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的启发是来自上午一位同学的提问，他说我们讨论什么，往往是什么出了问题。我想我们今天讨论文学与现实，这个问题本来不是问题，今天既然作为一个大会的主题，实际上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出的一个非常大、非常核心的问题。 

　　今天谈到文学是如何离开现实的，需要从80年代中期那一场形式变革说起，从马原提出并强调了小说的虚构性质说起。马原成功地引发了一场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变革，即把小说从一种“对经验世界的反映”过渡到一种作家“建立在想像上的叙述”，从而为以后的小说实验廊清了道路。因为，只有在“写什么”的真实性被消解后，写作的重心才会转回到“怎么写”。

　　“后新潮”实验小说的创作基本上是在两个文学命题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个是“文学是想像的艺术”。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出现一个极度膨胀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轧平了小说中的一切人物，从叙述到描写，从间接引语到直接引语，极度膨胀的叙述欲望的冲击下，那些靠叙述者诗性想像而塑造出的人物，全都失去了他们在原本经验世界的个性特征，他们的语言、行动、思维方式都无一例外地超出了他们各自的年龄、身份、文化的限度，变得与叙述者那样神秘而高深，那样的文艺腔。这样的腔调在文坛流传甚广，沿袭至今，今天很多新锐作家、文学青年依然是在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句法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我们现在有很多非常虔诚、仍然坚守着“纯文学”阵地的作家其实是拉上窗帘之后自说自话。

　　在文学的虚构性质被过分强调的同时，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在文坛整体趋新的热潮中中断了。现实主义认为是一种过时的老旧的需要摈弃的文学写作方法，很多靠写实出身的作家纷纷转向他们其实并不擅长的现代派写作。现实主义传统的中断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现实表现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几年兴起的“底层文学”的困境。2004前后开始兴起的“底层文学”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象牙塔后近20年后首次大规模地面临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上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在发轫期，作家基本都来自基层，文坛上著名的乡土作家几乎集体缺席——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当前中国文坛上最声名卓著的一批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都出身乡土，他们当年都是靠“业余作家”体制的培养，以“工农兵作者”的身份走上文坛的。但一旦成了“专业作家”，他们的生活就进入了另一个阶层，在他们笔下，乡村早已成为记忆，成为“纯文学”叙述的容器。在“底层文学”兴起的几年中，“文学性差”一直是一些持“纯文学”观点的批评家所诟病的重点，而“文学性差”的原因恰在于，80年代“文学变革”以来，大批乡土出身的作家投向“纯文学”，现实主义被当作一种过时的手法而遭离弃，而基层作家培养体制更基本陷于瘫痪。随着“底层文学”的浪潮深入，也有一些著名作家加入，并且试图恢复“下生活”的写作传统，然而缺少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支持和制度支持，所谓的“下生活”如果不是组织的“采风”，恐怕也只能是个人的“微服私访”，难以达到与底层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感共鸣和生活体验。“上面”的作家下不去，“下面”的写作上不来，致使底层的苦难无论是自我表达还是他人代言都存在严重障碍，许多跟风之作更严重缺乏生活基础。可以说，在这一轮“底层文学”写作热潮中，农民出身作家笔下的作品远不如当年知识分子作家柳青、周立波的作品细节真切，而一些知识分子作家的笔下更是充满了诗人的苦闷、小资的浪漫，哲人的迷惘。这样的“底层文学”的读者是谁呢？恐怕仍然是批评家。也就是说，这场文学界20年来声势最大的直面社会现实的写作潮流，最后仍然是文学圈内自己的事。

　　这些年来，当代作家的创作普遍脱离现实。我们的作品中缺乏对时代根本命运的表达，甚至也不能表达我们内心的焦虑。这其实不是作家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学体制的问题。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特殊状态是：著名作家们寄身于社会主义“专业作家”的延续性体制内，却在社会全面“市场化”转型后，以“职业作家”的方式持续写作，这种写作又不直接面向市场，而是经由文学批评建立“象征资本”，“象征资本”可以转化为“体制资本”，也可以同时转化为“市场资本”——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纯文学”生产方式。今天是应该打破这个怪圈的时候了，文学要回到现实，首先必须改变这个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