　　

在新世纪文坛上，80年后出生的一代写作者的写作给文坛平添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他们的作品占据了文学图书出版、销售市场的重要地位，成为新世纪“新的畅销书”现象。　　

 “80后”写手大多生于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和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念、内心需求、文化追求也和这个时代有着惊人的合拍。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内心关怀以及行为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民阶层”的崛起虽然构不成一股政治势力，但它却以强有力的参与方式介入了整个社会，甚至从某一方面改变了社会日常生活的向度和方式，所以说:“大众娱乐场所与通俗文化的日趋多样性，构成了都市文化的核心潮流，在任何一座城市里，发达国家的消费文化几乎应有尽有”。　　

新的文化环境迅速地替代了80年代后期社会中心价值解体后人们的精神空缺，它必然会改变人们对现代生活的感受方式。而“80后”写手置身于这个环境，对于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要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他们不需要像父辈一样去重新适应这个环境，在他们看来，现今一切的存在均为合理的。当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阶层再次为“大众文化”的大肆侵袭去争论、去探讨时，而富有“商业主义文化”特征的大众文化却以惊人的速度生成并迅速发展。他们像“真菌”一样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　　

80后”写手处身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们对港台文化明星(如邓丽君、古龙、金庸、琼瑶等人)的熟悉程度，要远远超过对老一辈革命艺术家(如柳青、赵树理、吴强、峻青等人)的熟悉程度。他们可以如数家珍似的数出港台文化明星的最新作品，但当问及“三红一创”具体指什么作品，他们可能连一个也回答不出来。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环境中，“文化明星”是他们的精神偶像，当时尚代言人是他们所推崇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追寻那遥远的已逝的革命记忆，对他们来说己显得无关紧要了。他们生活在“新潮”或“前卫”的文化时间里。他们的文化时间表己完成了“同国际接轨”:“他们不仅习惯于麦当劳、肯得基，欣赏欧洲杯或世界杯，欣赏NBA总决赛或欧美、港台明星演唱会;更重要的是，泡吧、蹦迪、无所事事也无所归依，离群索居或形影相吊，今日同居明日独身，成了部分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常态”。　　

在早期“80后”写手的创作中，最基本的两种写作方式是:通过反抗学校教育来展示成人世界的压抑;通过叙述青春体验来表现某种具有反抗意味的青春叛逆，但这两种书写方式的共同点就是表现青少年的反抗和叛逆。通过对“80后”写手具体作品的分析，我个人认为韩寒、郭敬明等写手的作品属于前者，而春树、张悦然等写手的作品属于后者。当然，也有上述两种情况兼有的，例如安妮宝贝的《红安妮宝贝》中叙写的故事就兼具反映校园生活的反抗和叙写青春体验的双重特点。　　

“80后”写作缘起于上世纪末开始的“青春写作”。1996年，郁秀的小说《花季雨季》问世，创造了空前的阅读奇迹。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学生写作的自信和热情。而1999年开始由《萌芽》杂志社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少年写手。1999年12月，郁秀的《花季雨季》在海天出版社问世后，半年之内销售了巧万册，在当年第七届全国书市上成为第一畅销书。随后，韩寒的《三重门》于2000年出版，在出版市场上创下了销售100万册的奇迹。这两部关于“青春写作”图书带来的高额销量，让出版社和资深编辑为之一震，从这两部书的高额销量中，出版社找到了一条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新路。　　

“80后”写手之所以能够很快走红，网络、文学期刊及图书出版这些新型的传媒机构，对其相应的宣传、炒作也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现代传媒研究之父麦克卢汉在分析美国传媒生产过程时曾说:“撇开艺术标准不谈，这样直接谋求社会控制的行动是政治。其目的不仅是加强越来越多的社会轰动，而且是要利用一切情感定向和喜爱，强化集中控制而使情感升温，目的就是超级利润。显而易见，这样谋求社会控制的操纵者是不负责任的。只要听商品和利润流动泛滥，他们就会一直这样干。”大众传媒的过度宣传使他们很快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韩寒的作品《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几乎都和青春的叛逆有关，韩寒也因其酷酷的外表、狂放不羁的语言、莱鹜不驯的态势成为“叛逆少年”的代言人，他本人也成为一个让家长、学校、社会忧心忡忡的现象。这一切，都是大众传媒根据出版市场和发行的需要，对韩寒进行非写作性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因其过度开发，再加上韩寒本人缺乏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对写作的执着、投入;终于在《长安乱》出版后不久，因其销量欠佳，就放弃写作，转向赛车了。韩寒的隐退，并不代表大众传媒放弃了对少年写手的开发;几乎在韩寒成名的同时，他们就在发掘新的市场资源，郭敬明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市场需求。郭敬明因其发表《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配和市场开发和资源配置的需要，大众传媒把郭敬明打造成不同于韩寒的“忧伤少年”。既然韩寒己经占据了书写“叛逆”青春的优势，对于郭敬明的开发就要另辟蹊径。郭敬明的《幻城》让他们找到了包装和炒作的亮点。　　

《幻城》讲述的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凄美而无奈的故事:一个前世被囚禁的人，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未来成为幻雪帝国的王子，这样就可以拥有他想要的自由。他的愿望实现了，但这个愿望是以牺牲爱人，兄弟手足相刃实现的。小说想要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理想中的自由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媒体从其小说中找到了可包装的因素:忧伤。于是青少年的忧伤成为传媒人炒作的另一热点，紧接着郭敬明的小说、散文都和忧伤解下了不解之缘:《梦里花落知多少》讲述的是青春体验的忧伤，《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几乎全文覆盖了对忧伤的描述。除此之外，郭敬明潇洒的外形、温和的语言配上忧郁的眼神，恰好符合了其包装及宣传的需要。在出版《梦里花落知多少》时，出版社有青春忧伤色彩的封面，并且在正文的前页，配上一幅幅带有忧伤色彩的插图，插图下方印上郭敬明个人对忧伤的感悟，使其打造忧伤写手的作品迅速占领了“青春文学”的图书市场，成为当年销量最好的小说。　　

  “80后”写手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热销，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因之外，图书出版市场对青少年消费心理和消费欲望的把握，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8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大多是独生子女，正如陈晓明在新浪网作客时所谈到的:“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后，经济上逐渐宽裕，腰包里有钱了，这是强大的购买群体，他们成为读书消费的主力军。”　　

这个庞大的青年消费群体在消费文化产品时，是没有固定的喜好的，只要符合他们的品味和审美要求，他们既使借钱也会购买和消费。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文学已经不再需要表达激进的社会变革，它的功能主要是娱乐、消费及抚慰个人，并给个人提供想象、给个人情感提供一种安慰。相对个人而言，它确实是一种经验基础的表达。当文学产品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后，它原来所承载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就逐渐淡出，只剩下提供个人情感消费的商业意义。而“80后”写手的写作，就是在竞争日趋剧烈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催生出来得商业化写作。他们的写作主题无论宣传、炒作的有多么的不同，但一经细读便会发现，其写作主题大致涵盖以下几个内容:反抗学校压力，体验社会艰辛，初经感情波折，表述叛逆的内心……只不过这种叛逆和反抗，在韩寒小说里展示的可能只是逃学、暗恋;在春树和李傻傻的作品里可能进一步发展为以学生身份游离于社会;而在张悦然和蒋峰的作品中可能在相同的主题下包裹上“出逃”和“凶杀”的外衣。这种写作主题恰好符合了青少年的这一块的销量跟整个其它当代作品平分秋色。　　

  “80后”写手现在主要是依靠才气写作，依靠商业运作出名;但持久的、可期待的写作仅有才气是靠不住的，成熟的写作将会是阅读的写作、思想的写作、知识的写作、生活的写作，靠得是一个作家的生活底蕴。市场，因其怀着某种目的，在这些少年写手们还缺少必要的艺术沉淀的时候，就会过早地把他们掏空，使其写作将难以持续。与此同时，细读“80后”写手的作品，他们的写作大部分靠语言和应具有的思想内涵和感情色彩，而靠抒发情绪、玩弄语言取胜时，他们的创作离走下坡路也就不远了。就像文学评论家徐则臣所说得那样:“在我看来，‘80后’作家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大的、整体性的东西解决了没有;二是，小的、细部的东西落实了没有。就怕大的解决不了，小的又解决不好。我觉得很多‘80后’作家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使得现在的热闹更像是一场焰火晚会，光亮熄灭之后，节日也跟着消失。”　　

“80后”写作在新世纪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和流行，应该说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作为新世纪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符合了大众文化生产不断“推新”的需要。这些少年写手因其所持与成人写作相异的话语系统，其作品不但满足了少年读者群的阅读需要;同时他们作品的大行其道、广受欢迎，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我们对于现存文学格局的理解，使文学读者群进一步呈“分众”之势。这种发展态势，让出版社从这些少年写作者们身上发现了一条开拓市场的新路，少年写作者的迅速发展也为日益萎缩的文学图书市场降下了几滴甘霖。但是图书出版市场和大众文化传媒对这些少年写作者的拔苗助长，批量复制和生产，必然会使这些少年写作者丧失对文学清醒的认识和对写作持久的耐力。但这种生产和拔高，却是沿袭着大众文化生产本质的。因为，大众文化生产的实质就是对新、奇、特的无膺足、无止境地发现和快速跟进，以致取消时间的真实存在、抹杀过程的丰富意义，一切都以现实的当下的“成功”为鹊的。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是传媒和出版社在造就一批早熟的少年写作者。但是，早熟的生命往往不一定长久。他们对写作的执着和坚持，恐怕要撇开商业化写作的因素，通过少年写作者自身的努力，通过文坛和主流媒体共同的关注和支持，才能持续发展下去。　　　

穿越历史的风风雨雨，跨过时间的长长短短，小舟上的灵魂飘荡于祖国的千山万水，无论是民族的崛起，还是人类的未来，都要求中华文化，特别是写作文化的伟大复兴。“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合其德”的中华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新的曙光——这是历史的必然。而这一个历史的必然又落在我们“80”后的这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