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闲着无聊的我整理剪报，于是，便重读了陈国凯先生的《焚书》（发表于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的《羊城晚报》“花地”版），不禁再一次感慨万千。
《焚书》一文讲的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倪老把他呕心沥血关门之作—一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送到出版社时吃了“闭门羹”。后来，倪老的老战友的儿子陆副局长以“游戏”方式送给了倪老五万元，解决了倪老出书问题，最后书的印出来了，可大病了一场的倪老却叫儿子去出版社将手稿要回来后，却把那些印的书（按：自费出版的书归作者）叫他请人拉到火葬场去烧了。
国凯先生是我们敬重的作家，他幽默的文笔很是让我钦佩，早在读高中时，我母校便不少国凯先生的著作（他是我老乡）：〈〈文坛志异〉〉〈〈两情若是长久时〉〉〈〈我该怎么办〉〉等便是那时拜读的，特别是〈〈文坛志异〉〉常引得我怪笑连翩，《焚书》也一样，幽默的笔调几次把我逗笑了，但笑之后分明又感到一种深沉的厚重，如同一块巨石压上我心头，使我艰于呼吸与视听。
不知是什么原因，作家当揭去80年代初的那层光环后，似乎已一文不值，几年前，还在读书的我给一家杂志社投了几首诗，不久，该杂志社主编（作家）托人转告我，要我有空去一下他家里，商量我的诗作问题，我受宠若惊，马上抽空去了一下那主编的家。主编热情地接待了我，说我的诗写得不错，将选二首来发表，末了，他说他最近出了一本小说集，8折，要不要。尴尬的我碍于面子只得掏钱买了一本自己并不喜欢的书，临走时，还不忘要我回去宣传宣传，帮他推销。后来据人说，他这次自费出书的1万多元是他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可是书出来以后，放在书店又没人要。
近年来，作家出书难（特别是二、三流水平的作家）似乎已成了一条“真理”，这些作家自掏腰包出了书，印那么一、二千本，进书店吧？又没人要，堆在家里吧？又占地方，只得在圈子里送人，不知道这是作家的悲哀，还是文坛的不幸？去年初，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干华先生在肇庆蓝带作家山庄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提出的一个新文学名词“交换文学”想必就是对此而言的吧。不久前，一个青年作家出了一本书，有人向他要一本，他回答得很干脆：“不送！不是我小气。”我猜想，他觉得送书有损于他的尊严吧。本来，作家出了书送一、二本给文明好友是无可厚非的，但一旦作家出的书都以送的形式出现就有点太那个了。甚至有个作家，为出自已的书掏空了自已的腰包，书出来后，大喊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象小贩一样担起自已的书在街头吆喝起来。呜呼！写书的成了卖书的，这也该是社会的进步吧。
面对这尴尬的局面，有些聪明的作家便另辟蹊径。我认识一个作家，他为了出自己的书便和出版社达成出丛书协议。以便想出书的作家出书，自己从中捞点好处出自己的书。这样，“有奶便是娘”的方式也就很难保证书的质量了。那位作家苦笑：“我也是没办法啊！”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倪老虽不免偏激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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