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是我的本业,文学是我的爱好,于是,我在编写法学著作之余,创作了五部犯罪嫌疑小说。我的人生格言是“当痴则痴,当醒则醒”。我从法学走回文学,在小说中演绎我的梦想

　　法学是我的本业,文学是我的爱好,于是,我在编写法学著作之余,创作了五部犯罪嫌疑小说。如果说前三部(《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是从文学到法学的创作,那么后两部(《无罪贪官》、《无罪谋杀》)则是从法学到文学的写作。在前三部小说的创作中,我都是先有生活中的案例和故事,然后加入法学的内容。在后两部小说的创作中,我却是先有法学或法治的主题,然后再根据生活积累去编写案例故事。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更喜欢前者。作为一个法学教书人,我更青睐后者。

　　1996年10月,我应邀到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去访问讲学。那次香港之行,我给自己附加了一项任务,就是要完成第4部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犯罪悬疑小说的创作,而我设定的主题就是反腐败。那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在我主要依据影视作品和负面宣传所形成的印象中,香港虽然有高楼大厦和商业繁荣,但是社会秩序比较混乱,以“三合会”为代表的黑恶势力相当猖獗,官员腐败,警匪一家,百姓缺乏安全感。但是到香港之后,我在街头巷尾看到那些身穿深蓝色或浅橄榄色制服的警察都很文明,都很规矩。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感知,我发现政府官员大都是遵纪守法的,也是清正廉洁的。后来我得知,香港政府的清廉度在过去20年有显著提升,而成立于1974年的廉政公署功不可没。于是,我访问了廉政公署,对香港地区反腐倡廉的进程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当我于1997年3月离开香港时,我的行李中已经有了小说初稿,名为《神秘的古画》。

　　颇值一提的是,《神秘的古画》是我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1998年5月,我应邀到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回国后不久,我收到一位陌生法国女士的来信。她名叫玛丽娅·克劳德,正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并已学习中文多年。她通过偶然的机会读到了《神秘的古画》,很喜欢,决定把我的小说作为她的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她希望到北京与我见面并收集相关资料。1999年5月,我在北京接待了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研究生。我们交谈数次,她提了许多问题,也收集了许多关于我的资料。一年后,我拿到了她那印制精美的法语学位论文。随后,她开始翻译我的小说。2002年1月,法国的黎明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神秘的古画》。由于这是第一部被翻译到法国的当代中国犯罪小说,反应甚佳。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反腐败问题。2006年至2008年,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的副厅长,对职务犯罪的现状又有了更为深切的认知。我认为,反腐败,严惩不如严查,严查不如严防。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公开透明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然而,这样的制度,在我们的国家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究其原因,目前拥有“不宜申报之财产”的官员实在太多。于是,我就提出了“大赦贪官”的设想。然而,有人说我是“痴人说梦”,有人说我是“不懂政治”。我确实有些痴,因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当痴则痴,当醒则醒”。我也确实不懂政治,因为我希望自己能远离政治。在一个社会中,搞政治的人越少越好。于是,我从法学走回文学,在小说中演绎我的梦想。我利用今年的寒假,重写了《神秘的古画》,并改名为《无罪贪官》。

　　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我,希望我能组织学者写一套“法学解读小说”。当时,我正在思考法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以为,法学应该是博大精深的,因为它要汇集人类智慧的成果,要凝聚人类思想的精华。然而,法学又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因为它只有掌握在百姓的手中才能发挥作用。为此,法学应该走出脱离世俗的“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在法学著作中,“阳春白雪”当然不可缺少,但“下里巴人”更是不可或缺。我曾给自己设定一个治学目标: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没太注意的问题,讲老百姓不甚明白的道理。中国的法治一定要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因此,以文学的形式讲述法学的内容,宣扬法学的精神,进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养成法治文化,当是中国法治之进路。于是,我欣然应允,并找了几位法学圈内有文采有情趣的朋友,邀约写作。

　　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　白蝙蝠——证据的困惑》。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如今,14年过去了,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的考奈特女士在来信中对我说,法国读者很喜欢“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如今,这部小说已经杀青,书名为《无罪谋杀》。

　　我以为,无论是在法学还是文学中,有罪抑或无罪都是个穿越时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