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戈到“春哥”　　

只是几年的时间,恶搞作品便铺天盖地﹑无缝不入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从胡戈到“春哥”,二者其实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可是他们分别代表了一群恶搞者的快感,与一群被恶搞者的无奈,均离不开恶搞文化。　　

对“恶搞”一词的最初使用情况，有人认为“恶搞”来自日语的Kuso，是舶来品，是一种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再传到我们身边的经典的娱乐精神。而恶搞文化通过戏拟﹑反讽和模仿等形式,將一些既成作品和严肃主题加以解构，从而构建出喜剧或讽刺效果的娱乐文化，属于二次创作。　　

有反对的声音认为:恶搞的作品往往很恶心,无聊甚至粗俗,是对原著及名人﹑权威等的不尊重,是在制造垃圾“污染”听觉和视觉。而有的人认为，恶搞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创造激情,也能使许多人会心一笑,在一定意义上释放了压力和发泄了压郁情绪。何乐而不为？　　

一．恶搞一族的快感　　

胡戈,何许人也? 　　

2006年初，胡戈以《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恶搞当时号称“天价”投资﹑炒得火红的电影《无极》。该片导演陈凯歌随即遗责胡戈“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但很快便有人卖起了“胡戈”牌的馒头,并写上这样的广告语“馒头不能好吃到这个地步”。胡戈的“壮举”引来一片叫好声,很快在网络上卷起一股恶搞之风。 此外,其代表作还有《鸟龙山剿匪记》和《春运帝国》等,故被网友尊称为“恶搞之王”。　　

无疑，2006年是开启网络恶搞文化巅峰时代到来的一年,而胡戈只是恶搞海洋里的一个先锋代表而已。1月，上映了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该剧颠覆了传统武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男足一直不争气,故到了06年德国世界杯时,网民之间盛传“中国队勇夺世界杯”的恶搞短片。该片极讽刺之能事，在开怀大笑之余表达广大球迷对国足“恨铁不成钢”的失望。因“国家级诗人”赵丽华《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一诗（全诗如下：“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在网络上被广泛流传,惹来一片质疑声。网民们大发诗兴，纷作“梨花体”诗歌讽刺所谓的“国家级诗人”那幼稚简单﹑如同断句而成的诗，把平日宁静的诗坛闹得沸沸扬扬。　　

对于恶搞者而言，这只是好戏刚上演的时候。在这尽显个性的年代，大家对于恶搞文化也慢慢从接触到接受，甚至参与进来。随后，恶搞作品层出不穷，网民们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好不快活。于是,恶搞文化愈演愈烈,并以N的二次方倍速在网络上遍地开花发芽。　　

07年，周正龙的“华南虎假照事件”惹来许多PS高手对林业局和其本人图相的恶搞；08年初，陈冠希与阿娇（TWINS成员钟欣桐）等众女明星的“艳照门”事件更是闹得满城风雨，恶搞者纷纷大展拳脚；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五个福娃被恶搞，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被恶搞；09年推出的反“反低俗”的“草泥马”（原型为羊驼）……无论是名曲﹑名剧，还是名人﹑名画，只要到了恶搞者们手里，他们都有办法加入娱乐搞笑元素进行再创作。一个胡戈的出现，带动了许许多多的“胡戈”的出现，恶搞者无不为自己的作品获得认同而乐在其中。对于经典，对于权威，对于名人，恶搞者大有“给我一只鼠标，我能恶搞整个地球”的雄心壮志。　　

只是如果恶搞没有了创意，那恶搞只不过是坨粪（日语KUSO有“粪”的意思）而已。创意是恶搞的主要神髓。可是当恶搞缺乏创意，恶搞将会像屎粪一般。所以当恶搞者越来越多之际，亦是许多质量低下﹑内容粗俗的恶搞作品泛滥的时候，真是让人目不暇接﹑头晕脑涨。我只想说，那是恶搞者的盛宴，是自鸣得意的恶搞者躲藏在网络背后某个角落里暗喜的快感。　　

不过，恶搞虽是对原作的随意修改，但其实也是一种新的作品甚至是对传统﹑对权威的改革。例如,马塞尔·杜尚便是因为在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加了两撇山羊胡子而成为先锋艺术的代表。　　

而恶搞与“无厘头”似乎也有着相同的趣味性。《大话西游》的导演刘镇伟打破了原著《西游记》的人物形象，并进行了恶搞。孙悟空（周星驰扮演）那无厘头式的表演，唐僧（罗家英扮演）只须用他那不厌其烦的说教便能直接把牛魔王的手下逼至选择上吊自杀的荒诞情节……无厘头当中充斥小人物式的滑稽可笑的对白、令人喷饭和神经质式的举动，无不让人回味，堪称经典。说到星爷,不得不提及他的“如花”（李健仁扮演）,给人的感觉便是“如花=胡须佬+花痴+挖鼻孔”，冲击了人们对如花这种传统美女的审美疲劳，体现着恶搞本身的幽默风趣。　　

二．被恶搞的无奈　　

“春哥”,何许人也? 　　

“春哥”是当年“超级女声”冠军李宇春,是代表广大草根阶层登上大舞台者。自李宇春受关注以来,她的中性风格便成为“玉米”们(其粉丝的统称)和“黑米”们(反感李宇春的人群)之间争战不休的话题。　　

2009年是恶搞李宇春最疯狂的一年。今年高考放榜后，一名考上北大的状元在采访时说自己很喜欢李宇春，是她的粉丝。很快便被网民恶搞出“信春哥,上本科”的口号, 很快通过PS李宇春的头像或写各种体裁的文章对其进行恶搞，如洪水出闸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演化出 “信春哥，得永生”的“春哥教”，更有商家推出“春哥纯爷们，铁血真汉子”以及 “灭春鸽”的游戏，甚至有奇才杜撰出《史记·春哥列传》(亦有《史记·春哥本纪》一说)。 此外，李宇春还被重庆某地计生办当作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政策思想的形象代表，是恶搞乎？是就是，不是也成了是。后来已经发展到了不再是“春哥”最初的意思，成了一个代名词，哥也成了个传说。　　

当“超女”进化成“快女”(“快乐女声”)时,又出现了对“曾哥”(“快女十强”之一的曾轶可)的恶搞。曾轶可因其天然的绵羊音和极有规律的跑调等深受人们关注,而其雷人举动和外表，被“慧眼识英雄”的网友挖掘出其身上被恶搞的潜力，认为其样子似“史泰龙”等明星，随之展开对其恶搞攻势,而她的《最天使》等歌曲亦被恶搞成各种版本。甚至有人把“春哥”和“曾哥”联系在一起,更是恶搞。　　

早在2006年之前，网络便出现了恶搞广西某中学生“小胖系列”的PS图片，小胖本人是谁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只是他那回眸时略带敌意却又似本能的眼神，被永远地保留在网络神话中，被恶搞者P成《泰坦尼克号》和《兄弟连》等电影海报的主角，成为贴图区的明星，供后人愉悦取乐。估计这位小胖现如今要不含恨而终，要不决然减肥，要不隐性埋名。　　

而对于恶搞，不同的被恶搞者有着不同的态度。当年的陈凯歌在为维护自己和剧组的权益时表现得十分激动，可曾轶可对此却表示无所谓。至于李宇春对网络恶搞自己的种种并无正面的回应，“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式的调侃俨然已没必要，但被恶搞成这样，很多人替其感到无奈。　　

在散落的记忆中，依稀记得在当年亚洲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李宇春身穿黑色上衣，戴着银色项链，浅浅地笑着。　　

三．狂欢过后的思考　　

恶搞精神激发着全民的娱乐细胞,一起来幽它一默，挖掘出恶搞的无穷潜力，无穷创造力，无穷娱乐性。恶搞的对象一个接一个，反对权威，突破传统约束，对不满的人或事件进行讽刺。恶搞郭敬明（戏称其为“酵母”等），恶搞CCTV的品牌节目（如：新闻联联播，非常6+1）以及其主持人，恶搞中国移动（如：恶搞移动老总上公共厕所要收各种费用），恶搞某些激起民愤的政府官员,此外还有国外的萨达姆﹑布什和小泉纯一郎等政治人物……举不胜举。　　

有人不禁问：恶搞还要搞到什么时候，恶到什么程度方可摆手？　　

恶搞到最后，变得上天入地，无孔不入。在释放压力和反抗中，网民们不只是“事不关已，沾沾自喜”，还不断地与好友们“分享”传阅由各种途径所得的恶搞作品，使广大网民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一起庆祝获得了精神的胜利和让人欣慰的成果。并不是每个恶搞者那么幸运，能像“后舍男生”那样靠以对嘴型模仿明星唱歌再加之搞怪表演而受到娱乐公司的签约，网民捧红了芙蓉姐姐，实是大众自娱的恶搞结果，而她也乐此不疲地被网络的力量推着前进。我们是替她感到悲哀，还是对其为出名而继续进行令人发呕的出位举动才表示支持呢？　　

恶搞本是一种无伤大雅﹑让人发笑的恶作剧。只要加予有效的引导和控制好恶搞的底线,恶搞文化其实并不没那么可怕。恶搞就如一场集体的狂欢，解构的游戏。在狂欢过后，我们理应冷静思考。凡事总有一个底线，当恶搞泛滥成灾﹑无法制止的局面时，发展到恶搞信仰禁区，恶搞革命先烈，恶搞对象上升到引起民族摩擦或是政治高底时，突破我们的道德伦理底线时，冲破我们的心理防御和承受范围的底线时，我们不禁要扣心自问：这是我们当初要的恶搞嘛？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只魔鬼，我们是用理性克制我们的欲望，还是放纵自己任意地践踏别人的尊严和伤害别人的情感，这全在于一念之间。不要等到我们一上网便是“春哥纯爷们”的信息，响起声音便是《草泥马之歌》，看到的图片都是恶搞合成的时候才醒悟。　　

信息网络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方便的平台，而我们并不是在网络背后肆意淫笑的家伙，因为我们的责任感和良知在提醒我们：狂欢过后，要理性的面对这些信息。在加强推广网络文明的建设力度和净化网络环境之余，最重要的是，提醒广大恶搞者不要越过底线，冲破公共道德法制的禁区。这种“恶”不是一种娱乐生活的调味剂,而是一种伤人的武器。　　

  【编辑按】恶搞？我视之为对现实的无奈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