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5月27日上午9时40分，一个孤傲而优秀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就是陈独秀。死前的他在《小学识字教本》上写下了一生所写的最后一个字：抛。作为20世纪神州大地上惊天动地的人物，在他弥留之际，他不得不抛弃了他曾经热爱的并坚持不懈改造着的世界。然而想想这其实是多么的可悲。陈先生的死讯，当时只占报纸上不重要的几行地位，除掉几个亲近的人送他入土，没有什么“哀荣”。这多少表现了社会对他的苛责。一个一心想建立民主的国家却容不下一个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民主而谢世的人。陈老一心倡导新文化下的人的解放，到最后，却换来了只生动的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冠冕堂皇的“淡漠”。“后死的他”，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默默的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一个被中国过早抛弃的先驱，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他是多么的厚重，又是多么的轻浮。把目光投向西方，1940年，伟大的英国首相，也同样遭遇了某种民主的“扼杀”。一个赫赫有名的二战英雄，竟然在本国的大选中落败。满腹狐疑的丘吉尔，愤愤不平的说：“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我宁愿把这句话看成丘吉尔对民主体制的精妙诠释或者是构思。聪明的英国人是富有奇思妙想的，他们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保护了一个真正的英雄，让他功成身退。而一个优秀的英雄他势必只有在淡出之后依旧享受到国人不时投来的崇敬和推崇，他才能深刻的理解什么叫做英雄。生于中国的陈独秀，多少有点悲凉。古老的中国对一个犯错误的人，向来只有一种处理方法，集体的冷漠和轻视。即使到了近代，到了国民追求民主的时代，国人还是用一种古老的方法悬空了一个犯了错的陈独秀，一个大师。这也许正是我们依旧在追求所谓的民主的原因。

国民的赤子，他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而且越来越远。倘使作为一个单独的生命个体而言，这无疑是最令人向往的。一无所有而来，又一无所有而走，没有喧嚣，没有嘈杂，陈独秀他阴错阳差的享受了这样一种生命的原始状态。然而，作为一个与社会有着纷繁复杂的联系和纠缠不清的关系的个体而言，陈独秀无疑是值得人们不断思考的。回首陈独秀的一生，浅薄的我只能给予他一个“被淡化的大师”的称呼。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抗日名将陈铭枢如此评价陈先生。童年时期的陈独秀就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执拗不屈的个性，他经常因为背不出“四书五经”而挨祖父的打，但他却一声不哭。严厉可怕的“白胡爹爹”伤感的说：“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可正是这个不一般的强盗，却像普罗米修斯盗火种一样，给中国盗来了一片光明。也许正是祖父的强制造成了陈老的反叛心理，陈老第一个反叛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他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大清算。

《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无疑增添了陈老的厚重。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新青年》之所以给了当代青年当头一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青年》给了世人一种狂热，狂热到不知不觉产生了政治上的欲望。从这里开始，陈独秀走上了不归路，创刊后“二十年不谈政治”成为空响。就连留美归来时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之，也难幸免。

作为中国当时少有的思想家和一代文化大师，陈独秀足有“一览众山小”的气魄和成就。胡适也曾经感慨：如果陈独秀不去搞政治，凭借他的学术根底，只怕当世无人能及。但是，他却为何不能受到世人公平的审视？一代文豪鲁迅先生是陈老同一时代的人，毫无疑问，鲁迅先生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厚厚的一本《鲁迅全集》，装载的是岁月的峥嵘，更是千年不惑的情怀。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贵为经典，却愈显真诚。难怪有人说：鲁迅是火，火是炽热的。读鲁迅，让人感动，让人哀叹，让人热血沸腾。相比于鲁迅，有人把陈独秀比成冰。“陈独秀是冰，冰是透明的。读陈独秀，让人清醒，让人深邃，让人冷静镇定。”这样说也不无道理。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写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被胡适称为“终身反对派”的陈老，曾五度下狱，然而他却始终把囚牢当战场，继续他的科学民主之路。这样一种真切，确实让人深思。相比于鲁迅先生，陈老的话也更见大度。何谓文明？文明不就正是他说追求的德、赛先生？而鲁迅先生的“孺子”，不正是他“故乡”中的某个安分的角色？“鲁迅虽然称自己是‘孤独者’，但还是‘奴隶’和‘看客’中的一分子，陈独秀则在骨子里把自己当成了落后国民的导师。”也许这样说也不无道理。鲁迅先生念念不忘的是故乡的人，而陈独秀一开始就是大手笔。一个是“故乡”情结，一个是民族意识，又岂可同日而语？

   二、

作为知识分子的陈独秀，无疑是孤傲的杰出的，也是站在世界潮流前列的。然而让人铭记的陈独秀，却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出现，而且这样一种身份也显得狼狈，显得不光彩，显得尴尬。陈独秀这颗巨星在中国的陨落，最深刻的昭示就是作为政治家在“八七”后的惨淡收场。中国的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多少年来这句话都只是单一的被人重复，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过？1927年9月上旬，也就是“八七”之后，陈独秀和秘书黄文容等一行四人秘密登船取道上海。一路上陈老很少开口，偶尔喃喃自语，也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我已经忘却了这句话究竟有多深刻，我只是想让后生的我们明白，在这句话背后，究竟是多么惨淡的一种心境。“谁来领导中国革命”？也许在“八七”之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思考中，陈老就明白了革命的出路，然而却空落彷徨。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始终像拂不去的尘埃掩盖了一次次崭新的想法。陈独秀固然有过，但作为政治家，他有对政治对时局的敏感，加之生性的桀骜不屈，使他始终有着一分固执，如同迟暮时的毛泽东。作为在未明的境况中艰难前行的开拓者，陈独秀又是迷茫的，也正因为如此，弱小的中共才一次又一次的接受了共产国际出了窍的灵魂的指引。面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有人不禁要问，是陈独秀之罪，还是共产国际之罪？

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陈独秀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现在看来，这也是最不可理喻的转变。也许就像自称“《女神》之后，我已不再是诗人”的郭沫若一样，他们走的是中国式知识分子的歧路。郭氏的一生，著作甚丰，然而真正拿得出手的却甚微。作为政治上的犬马，他失却了起码的良知，“杜甫”一案，更使他完全被抽离了人格。想想今天《鲁迅全集》被一版再版，而郭氏的文集呢？却只能一再的顾影自怜。

所幸的是陈独秀始终有着一颗良知的心，政治上的失意，也未能改变他与生俱来的淡泊超然。始终记得的是朱蕴山对陈公的精妙评价：“一瓶一钵蜀西行，久夜山中眼塞明。僵死到老终不变，盖棺定论老书生。”陈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们愿意去理解的陈独秀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朱老一语道破。说到底陈独秀只是一介书生。政治上的纵横捭阖、明争暗斗，历来只属于政治家，我向来都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就该算是一个强势的政治家，关于这一点，历史是早有佐证。毛泽东最早的一首诗，是他在1910年秋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入学应考时写的《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距，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孔庆东教授在《47楼207》一书中以这首诗为模本，剖析了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依我说，我们不妨把“诗词中的”这几个字去掉。17岁该是一个多么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年岁，然而毛泽东却“独”坐池塘边的杨树下“养”精神，也许周围在他看来是多么的风平浪静，只要他不说话，大地就是一片寂静。此时的毛泽东，俨然就是一个老者，有着沉稳和老成。但他又只是在“养”精神，蓄势待发。“山雨欲来风满楼”，短暂的风平浪静不就是阴谋的前夕？浪漫幽默的北大醉侠，踉跄上场，刚见宝剑锋芒就已挥剑回鞘，生活对他来说永远像是在别处。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短暂的快意又怎及“浪遏飞舟”之潇洒和超越。贯穿于毛泽东整个创作生涯和整个政治生涯的君王意识，恰如其分的把这位伟大的领袖推向了一种极致。

中国的革命最终是由伟大的毛主席领导着走向了成功。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是陈老所不敢想象。政治向来就像一碗冷了的面条，既然冷了，也就尘埃落定了。即使你在某一天加一把火把它烫热，面条也已经变得稀烂，且已经变得模糊，不再像当初的脉络清晰。

其实也很难想象中国的革命一直由陈独秀来领导是怎样一种局面，就像很难想象1989年的海子如果不死，像他这样一个感性又狂妄多情的人，将如何生活在这样一个青年人急切展示他们“21岁的年龄，12岁的风度”的年代，海子他那多情柔美的姐姐和妹妹，是否一直一直那么鲜活的生存在他的心中。还有他的诗歌，他的王位，是否还是向着最热烈的太阳。山冈上的芬芳是在凝聚还是在扩散，在迷失？当然，这样的想象也许也像想象死于1962的雷锋活在罪恶的文革中是怎样一种狼狈一样。热情善良的时代人道主义者，是否会一边去公共汽车或火车站上扶老携幼做好事，一边又得急急忙忙地赶去参加某个著名童话作家的批斗会，那时的雷锋是否也像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里的老马一样，在平凡的日子里，耕耘着时代的繁重。用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的话说是：补缀着道德破旧的短裤，用《一九八四》里的旧话说是收拾着历史的苟延残喘。跨越历史的想象有时候是多么的深刻，但又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所以它才成其为想象，而不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