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篱在鲁迅故乡绍兴

　　记者：西篱好！上个世纪90年代，你的第一本诗集《谁在窗外》在中国诗坛和大学生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各高校大学生纷纷传阅并组织研讨。那时候大家读你的诗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挥之不去，也总有一种隐隐的疼痛震慑人心。痛与美，在你现在的作品中还存在吗？为什么？

　　西篱：诗歌是诗人心灵的秘史，是民族精神的历史。我诗歌中的痛，也许来源于父辈不幸的命运，来源于贵州乡间民生苦难，来源于漂泊，来源于民族性格中的忧郁……我的父辈青年时代由于政治命运的捉弄而来到贵州，至今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应该属于哪里。我在贵州出生长大，贵州便是我的故乡了。在贵州穷乡僻壤，汉族才是少数民族。我和苗、彝、布依等民族的孩子们一起成长，乡民们的苦难和隐忍、淳朴和忧伤，幼年时就深深烙在我心里，难以忘却，甚至影响了我的性格，让我多愁、忧患。在我的小说《夜郎情觞》中，布依人的哀歌充满了诗意的忧伤；《雪袍子》中，忧伤一直被含泪的微笑掩藏着。这部小说的结尾，铺天盖地而来的白雪封锁了世界，而小主人公周忻命运的谜底揭开。世界的纯洁和美令人窒息，命运的答案也让人无限惆怅和悲伤。但少年周忻和他的父亲，选择了宽恕。人性的善和美，就像严寒中的种子，瑟缩并颤抖，却期待着生长，默默地祝福……也许，这就是我创作中永远难以舍弃的痛与美吧。

　　记者：后来你又陆续出版了五本诗集，许多评论家对你的诗歌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最为统一的说法是“梦幻、唯美”，你对这种评价是怎样看待的？你对自己的诗歌又是怎样评价的？

　　西篱：20世纪90年代，是文学最为美好的时代，文学得到的关注和尊重，在今天很稀罕了。我很感谢喜欢并欣赏我作品的读者和评论家们，尤其是评论家。著名评论家张建建先生，曾经用“幻有、流水、忧郁、遭遇”等等关键词来解读我的诗歌，我诗歌的“梦幻”、“唯美”特征，就是他和北京语言大学的阎纯德教授先后提出来的。我尤其感激张建建先生，他的艺术修养十分全面，可谓博大精深。我们通常看到媒体上的文学评论，往往是带表扬(或吹捧)性质的评价。张建建先生的评论，是进入创作者灵魂的。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他就好像催眠师，在解读作品的同时，深入作家精神世界，认清她更为深邃的梦幻，寻找她更加真实的思想和感情。这种作家和理论家互相探究、互相认识和印证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

　　记者：你所想表达的世界与文字传递出来的世界是否有差距？如果有，这差距有多大？

　　西篱：作家表达的愿望与传递的实际效果肯定是有差距的。我虽然一直在努力，但我真的不知道我所传递的、读者接收的全部信息，是否达到一致。这当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文学的价值，再是文学的影响力。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和变化，文学的被边缘化，都让作家们感受到压力并产生忧虑。我还会努力，但，可能不会匆忙上阵了，在创作新作品之前，我一定会好好思索这两个问题。

　　记者：你的小说《雪袍子》和童话《白瓜黑瓜》系列作品写小孩，写动物，对动物的描写传神自然。有人说，当一个孩子不再爱动物了，他的童年就结束了。你的作品中多有动物的描写，你的博客里也多有动物的照片，你是否在为自己营造一个动物的世界，也为你的小说采集动物的素材，把他们鲜活的生命写进你的小说，以此来求得人类童年的延长？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你的梦幻诗意的小说叙事？

　　西篱：童真本身就是饱含诗意的，人类如果能够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一定是美好的事情。我们心灵中的一些温情回忆，常常就是去童年生活中寻回的。我一定要永远保留着自己心灵中、作品中的诗意与童真，只有如此，才能永远保留住自己对这个世界眷恋和热爱。在我的童话中，动物是主角，孩子也是主角。这一方面是角色的设置，再一方面，其实也是童话的某种永恒精神使然。没有幻想就没有童话，童话要符合孩子心性趣味，引导他们向美向善。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睦相处，和谐共存，是我的生态理想。

　　记者：在你的创作历程中，几乎涉猎到所有的文体，而不管怎样改变，文学都有一个精神的最高统领，你认为，是什么统领了你的文本，或者说你的写作冲动的原动力是什么？

　　西篱：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对这个世界(包括自身)的认识和看法。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并与他人沟通的方式。文学就是我的表达方式，是我与世界沟通的渠道。

　　记者：你作品中小说的比例显然已经超过了诗歌，你现在觉得自己身上诗人的成分多一些还是小说家的成分多一些？你说“文学是一个梦幻的事业”，说说看，你站在了梦的第几层？

　　西篱：谁说小说家就不是诗人呢？诗歌高度浓缩，小说则有更大的包容和更多的信息量，它们形式不同体裁不同并各有各的技巧，文学的宗旨和追求是一致的。“文学是一个梦幻的事业”，这个说法，我现在要做补充了。文学不仅仅是梦幻的事业，也应该在现实中体现出它的力量。我无法说我站在了第几层——如果指的是个人追求的效果的话。我一直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写得还不够多，不够刻苦。和光芒熠熠的大师们相比，我依然很渺小。面对文学，我永远都是渺小的。

　　记者：近日读你的童话体小说《黑瓜白瓜》，里面的主人公黑瓜也使用魔法，善良的黑瓜不拘于现状也要冲破环境对自身的束缚，去实现英雄的理想，表达了孩子们的梦幻和成长，这让我想起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童话体长篇小说《哈利波特》，请问西篱，你是否受到杰克罗琳的影响？

　　西篱：一点也没有。我买过她的书，但看不下去，送给一个小孩子了。我更容易接受古典、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比如我小时候读过的《安徒生童话全集》，今天也一样读得有滋有味。

　　记者：现在你正忙于各种采访和公益事业，也在微博里传播各种有影响的发言，比如：对于贪污、腐败、社会的各种失衡现象等，这将把你的创作带向何方？

　　西篱：关注现实。远离现实的作品，力量一定是有限的。我以后的创作一定会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追求真善美，比如童话类。它们是浮士德手中的玫瑰。没有这朵玫瑰，人类就会是地狱，人性就堕入深渊。另一个方面，就是对现实发声，不管有没有作用，都要发声。社会进步了，我们、我们的后代，才会舒服、幸福。

　　记者：你的女性写作、心理写作、都市写作是否已经告一段落？我作为读者之一，对你的童话体小说的创作很期待，你是否会大量的创作这方面的作品？也请说说《安徒生童话》或者《格林童话》与你的《黑瓜白瓜》系列小说的关系。

　　西篱：只要我还活着，写作永远不会结束。一个女人，老了以后，无法谈恋爱了，但她一定还能写作？对不对？——笑。女性的、心理的、都市的题材或内容，是我的优势，在这些方面我的写作资源会充足一些。关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前面已经说过，这些经典作品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安徒生童话》中还有一种宝贵的东西，是现在的游戏类、玄幻类儿童文学难以比攀的，那就是对平民、对弱者、对底层人的关怀。这是安徒生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学习并且珍惜。人有贫富，但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越是弱者，越要努力，越要心怀梦想，这算是我的人生观之一。作为平民的女儿，作为作家，我要用全部的感情来点燃饥寒者心中的火苗。

　　记者：对于小说与影视剧的联姻你怎么看？你的小说是否有改编成剧本搬上荧屏的打算？

　　西篱：小说与影视剧的联姻，是影视技术进步、发展的重要体现，影视的影响力显然比印刷品更凶猛些。我现在偶尔也应邀写电视剧。你问的这个，其中有机遇和市场的问题，所以很难心想事成。

　　记者：请你说说关于传记文学的写作体验。

　　西篱：我曾经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一篇较长的文章：《历史与永恒》，就是谈传记文学写作的。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对历史和人生际遇的真实呈现和深刻反思，以及所蕴涵的由个体精神和情感产生的极大的精神力量，对读者心灵造成的冲击，常常会比虚构文学来得更猛烈。人们的每一天都在迅速地成为历史，所以，借助传记文学的叙述，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每一个鲜活的昨天，能够从历史中仰起脸来，与有缘的读者打个照面。我始终认为，传记文学应该追求永恒，要让传主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让传主的精神和生命价值在读者身上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超越时间，超越国界，而成为全人类普遍的精神象征。我在传记文学创作方面没有什么成就，说这些，惭愧了。

　　记者：你曾经任过编辑的《花溪》杂志，今年实行全面改版，并且全市场化运作，关于这本纯文学刊物的命运，请谈谈你的看法？同时请你对贵州民族报提点建议。

　　西篱：现在对《花溪》已经不了解了，但纯文学刊物的生存和命运，各地大致都一样，不走市场，就得走公益路线，或者靠政府养着。贵州民族报的办报理念很好，大气，也有锐气，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强烈的追求和展示。文化视野的广阔，决定了她的包容性和开拓性。这份报纸从思想和理念上突破了内地传统平面媒体的局限，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