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知识分子的陈独秀，无疑是孤傲的杰出的，也是站在世界潮流前列的。然而让人铭记的陈独秀，却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出现，而且这样一种身份也显得狼狈，显得不光彩，显得尴尬。陈独秀这颗巨星在中国的陨落，最深刻的昭示就是作为政治家在“八七”后的惨淡收场。中国的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多少年来这句话都只是单一的被人重复，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过？1927年9月上旬，也就是“八七”之后，陈独秀和秘书黄文容等一行四人秘密登船取道上海。一路上陈老很少开口，偶尔喃喃自语，也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我已经忘却了这句话究竟有多深刻，我只是想让后生的我们明白，在这句话背后，究竟是多么惨淡的一种心境。“谁来领导中国革命”？也许在“八七”之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思考中，陈老就明白了革命的出路，然而却空落彷徨。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始终像拂不去的尘埃掩盖了一次次崭新的想法。陈独秀固然有过，但作为政治家，他有对政治对时局的敏感，加之生性的桀骜不屈，使他始终有着一分固执，如同迟暮时的毛泽东。作为在未明的境况中艰难前行的开拓者，陈独秀又是迷茫的，也正因为如此，弱小的中共才一次又一次的接受了共产国际出了窍的灵魂的指引。面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有人不禁要问，是陈独秀之罪，还是共产国际之罪？

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陈独秀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现在看来，这也是最不可理喻的转变。也许就像自称“《女神》之后，我已不再是诗人”的郭沫若一样，他们走的是中国式知识分子的歧路。郭氏的一生，著作甚丰，然而真正拿得出手的却甚微。作为政治上的犬马，他失却了起码的良知，“杜甫”一案，更使他完全被抽离了人格。想想今天《鲁迅全集》被一版再版，而郭氏的文集呢？却只能一再的顾影自怜。

所幸的是陈独秀始终有着一颗良知的心，政治上的失意，也未能改变他与生俱来的淡泊超然。始终记得的是朱蕴山对陈公的精妙评价：“一瓶一钵蜀西行，久夜山中眼塞明。僵死到老终不变，盖棺定论老书生。”陈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人们愿意去理解的陈独秀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朱老一语道破。说到底陈独秀只是一介书生。政治上的纵横捭阖、明争暗斗，历来只属于政治家，我向来都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就该算是一个强势的政治家，关于这一点，历史是早有佐证。毛泽东最早的一首诗，是他在1910年秋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入学应考时写的《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距，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孔庆东教授在《47楼207》一书中以这首诗为模本，剖析了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依我说，我们不妨把“诗词中的”这几个字去掉。17岁该是一个多么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年岁，然而毛泽东却“独”坐池塘边的杨树下“养”精神，也许周围在他看来是多么的风平浪静，只要他不说话，大地就是一片寂静。此时的毛泽东，俨然就是一个老者，有着沉稳和老成。但他又只是在“养”精神，蓄势待发。“山雨欲来风满楼”，短暂的风平浪静不就是阴谋的前夕？浪漫幽默的北大醉侠，踉跄上场，刚见宝剑锋芒就已挥剑回鞘，生活对他来说永远像是在别处。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短暂的快意又怎及“浪遏飞舟”之潇洒和超越。贯穿于毛泽东整个创作生涯和整个政治生涯的君王意识，恰如其分的把这位伟大的领袖推向了一种极致。

中国的革命最终是由伟大的毛主席领导着走向了成功。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是陈老所不敢想象。政治向来就像一碗冷了的面条，既然冷了，也就尘埃落定了。即使你在某一天加一把火把它烫热，面条也已经变得稀烂，且已经变得模糊，不再像当初的脉络清晰。

其实也很难想象中国的革命一直由陈独秀来领导是怎样一种局面，就像很难想象1989年的海子如果不死，像他这样一个感性又狂妄多情的人，将如何生活在这样一个青年人急切展示他们“21岁的年龄，12岁的风度”的年代，海子他那多情柔美的姐姐和妹妹，是否一直一直那么鲜活的生存在他的心中。还有他的诗歌，他的王位，是否还是向着最热烈的太阳。山冈上的芬芳是在凝聚还是在扩散，在迷失？当然，这样的想象也许也像想象死于1962的雷锋活在罪恶的文革中是怎样一种狼狈一样。热情善良的时代人道主义者，是否会一边去公共汽车或火车站上扶老携幼做好事，一边又得急急忙忙地赶去参加某个著名童话作家的批斗会，那时的雷锋是否也像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里的老马一样，在平凡的日子里，耕耘着时代的繁重。用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的话说是：补缀着道德破旧的短裤，用《一九八四》里的旧话说是收拾着历史的苟延残喘。跨越历史的想象有时候是多么的深刻，但又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所以它才成其为想象，而不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