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寻找震撼心灵的精神力量，因此也被媒体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2年到08年，我算是看着《感动中国》长大的。曾感动过、心伤过、落泪过，每一段精彩的颁奖词在每一位获奖者面前仍显暗淡，从中迸发的真善美无数次震撼、洗涤着稚嫩的心灵。　　

但近来年再看这部国人的精神史诗时（或重温前几期），我的心情变得极为复杂，或许眼中的世界越来越复杂，或许成长的心负载了难以计量的重压，或许……我不愿找寻原因，因为那就像揭开溃烂的伤疤，但是我本被感动的泪水湿润的心灵却不知怎的，渐渐走向干涸。　　

并不是“感动泛滥导致了感动疲惫”，而是真善美在展示时常参杂着“丑恶”。本不愿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简单地划清界限，可是愤怒的堆积让我不能不“实话实说出心中所想”。

05年感动全中国的王顺友、李春燕，08年让无数人落泪的李桂林、陆建芬夫妇，当我们将敬意暂且搁置，用同胞的双眼真切地打量他们以及更多被“遗漏”的“感动人物”所处的生活与环境时，我们会想到些什么？

谈及王顺友，最多的是“真了不起”这一句褒奖，但是有多少人会将他与大中城市某些工作、生活安逸且高薪的邮局职工进行对比，又有多少人会为那个贫穷荒凉之地以及在那里承受艰苦的人们而忧心。说到李春燕，大家也会像苗寨的老乡一样向她鼓掌致敬，但是一些医院出现假药贵药、部分医生扔掉医德捡起红包，似乎所有的这些都会被正义所获得的掌声湮没，悄悄消失，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般。看到李桂林、陆建芬夫妇幸福笑容后的含辛茹苦，强烈的感动带走了很多人的思考。彝寨可能和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有着安土重迁的信仰与习惯，不愿迁徙至山下。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帮他们在悬崖上劈开一条路，或者只将“天梯”整修得再结实些？“非典”都能战胜的我们一定能。

上面所暴露出的同类问题，很多都已引起国家重视，政府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制度与措施，但大多时候在贫苦的基层，贯彻落实着实是一种奢望。

比起“未发现问题，未引起重视或未得到贯彻”更要命的还有什么？07年感动我们的陈晓兰的例子便可当作答案。她是“打假医生”，揭露出许多寄生在医院并胜过病毒的丑恶，被许多同行视作“异类”，遭受院领导质问、被院方以“工人编制”身份强制退休，甚至人身安全也常受威胁。现在的多数人确实越发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周身充斥着冷漠，对待丑恶选择逃避，甚至是从众地趋同，以黑为白、对抗正义。白衣天使的心灵是否都还像他们那纯白的制服一样圣洁。由此不难联想起店员、教师、文艺工作者等，他们能否在有些变味的金融、教育、文艺等环境中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肩负起对生活的责任，拾起那颗可能会抖落的良心？

忽然间，平静下曾愤世嫉俗的心，停下针砭时弊的笔，思忖一会儿。偶尔的发泄只能取得个人精神的愉悦，但是一味的抱怨同样会使人不自觉地与社会共浮沉，挑剔的眼光、苛刻的要求在世道中会失去功效。我们在强调外界的错误、过失时，不应忽略自身的缺憾，哪怕它源于社会的“熏染”。

今年的感动中国获奖者中有一位从容指挥救灾的北川县长，关于他的事迹的确值得肯定，但是我们忽略了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尽的职责。地方官是父母官，危难中保护人民就像照顾病痛中的孩子一样，天经地义，不需鲜花与礼炮。官又是百姓的孩子，一切过分的赞颂对“为人民服务”这五个朴实的字来说都显多余。况且，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百姓的心中有杆秤，当地百姓灾后生活幸福就是对官员最好的褒奖。一般看来，过分地树立榜样正是缺乏榜样的折射。过去捡到一毛钱交给警察叔叔很正常，现在拾遗归还不正常；过去见死不救不正常，现在幸灾乐祸太正常；过去拿了群众的针线要处分，现在交出巨额受贿款仍有升官的希望……现在我们部分道德与榜样的标准都在下降，根源就在我们自身道德的缺失。我们暂且别把责任推向社会或者GDP，关注自我与身边点滴道德的存在，从我做起，重塑道德（改变某些落后道德、继承曾经民族所具有的质朴道德）。当我们的道德品质有所提高的时候，道德意志会随之完善，对道德的评判水准自然也会往高和准发展（当然，道德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也在与时俱进，但原则与根本不会任意更改）。　　

感动中包藏的“丑恶”不可能瞬间消失，况且新发展会带来新问题。用我们的行动作祈福：剔除掉“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中根本不应存在的“丑恶”，让她更加的晶莹澄澈，在唤起国民和民族希望的层面上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