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断想　　

一　　

1966年11月，经过师范大学系统教育培养出来的26岁大学生谭厚兰率领200多人到达曲阜，孔庙、孔府、孔林被砸得满目疮痍，许多古书、古画、古字画，甚至孔子像遭到了毁灭性地破坏，留传了数千年的中国宝贵文物，没有因为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战火而毁灭，却因为和平时代它优秀的子孙伟大的创举遭受了空前的大破坏。疯狂的红卫兵们还去挖孔坟，孔子的墓碑被他们用大锤砸坏，许多孔氏后人的坟墓被刨平，孔子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棺材被打开，暴尸于众。这个礼仪之邦，这个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的伟大民族，此刻变得面目全非，谁也不曾认识自己的历史。它只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有人说伟人一时的头脑发热就可以开启一场灾难性的运动，作为后来者，我想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短期内看得见的痛，而且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重重的扎了一针。它留给后人更多的则是无法想象的疯狂，它把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表露得是那么的彻底。中华民族有多少伟大的建设者就有多少卑劣的破坏者。破坏者行事的效率丝毫不比建设者差。　　

曲阜的“三孔”我没来得及去参观，但是，当我走过一些曾经而且现在也仍作为中国的文化标记的地方后，心里真的很难受。北京的圆明园，大水法遗址，众多的游客站在废墟上照相，今天的人们到那里不是去追忆和铭记曾经惨烈的历史，他们灿烂的笑容让我很心痛。也许，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后来子孙们，不曾想明白的是，当年世界上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著名皇家园林的毁灭，也有我们自己的功劳。给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带路的是中国人，像八国联军一样大肆抢掠、摧毁园林的也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个善于遗忘的民族似乎是要用最决绝的毁灭向世界宣布，我们不但会建造辉煌，我们毁灭辉煌的能力同样举世无双。清华大学的牌坊前，很多的游人在那里照相，如果不是抢着拍，基本上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角度照一张纪念照。人们大都不知道的是，40多年前，同样一群自命不凡、中华最杰出儿女，他们大义凌然，誓死要捍卫最正统的社会主义文化，愤怒的拆砸大牌坊。中山大学南校区的孙中山铜像，今天仍然昂扬的立在绿意浓浓的草坪之中。中山先生英姿飒爽，睥睨天下，引来多少游客驻足仰望。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明白的是，同样是40多年前，一代伟人也曾有这样的屈辱，伟人原来的铜像是拿有手杖的，可惜他身后最优秀的后来者并不买账，铜像被毁坏，手杖再也没能复原。

二　　

1966年2月，胡风将要被赶出北京时，感到极大的沮丧和屈辱。在无奈之下，给他当年在重庆时的好友乔冠华、徐冰、陈家康、徐平羽和老舍写信求救，以胡风的性格，如果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向这些身居要职的朋友们求救的，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凄凉。但他重庆的朋友没有一个对他表示同情。他在给乔冠华的信中说：“明日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无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当时乔冠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是统战部部长，胡风向他们求救，可以说是绝望中的悲鸣了。胡风给乔冠华的信由乔冠华转交给了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乔冠华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便再理会他了。　　

章汉夫和周扬都在乔冠华的信上画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章汉夫还特意写到：“我意不理。”

今天的人们似乎很难明白的是，当初胡风被打成“右派”，其实当权者手里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恰恰是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胡风阵营的舒芜出现了，舒芜把他和胡风私人信件上交，而这些信件恰恰是致胡风于死地的最关键证据。胡风平反后，在文革中也受到残酷折磨的舒芜向胡风道歉，胡风的夫人梅志怎么也不肯原谅舒芜。也许梅志心里最想不明白，最不愿意原谅舒芜的原因不仅是舒芜带给胡风一家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而是因为舒芜的出卖，胡风身边众多的无辜者成为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下的冤魂，舒芜害死的不是一两条人命的小事啊！

我们教科书强力批判的台湾正在蒋介石的铁腕统治之下，一贯的表述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以想见，那是怎样的一种高压状态。同样是60年代，雷震下狱后，胡适和他周围的朋友们至少是在道义上绝对支持雷震的，胡适不仅自己当面向蒋介石抗议，还在请求总统特赦雷震书上签名。虽然胡适没有从根本上解救雷震，但是在道义上我们不能说胡适没有尽了他的努力。雷震65岁生日时，胡适还亲自抄写杨万里的《桂源铺》送给狱中的雷震表示他的敬意。

三

老舍打算出门去参加一个由造反派搞的专门整人的批斗大会，不过，他还是没有最后下决心，临行前，打算问下妻子的意见。老舍问妻子：“今天市里的红卫兵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不参加？”“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哪知老舍瞪着眼睛说：“‘文革’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我真是牛鬼蛇神，不敢参加了？”于是，他愤然而去，只是他对情况的估计太过于简单，就这样老舍再也没能回来。

老舍到了那里后，才发现情况远不是这样。老舍有在美国讲学的出国经历，于是，红卫兵们认为他是美国来的特务，加上这帮年轻的小伙子们对所谓的名人、权威在骨子里嗤之以鼻。原因当然很多了，比如1964年春节毛先生公然声称：明朝搞得好，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梁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亡了国。可见书读多了要害死人。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长串教育程度较低的名人例证之后，他得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结论。经过伟人的此番定性，这些知识分子，文化界名人原罪难洗。红卫兵们在心里很容易认定这样一个有国外背景的名人，肯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这样三个罪名，已足以致老舍于死地、。他们给老舍“坐飞机”（一种残酷的折磨人的体罚），让他“请罪”。老舍天真的以为可以跟他们讲理，是他们弄错了，他千方百计为自己申辩。在造反派看来，老舍这类国家的败类，基本上不属于人，或者是应该被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的人。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对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对敌人要想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因此，老舍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毒打。肉体上的摧残，对老舍来讲或许不是致命的，最让老舍难以忍受的却是对他人格的严重侮辱。老舍逃过了众人的拳打脚踢，没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满身伤痕，一肚子愤懑的老舍最后草草的结束了自己一生，跳进了太平湖。

在美国讲学的老舍，生活其实过得很安逸，他完全可以不回国的。今天的人们是很难想明白，在五十年代，老舍是最积极配合党的政策的作家。五十年代每年国庆、五一都要搞大游行，文艺界的方阵都是几千人，走在最前面的总有两三个领队的，其中之一肯定有老舍。他其实一直都很革命，从《龙须沟》、《西望长安》，包括配合大跃进写的一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一直配合党的政策创作的。他在历次运动中那么积极地表现，那么积极地批判人家，最后还是落得个被当做“美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残酷地打翻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