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东西：悲剧才是人生的常客
东西
东西(原名田代琳)，中国新生代代表作家之一，喜欢在极致的背景下考察人性的困境，作品充满现实的荒诞感。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长篇小说《我们的父亲》《耳光响亮》先后被改编成电视剧。在从事文学创作20年之际，东西出版了第一部文集。下面就听他跟我们聊聊创作带给他的人生感悟。
记者：您从事文学创作20年才出版第一部文集，相对其他作家来说，应该算是较晚的吧？
东西：其实我的作品集每年都有出版。今年出版文集，是因为出版方认为时机成熟了。我的小说具有超前意识，也有些荒诞，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作品的特点也是荒诞。出版方说我对世界的超前看法，到今天读者能够理解了，所以就出作品集了。
记者：您的小说对人性的恶和残酷剖析得淋漓尽致，您钟情于此的原因是什么？
东西：有时候生活比现实残酷，这是底层人物的生活现实。这种极致在我看来，正是生活的常态。喜剧是人生的偶然，悲剧才是人生的常客。
我的小说，读者看的时候最初可能会笑，笑着笑着可能会流泪，这种方式可以称为“小说的悲喜剧”。这种结合，读者阅读时很愉悦，但是愉悦之后会有刺痛。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形式是我最喜欢的。
记者：刚拿到长篇小说《后悔录》的时候，我就被这个标题吸引住了，好像心口被撞了一下，原因是我也常常做后悔的事。从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开始，您的小说一直在整体上指向一个大的命题；《不要问我》探讨的是人丧失身份之后的荒诞处境……那么，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隐含的真正寓意是什么？创作的动因又是什么？
东西：写了差不多20年小说，我更愿意从小事情、小细节入手，更愿意去放大内心的秘密，而后悔正是我的秘密之一。每一次我都想逃避它，但是又不得不陷入新的后悔。在我的经验里，后悔恐怕是谁也没法逃避的行为。现在有许多小说高手，都在写自然地貌，写树木，写大河，也写村庄，写街道，这些东西我写不过他们，而且也被他们写秃了，快沙漠化了，所以我得往地下写，写人物的内心。当我的“精神胜利法”越来越猖狂的时候，我就越喜欢《阿Q正传》；当我的年龄渐渐走向40岁的时候，我就越喜欢《洛丽塔》；当我的母亲卧病两年之后，我竟然也有了“局外人”的心态。所以，《后悔录》是我从内心出发的一个小说，目的是想在这个没有两片树叶完全相同的世界里，找到相同的心理感受。
记者：您的多部长篇小说关注“文革”时期。您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以为时代的烙印对您来说并不明显。您钟情于那个年代的题材，原因是什么？
东西：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痴迷的时代背景。《耳光响亮》从1976年写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想表达一代人如何成长。而《后悔录》则把时间往两头延伸了，起点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终点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跨度为30年。这30年，除了我身在其中，还因为它的变化特别巨大，而变化最巨大的不是经济、政治，而是我们的心灵，所以陈晓明先生说我其实是在“写人的心灵质变”。“文革”时期正好是我的童年时期，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往往影响他的一生，而我也逃不脱这个宿命。
记者：您的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您曾经说过“作家触电，文学可以自救”，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东西：一个人写作的自由需要条件。如果我的生活没有保障，我的写作可能是投机取巧的。反之，我的生活能够自足了，我的写作心态就是自由的。至于影视剧对文学的影响，我要说的是，让读小说的人读小说，把电视剧留给看电视的人。就我的作品而言，影视剧能把主题思想、人物关系、主要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可以了。但是，我的小说我要保证它的纯粹。至于我参与的剧本，我会尽量保持小说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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