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立场是我永恒的坚守

——访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

《平原》是毕飞宇的代表作

毕飞宇

　　毕飞宇，1964年生，江苏兴化人，毕业于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当代作家。《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品有《青衣》《平原》、《慌乱的指头》、《推拿》等。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虚构是小说最重要的特点

　　陈康太(以下简称陈)：首先恭喜您，长篇小说《推拿》几月前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写的是一群盲人按摩师的生活，我非常好奇，您是怎么得到灵感开始创作这样的题材的呢？还是为了写这样一个题材、写这样一种特殊人群而特意去接近他们，观察他们？

　　毕飞宇(以下简称毕)：我没有特意去接近他们，事情是非常自然的，几年前我因为运动受伤，去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理疗，所以跟推拿师几乎天天见面、聊天，其中有些推拿师和我还成了好朋友。但是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将来要写一部关于他们的小说。创作本身也是一种缘份。当我有过这样的接触和经历，一旦灵感来了，一切就水到渠成了。但进行小说的虚构和创作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过程。

　　陈：不管如何虚构，生活的细节还是离不开现实经历或经验的累积吧。比如说当您试图写一群盲人推拿师的故事时，对他们生活细节的观察就非常重要了。

　　毕：是的，但对于小说来说，虚构才是它的本质。有很多事情，你可能没有经历过，但你可以基于你对生活的体验，以及你的想象去进行虚构，你的虚构甚至是可以天马行空的，前提是要让读者进入你虚构的领域，要让读者相信或认同你虚构的世界。

　　陈：即使没有当过盲人，也能写出盲人的感受，这才是最见小说家本事的。

　　毕：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大海，但他见到大海的照片，自然会产生属于他自己的关于大海的想像和体验。我在写《推拿》的时候，还没到过深圳，可我里面不是也写了推拿师在深圳街道的情景吗？

　　写好短篇小说并不简单

　　陈：您是怎么开始写起小说来的？听说您最早是想做诗人？

　　毕：是的。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只想做诗人，在我读大学的那个年代，人人都想做诗人。

　　陈：您是1983年开始读大学，上世纪80年代堪称“全民皆诗”啊，那时候谁没读过诗，肯定要遭人鄙视。不过到了今天，谁再写诗，别人就会觉得，这是不是个疯子啊。时代不同，价值观也迥异。

　　毕：是的。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虽然喜欢诗歌，但最大的特长却不在这方面，我更擅长虚构，擅长讲故事。所以才写起小说来。

　　陈：进行小说的虚构和创作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过程。能说说您是如何展开创作的吗？

　　毕：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呢？比方说你的灵感，并不是你想写什么，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的；比方说小说的构思，细节的串联，人物的塑造，此情节与彼情节的关系，此人物与彼人物的关系，等等。所以说这个过程，既工程浩大，又需要慢工出细活，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

　　陈：您说的这种情况，大多指的是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吧，短篇小说会不会简单一些呢？至少在情节和人物上比较简单，或者只写生活的一个截面，或者只集中写一个人物。

　　毕：短篇小说会相对简单一些，但中长篇与短篇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人物和情节的多寡。其实真正要把短篇小说写好，一点儿也不简单。

　　作家好比植树人

　　陈：在小说《平原》之前，您过去曾经非常集中地创作过中、短篇小说，拿过两届中、短篇小说的鲁迅文学奖，有些作品还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如《青衣》。您看过电视剧版的《青衣》吗？您觉得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之后，与原先有什么不同之处？

　　毕：小说就是小说，影视剧就是影视剧，两者是分离的，是相互独立的。至少小说是这样。作家就好比是植树人，写一部小说就好比是植一棵树。树种好了，就从植树人那里独立出来了，任凭他人观摩，对于植树人来说，它始终是作为一棵树存在的。

　　陈：也就是说，把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就好比是画家拿纸笔去临摹一棵树一样，甚至好比是一个木匠拿锯子斧头去把树改造成桌椅板凳，这些画和桌椅板凳都是依存于画家或木匠而存在的。

　　毕：所以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原创性，他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将一棵树植好，而不必去管将来有没有画家会去临摹这棵树，有没有木匠会把这棵树改造成桌椅板凳。但植树人能不能把树种得好，种得漂亮，实用，却会影响到将来有没有画家或木匠为之倾倒。但他不会刻意去关注画家或者木匠的需求。

　　陈：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不久，关于中国作家何时、何人能获得诺奖这个问题又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上个月，作代会提出“中国文学要走出去”的观点，大概也与此有关吧？

　　毕：我觉得一名优秀的作家不应该受到这些外来价值观的影响。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作家关心的事情，而是媒体和大众所关心的。那些过分关注诺奖的作家，往往会刻意迎合诺奖评委的喜好或西方文学的价值取向，而使得其作品毫无个性和特色，反而更不可能获得成功。真正有可能获诺奖的作家，譬如老舍、沈从文，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如马悦然所说，他们的作品有“中国味儿”，也是不一样的“中国味儿”。

　　坚守“人”的独立立场

　　陈：您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

　　毕：我一般不会制定太详细的写作计划。灵感比计划更重要。譬如《推拿》，原先没有任何准备，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就开始动笔。

　　陈：像《推拿》这样的作品，描写的是一个特殊人群——盲人推拿师，您觉得小说关注一种特殊职业来写，会不会更容易获得成功？至少在猎奇心理上，更容易抓住读者的心？

　　毕：不是这样的。写一种特殊职业，固然能够激起读者的猎奇心理，但对于一个优秀作家来说，即使写一个普通职业，写一个普通人、正常人，写得精彩、生动、深刻，同样也可以牢牢抓住读者的心。

　　陈：至少您在写《推拿》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盲人推拿师这个人群的特殊性而产生创作的念头的。

　　毕：相反，我在创作的过程中甚至希望规避掉一些属于这个人群特有的事或物，包括推拿师跟我聊天的许多内容我都没有写进去。我曾经说过，小说家不可以做同情与关爱的注射器，人的立场是我唯一愿意坚守的立场，而不可能是残疾人立场。

　　中国的都市文学会越来越好

　　陈：茅盾文学奖这么多年来似乎一直比较青睐于农村题材的小说，麦家的《风声》算是一次例外了，您觉得是因为城市题材的小说不够优秀吗？您怎么看中国的都市文学？

　　毕：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实也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相对来说，农村题材确实拥有更多的作者群，也有更多的历史积淀，自然相对厚重的作品会多一些。

　　陈：是否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跳跃式，而不是渐进式的，所以中国缺少真正意义的都市，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化和都市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都市文学作品可挖掘的深度。

　　毕：有这个原因，但不完全是。我相信中国的都市文学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自己的创作题材就不仅仅局限于农村题材，也许我的这一部作品是写农村的，但下一部作品有可能就会转移到城市中去。一个作家既要遵从自己的意愿，写熟悉和偏好的人物、环境，也要不断挑战写作的广度和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