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华、张艺谋《活着》为例

    说句实在话，我对电影尤其是中国大陆电影总是嗤之以鼻，从我看到电影的那个时代开始，我被习惯去看“革命样板戏”，里面仍旧充满了阶级斗争和极权主义，它会明确地跟孩子们说哪一些是坏人、哪一些是好人。后来，我发现坏人往往是因为好人的纵容才变“坏”了，从此再也无法原谅好人，而喜欢去看坏人做坏事。不是说我要反叛什么东西，而是当我们连好人都做不成的时候，竟至坏人也是要死了。所以，我宁可相信坏人满地都是，而不愿意相信好人真的就“好”了，而坏人又往往是从好人转变过来的。

    在现实中，可能我们感受活着是最深的，但有谁能真正活着去体验死亡吗？我觉得在余华的小说里，就像一个活人在跟死人对话，直至最后而不知谁在活着谁已经死了，如同好人和坏人一样，放到中国道德伦理上看看合不合适，都由一个极权说了算。今天你们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成为仇人，甚至更多人从不知道自己为何而生、缘何而死。因此，我以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明不白的过程，人类其实也不过是世界万物中微不足道的一种动物，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命不凡，觉得活着就要干点什么事出来，却总不知道自己内心是否还活着，最终又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笑话。好人和坏人打架，还是坏人做了王，好人做了奴才，甚至由千千万万个“福贵”组成的好人做了坏人的牺牲品，又有千千万万个“福贵”组成的坏人做了好人的使用者。

    张艺谋执导的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活着》改编的电影，迄今在中国大陆依然被列为“禁片”，这也使我想到白桦的《苦恋花》亦惨遭此运。虽然我不欣赏张艺谋对《活着》结尾的篡改，为了表现“太平盛世、形势大好”的一面，为了给广电总局交一份合格答卷，张艺谋让福贵在影片结尾说“你是赶上好时候了，将来这日子就越来越好了。”可结果呢？广电总局还是给这部优秀之作打了一个大大的“×”，余华还是会被一群自视为“现实主义”其实从不关心现实的帮闲文人围剿。即使这样，不论是余华本人，还是张艺谋本人，不论是小说《活着》、还是电影《活着》，都赢得了海内外的推崇和肯定，这又一次证明着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从边缘中诞生的至理名言。

    四年前，我一口气把小说《活着》读完，后又反复读过两遍，给我的感觉是使人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体验死亡，笑中带泪、泪中带血。其中有一段语言描写，使我感触甚为深沉。福贵在耕田时反复说：“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

　  又一句：“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更时常在自言自语：

    “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然后有一段“我”与福贵的对话：

    “这牛有多少名字？”

    老人扶住犁站下来，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后问：

    “你是城里人吧？”

    “是的。”我点点头。

    老人得意起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说：“这牛究竟有多少名字？”

    老人回答：“这牛叫福贵，就一个名字。”

    “可你刚才叫了几个名字？”

    “噢——”老人高兴地笑起来，他神秘地向我招招手，当我凑过去时，他欲说又止，他看到牛正抬着头，就训斥它：

    “你别偷听，把头低下。”

    ……

    尤其是我看到最后只剩下福贵一个孤独的背影在田间活动时，我以为这是我们个体弱小生命无法捍卫存在价值的一种无奈，连老牛也做了“福贵”，人与牛结合起来从而具有着伟大的象征意义，浓缩起来就这么一个词，苦难！活着，中国人活着就是为了承受无法预知的苦难，堆积如山的苦难又造就了福贵们的抗争性格，哪只牛不耕田？诚如赫拉斯所说：“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虽然这是自古就有的道理，但是我们永远无权说他幸福，哪怕在他死后。

    余华在《活着》（日文版自序）说：“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还说（韩文版自序）：“‘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是余华对《活着》关于生命的终极意义和生命存在的有限价值的哲学阐述，作为余华个人创作的分水岭，《活着》在这一转折中否定了当代文坛一直给他的“先锋主义”的标签，我甚而认为这反而更印证余华本身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没有独立自由的言论时空下，为了寻求良知的独立与自由在心灵中的释放，他最终以《活着》的出现而与一群帮闲文人分手。余华在（英文版自序）还说：“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忆、一句随便的谈话、一段散落在报纸夹缝中的消息开始的，这些水珠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会勾起漫长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场景。”（中文版自序）又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这是余华对《活着》写作背景及过程的一段心理写照，虽然很多人都说他是“零度写作”，但如果细心就会发现，在其极为冷漠的语言色彩中，却无不在表现出作者极为热情的一面，比如对福贵、对春生，在苦难中闪耀着人性光辉，包容着一个悲哀时代的每一个无知的精神孤魂。

    张艺谋由此执导的电影《活着》，相比于原著缺乏更多的是深重感，可能是某些“敏感原因”，或者单纯是为了让片子搬上银幕，但不论怎样，其可圈可点之处仍有不少。

    故事的主人公福贵是一个嗜赌如命的纨绔子弟，把家底儿全输光了，老爹也气死了，怀孕的妻子家珍带着女儿凤霞离家出走，一年之后又带着新生的儿子有庆回来了。福贵从此洗心革面，和同村的春生一起操起了皮影戏的营生，却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后来又糊里糊涂地当了共产党的俘虏。他们约定，一定要活着回去。春生为了实现其开汽车的梦想随南下大军而去，福贵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平安回到家中。不料，母亲已经去世，女儿凤霞也因生病变哑了。一家人继续过着清贫而又简单的日子，靠着共产党给的一纸“服务解放军”的证书而使福贵一家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免遭厄运。大跃进时，当上区长的春生却不慎开车撞死了有庆，一家人伤痛欲绝，家珍更是不能原谅春生，她说：“你记着，你欠我们家一条命。”文革时，春生遭到迫害，妻子自杀，一天半夜他来到福贵家，把毕生积蓄交给福贵，说他也不想活了。这时家珍走出来对春生说：“外面凉，屋里坐吧。”春生临走时，家珍嘱咐他：“春生，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哪，你可得好好活着！”后来凤霞认识了忠厚老实的二喜，两人喜结良缘。然而不幸总是不肯放过福贵一家。由于文革期间医院里的专家都被关进了“牛棚”，由一帮子没有经验的小女娃子当护士，医生，凤霞在产下一个男婴后，因大出血不能得到正确的治疗而亡。

    影片中，一个纨绔子弟，一个悔恨丈夫，一个幸运逃兵，一个安分平民，一个悲痛父亲，一个执著老人，概括了福贵的一生，也是那个时代很多中国人共同的命运。张艺谋为此不无感慨地说：“鸡变羊，羊变牛，以后就好了，对未来有一种憧憬，这是一种典型的小人物心态。福贵在大的时代变迁和大的政治动荡中无能为力，当苦难屡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无以应对。但是他活了下来，唯一的信念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我觉得几十年以前在中国的人，所有的家庭中只有‘活着’两个字，包括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活着。没有任何想法，连想法的影子都没有，就是它不存在你的脑子里。究其原因，是你根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你完全不知道，而且非常单纯，单纯得像小孩子一样，就听领导的，就听中央的，就听毛主席说的。根本就不可能有他想，全是空白的，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但影片又触及了太多时代的硬伤，在温和的语言叙述中，用灰色的眼睛发现了历史的伤口，这都是“主流意识”非常忌讳的。如果说，以前张艺谋、余华时代或福贵时代不允许有个人想法，那么，时机一来，这些曾经不敢想不敢说的，都会在同一时间爆发出来，哪怕纯粹是为了思考“活着”，也如同坏人不准好人说他坏一样，好人一旦要说，坏人就拿起了血淋淋的刀子。依此看来，张艺谋唯一一部“禁片”《活着》，恰恰要比他以后的作品要有价值，葛优和巩俐的价值也已经在这部电影中表现出来。

    至于如何理解当代影视作品对经典名著的改编，以及试探《活着》的深层原因，一千个读者有一个哈姆雷特，我就做其中一个哈姆雷特。试着对比小说与电影，我们就会发现，原著一旦运用剧本进行表演，正如同在家里生活与在社会生活的区别，家庭生活要比社会生活来得真实和自由，而社会生活往往要顾及到很多潜规则（比如走马观花一样的形式主义、比如为了求同舍异而迎合利益集团的口味等等）。因此，原著就是家庭，电影就是社会，余华在家喝茶是存在思考，张艺谋在社会唱歌是现实之痛，两种截然不同的“活着”，我以为根本是为了使作品得以生存下去。张艺谋为此对原著改编很多，总体看来主要集中在三处地方。第一处是福贵的生活场景由小说中的农村改编成了电影中的城镇。第二处改编当属对于与福贵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春生的改编。第三处改编是在结尾，电影是以家人围宴的温馨场面作结的，人物的笑容、饭食的蒸腾香气给福贵乱世中的坚韧以肯定的结局，而没有象小说中那样悲惨，但同样给人一种历次动乱之后的劫后余生之概，只是没有小说那么深沉直白。

    最后，小说只剩下一个福贵，把精神寄托在一头垂垂老矣的耕牛身上，二喜、有庆、家珍、凤霞死了，连命脉苦根也死了。而电影《活着》则适可而止，凤霞死了，还要福贵说一些好话跟观众说再见。我想，这原因是由于张氏“明哲保身”的一种妥协办法，而余华却没有妥协，一刀下去全是血，洒在时代的坟墓里，埋葬多少弱小生命曾经活着的价值，而且时间越靠前，悲剧就会无限放大，以致乎上升到个人内心与社会良知的艺术阐释。

2009年6月18日星期四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