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索即是牢狱，文昌便是文运，所以《儒林外史》第一回文人王冕说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照书中说的，王冕是元末一个“◎（上山下钦，期音反）崎磊落”的人，看破了功名的。这第一回中，写他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家贫时去给邻居放牛，省下钱来便买书读，后来又学画没骨的荷花，渐渐有了名气，不太愁吃穿用度了。跟着有个达官老先生赏识他，头役，知县都上门来请，亏他是早看破的，不屑随了去盘剖百姓，索性逃匿得远远的。后来朱元璋统一了天下，定了取士之法，王冕便说出上引一句话来，指摘他这条科举仕途，遗毒不小。偏太祖和他有过些交谈，也要授他官职，只好一发归隐了。到此便是全书一个楔子，妙在“隐括全文”也。
这样的故事不免也有些虚妄处。你想他既然看破了功名，为甚么要去读得功名的书呢？若是说真正喜好，又为甚么定要显露出来才学？所以作者也很心虚，开场先道世人都是一般，只这一人怪胎些。但说到“贯索犯文昌”，那是确确实实的有的。开科举是陷文人，梦想金榜题名是文人自陷，后来兴起文字狱，又陷文人，稍清平下来文人又自陷，文化大革命又陷文人，自由开放了，官僚体制化的教育又使文人陷进去。所以教育马虎不得，一旦开头，不论体制抑人都要深陷。
“儒林”，局限的还是知识分子范畴，但文昌兴衰，向来不止受教育的影响。政治上说保障言论自由，但所保障的却只是有利统治者的言论，对文学的自由未尝没有干扰。何况文学的体制本是官样的架构，一不小心，就要“贯索”之了。我们看新闻，也不觉看出点陷人的苗头。自“彭水诗案”，安徽省五河县“短信案”到高唐“侮辱”县委书记事件等，虽然遭害的不都是文人，姑不论其事底细，但已经有相当的对我们标榜的自由的打击了。因言获罪，所谓言者，在公民自是必需，在文人却是一切。
号称“乾隆三大家”之一的随园老人袁枚，与《儒》书作者吴敬梓是有过些争执的，有一回他见到读者们热衷光顾一本书，正是吴刚出版的《儒林外史》，随手翻阅，看到了那句“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不免惊道：“这意思不是说朝廷迫害文人吗？”这还得了，只是这下文没甚么说明。所以文人之间也很有些压力，这倒是文人自陷了。另一方面时下文人互捧也实在离奇。据说贾平凹书画作品展出，某知名画家夸耀说贾之成就可比肩苏东坡，这便十分裸露了。自古难得有清高者，没有些特立独行的品质，自陷竟难免了。文学之难，“贯索”之外，文人自心有一把枷。这日与同学行走，说到万历年间的名士李渔，据说他看到哪个人不顺眼，便将之写进黄色小说去当主角，好几个当官的都进去了，只好都来巴结，李渔这才把他们请出去。但既然嫖了一回，还能是清白之身么？言罢我们都很佩服李渔，“贯索”已经掌握在他的手里了。
文人有厄，谁来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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