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看《读书》杂志，是在2007年冬天。我这人比较懒，晚睡晚起，常常赖床，全年的《读书》杂志，基本上都是躺着读完的，小而厚的纸质、大而重的文字真可谓是页页精彩、篇篇耐读，以致我爱不释手，而不禁感叹：多久没读过这样的好书了！不读不知道，读了才知道，还有比纯粹的生活更宽广的世界，那就是思想。

    《读书》创刊于1979年，在当年全国政治运动硝烟平息之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之际，4月诞生的《读书》发出“读书无****”的呐喊，这一开篇文章的作者李洪林批评了文革对文化的摧残，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表现这份新生刊物承载该时代精神气息的奋进姿态。多年来，《读书》一直扮演中国思想文化评论前沿刊物的角色，经过陈原和范用、沈昌文、汪晖和黄平三代主编的更替，内容也从早期的重视文学，到后来偏向学术性。一些人回忆80年代最盛时期的《读书》时形容，当年的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无人不是《读书》的作者，甚至无人不是薄薄一本《读书》捧出来的。

    但正是这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在2007年7月却因为更换主编汪晖、黄平，而引起知识界巨大震动。《读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凸显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分裂的一场残酷论争，新左派、自由主义派和新保守主义派，各不相让，在没有社会公认的大师的时代，我觉得这恰恰是各派知识分子内功火候不足的表现，没有老虎和狮子，猴子也是要抢着当大王的。因此，我不问谁说谁有理，汪晖的去职本身就是《读书》以及《读书》作者和读者的悲哀。

    从1996年5月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到2007年7月被三联书店单方面宣布卸任，汪晖担纲《读书》已逾十年。这十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是痛苦转型的十年；对《读书》杂志是喧嚣热闹的十年；对汪晖个人，是毁誉参半的十年。《读书》十年，是一个人、一本杂志和一个知识界的沉重故事。《读书》换帅这原本属于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事件，由于是在中共十七大前夕仓促进行，让外界因而产生中共高层正“抑左扬右”的推测和联想。并且，中国出版集团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其要实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规则下的新的“专制管理”。

    汪晖事后受访时陈述，对于改组他事先并不知情。《新京报》报道发表后，他被三联书店告知，根据三联书店的上属单位中国出版集团整体改制的新形势，旗下刊物主编须由主管单位现职人员担任，加强统一管理。换言之，全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汪晖，和身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黄平不适合继续担任主编职务。三联书店负责人并要求马上实行，不允许过渡期。 7月10日，三联书店领导召开《读书》编辑部会议（在大部分编辑没有参加的情况下），正式宣布更换主编。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对此表示，以行政理由把汪晖和黄平从《读书》杂志里撤走，目的是排除《读书》原有的民间性，将其变成一个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实的体制内刊物。他进一步认为，当前大学教育日益体制化和官僚化，资本的力量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支配力量。“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了新的科举制度，在其诱迫下，中国的教育体制内几乎很难发出独立的声音。”

   《读书》事件说明了什么？钱理群说到的“独立的声音”，即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中遭到的一种限制，言论空间和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政权的压制不仅萎缩了思想，而且这种压制更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无奈和天真，政权何时用到哪一派的理论，哪一派无不是张牙舞爪的，以为可以跟******主义平起平坐了！

    那么，从一开始就喊出“读书无****”的《读书》杂志，为何受到这般尴尬处境？要问当局者，反省知识界，别人给自己的自由是要按照别人的规则来玩，而不是自己创造规则去玩别人。可悲的是，原本就没有自由的知识分子，一头扎进了政治漩涡中，混成官方御用文人学者，专干些为当权者抬轿子、给知识人扣帽子的肮脏事情来。

    从《读书》来看知识界，这不能不令我感到失望。苦苦坚持了十年的汪晖，单枪匹马地面对着来自官方和民间的联合绞杀，还被扣上“新左派”的帽子，大骂汪晖把《读书》搞得越来越左了。可我不这么认为，汪晖去职，实际上正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中国知识分子在争独立和自由路上的一场悲歌，是政治左右文化的又一个典型例子。两百年前，拿破仑颇有感慨而又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而墨水正在摧毁现代社会。”拿破仑是个政治家，为了维持他眼中的所谓“现代社会”，是要对“墨水”说NO的。

    虽其如此，我还是有幸地读了汪晖主编的最后几期《读书》。如关于台湾乡土文学及文化认同错乱问题，在2007年第8期开篇，就发表吕正惠的《三十年反思“乡土文学”运动》，这篇文章全面审视台湾地区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论战及其流变。以前有人认为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使台湾知识分子贯彻五四新文化民主科学精神的光荣传统，从实际发生的情况而言，这样的论断显得过于简单、有点可笑。吕正惠一针见血地质疑，“乡土文学”，哪个“乡土”？“中国”？还是“台湾”？****分子凭借乡土文学借以鼓吹“****”思想的策略相当成功，我们理应有所区别地理清“乡土文学”的派别分野。可是，大陆知识界，又真正贯彻了五四新文化民主科学精神的光荣传统了么？五四到底是什么样的五四？难道只是为某个政党的成立建立了基础？而不是一场继新文化运动后，在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掀起的思想解放又一高潮？但是，可以见得，汪晖主编的《读书》，而不单单是“新左派”的，她还包容着自由主义派、新保守主义等等其他派别的，这是一块来之不易的自由阵地，而我们知识界内部为何却容不得这点沙子呢？这样一来，汪晖走了，谁会笑呢？是那些文化官僚！

    《读书》死了，精神犹存。《读书》换帅，不等于精神的崩溃，坚信汪晖还会为着寻求陈寅恪先生那种伟大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治学行动而走下去。《读书》告诉我们，人人享有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也应该有批评和活动的空间。

 2008-10-12 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