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工人的小说处女作《北京人》引发关注———

　　“原创的”、“当代的”、“北京的”，当北京对这样一部作品翘首以待时，中篇小说《北京人》闯入了公众视野。

　　这部《北京文学》编辑王秀云从自由来稿中选出、编辑部几个人把手写稿一字一字敲入电脑的小说，让众多读者“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把文学圈惊着了”。

　　“当真善美被当作陈旧的价值标准搁浅于当代精神的浅滩，当后现代和伪后现代作品呈现社会意识的诸多斑斓图景，我为自己能遇到这样一篇充盈着人间温情的朴素作品而深感幸运。”北大中文系博士师力斌在自己博客里写道，重读《北京人》，仍然热泪盈眶。

　　这部小说的影视版权，现已被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制作方买走。

　　《北京人》的作者，叫毛建军，1958年生于北京，现为朝阳医院推氧气瓶的一名普通工人。

　　推完氧气瓶回到东五环小家的他，会用纸笔写下自己的思考：“纠结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实在显出我们的鄙陋，尊重每一个鲜活个体的存在应当是为人的基本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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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给我媳妇儿的”

　　“这是一篇有生命汁液的小说。”师力斌说，《北京人》具有“与生活无缝对接的姿态”，让他觉得“小说始终在活着，活在大地上，活在质朴生活的人群里，活在我们对于精神世界最沉静、柔软、丰富的诉求之中”。

　　其实，《北京人》讲述的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里面是“一个叫美顺的山里姑娘远嫁京城后卑微又坚忍地抗争姿态、一个阿甘式的男人纯真质朴又温润妥帖的款款爱意、一个家庭为了让儿媳和孙子成为北京人所承担的一切磨难”。

　　“我这小说，就是写给我媳妇儿的。”在朝阳医院的侧门和拜访他的记者握手时，毛建军说，“自己没啥可说的”。塑造了一个阿甘式男人的他，说此前自己没看过电影《阿甘正传》。

　　毛建军曾写过一篇名为《谁是“北京人”》的“自白”。“我是北京人，妻不是。她如小说中的美顺，从东北嫁到了北京。十几年过去了，我依旧是北京人，她依旧是外地人，她还没熬够当一个北京人的条件。”“其实，我更感谢我的父亲。他的出生地是山东掖县，不到16岁就外出干木匠活。到过长春、沈阳、天津、北平、太原、大同。很幸运的，1948年的时候，他再次来到北平，熬到了新中国成立，娶了亲，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否则，我不知会是哪里人，也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家。”

　　在毛建军家，记者见到了比他小十多岁的妻子张华，“小红帽”管庄站的一名报纸投递员——今天，她会把自己丈夫的故事，亲手递到部分《北京青年报》读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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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这些不是北京人的北京，还会是现如今的北京吗？”

　　“我做梦都没想到。”说笑起来很爽朗、把家里打理得很利索的张华，1995年经别人介绍和“大龄男青年”毛建军相识，1997年结婚，现在已有一个12岁的女儿。

　　说起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张华说，“老实厚道”；毛建军说，“就觉得两人能过到一块儿”，“以前总没有合适的。”处过一阵子后，张华除了发现“他从不说人闲言碎语”、“说到做到”，还发现他爱买书和报纸，“走到哪儿，买到哪儿。出去玩，提前买好报纸，揣兜里。不走了，一屁股坐下，掏出来看。大家要走，起身，不看了。”

　　正是因为认识了张华，毛建军开始留意到大量来北京的外地人——因为外地人的生活状态，已经和他息息相关——“2005年初，北京户籍政策有了人情化的更改，才使她终于挤进了北京人的行列。”。“工作后，相继接触过很多工友、朋友，细谈之后，如我这样的北京人十之八九，荫着父一辈，或爷一辈、祖一辈的光成了北京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竟如凤毛麟角，即便是公认的最能表现北京人喜怒哀乐的老舍先生，细究之下，也算不得北京人，尽管先生家居北京的时间已经足够长！有一个不可能的臆想：没有了这些不是北京人的北京，还会是现如今的北京吗？”

　　毛建军在“自白”中写道：“我想：纠结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实在显出我们的鄙陋，尊重每一个鲜活个体的存在应当是为人的基本品德。生活中如美顺、长生者比比皆是，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一切的不如意都不能摧毁他们的自重。无论是当权者、当势者，尊重他们，又何尝不是尊重着自己呢？”

　　之所以在纸上写下《北京人》开头“那一年，美顺16岁”，是因为女儿出生后很多年不再写的毛建军，有一天忆起一段还没从建外大街拆迁搬到管庄时的往事。“好像是在122公交车站。两个外地人在等车，一个北京人过来揪着他们就打。旁边人问他为什么打人，他的理由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就看外地土老冒儿’不顺眼。”写完《北京人》半年后，毛建军看到了温总理的讲话：让我们的人民活得有尊严。

　　毛建军说，《北京人》尽管是写给媳妇儿的，但女主人公的故事中，只有“卖报纸”这个细节是属于张华的，别的全是“张华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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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只做过发表小说的梦，没做过改编电视剧的梦”

　　当《北京人》在《北京文学》2011年第7期刊出之前，毛建军的文学梦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小时候，毛建军就喜欢看书。张华说，第一次进毛家门，“满墙满墙的书”。

　　他也写。上世纪八十年代，努力做着文学梦的建筑工人毛建军，经常投稿。“屡投不中，就渐渐放弃了。女儿出生后，看书都少了。直到她大了些，我才慢慢缓过劲儿来。”

　　看到自己零买的《北京文学》杂志上有个“新人自荐”的栏目，写完《北京人》的他，“想试试这个吧”。

　　毛建军是幸运的，因为《北京文学》还保留着看自由来稿的传统。

　　当小说被杂志刊出，毛建军很高兴，拿到朝阳医院氧气组的工友面前“显摆”了一番。工友杨绍旭对记者说：“我们都觉得脸上特有面儿，工人里也有会写小说的呢。”张华也给毛建军丈母娘打了电话：“他写那么多年没白写。”

　　之后，他写得频了。

　　更让毛建军没想到的是，不怎么看电视的他，小说影视改编权，被拍电视剧的买走了，还得了六万块钱。“以前只做过发表小说的梦，没做过改编电视剧的梦。”他连购买公司的名字都记不住。“只记得，我去那签合同时，他们给了我《李春天的春天》的碟，说是他们做的。”电视剧制作方提出让毛建军写剧本时，他拒绝了。“我也觉得自己傻。但没有那个金刚钻，不揽那个瓷器活儿。”

　　看毛建军一在家休息就写，张华担心了。“一家人得平平安安的。他老熬夜。他本来就比我大很多，用脑过度弄个半身不遂，我还得伺候他。多陪我们几年，比什么都强。人要名气干什么。”

　　《北京文学》编辑告诉记者，毛建军又有一部作品要发表了。“写的是我父亲的事儿。我真希望是四月登，清明，我想‘烧’给他。写完我肚里装的故事，我就不写了。”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