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湛师钟淑贞

长篇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所演绎的爱情悲剧, 千百年来, 观者如云, 痛惜之声, 不绝于耳。我们在为两位主人公英年早逝扼腕长叹的同时,也在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千古悲剧呢?　　

古往今来,很多人都认为焦、刘二人的悲剧命运是缘于刘兰芝的被遣，导致出现夫妻双双自杀的悲剧结局, 所以历代读者都探讨刘兰芝被驱遣的原因。然而，我认为这个悲剧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 ,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而当时在“休妻”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 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 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因此，我们应从中去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根据。《仪礼·丧服》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 二、淫逸, 三、不事舅姑, 四、口舌, 五、盗窃, 六、妒忌, 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 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 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综观全诗, 焦母只字未提嫌刘兰芝未给焦家生儿育女之事。虽“七出” 中“无子”被列为首, 但因焦母并未把此条作为休弃的借口, 故第一条“无子”应当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 , “ 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 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第二条“淫逸” , 第五条“ 盗窃”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 十七岁嫁到焦家, “奉事循公姥……伶傅萦辛苦。” 甚至在失爱于婆婆,无端遭遣时, 临行还再三叮泞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 。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 勤劳能干女性, 第四条“ 口舌” , 第六条“妒忌”也不能成立。至于“恶疾” , 细读全诗, 始终没看出 “ 恶疾”的痕迹, 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 “ 六出”被排除, 那么, 刘兰芝也许是犯了“ 不事舅姑” 的大过。　　

那么, 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探讨这个社会问题应该和具体的时代联系起来。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 妇女须 “妇顺者, 须乎舅姑, 和于室人, 而后当于夫”。即, 作女子, 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公婆) 的亲密程度, 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子甚宜其妻, 父母不悦, 出。”即, 儿子过于喜欢妻子, 引起父母不高兴的, 可以休弃。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兰芝、仲卿感情甚笃, 但是据此说焦母有恋子情结似乎有些过于大胆。其实, 焦母和兰芝的矛盾应该从文本中来寻找: 焦母“此妇无礼节, 举动自专由”，兰芝“奉事循公姥, 进止敢自专“，为什么对同一事实,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这才是冲突之所在。兰芝洞察世情的聪慧, 知情达理的言行,赞美尚来不及, 何以会指责并否定她呢?而焦母, “故嫌迟”的神态, “槌床便大怒”的举止, “慎莫留”“会不相从许”的语言, 求东家女而不落实的讹诈, 及其劝儿子“慎勿为妇死”的愚钝、绝情, 两相对比, 聪慧的儿媳妇和专制的、领导水平并不高的婆婆, 在当时的封建家长专制的条件之下, 在儿、媳、婆三位一体的家庭格局中就会出现婆婆因自身水平有限而嫉妒儿媳的情况, 那么, 婆婆就会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此外，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 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 最好的办法是休弃兰芝, 一了百了。这, 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　　

另外，《孔雀东南飞》最早见录于南朝梁陈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 这时已在民间口耳相传了二百多年, 必然历经封建文人的润色、加工。那么,魏晋时代腐朽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制度所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就必然在其中有所反映。焦母便是当时寒门地主典型的化身, 她的生活理想也是对于切身利益态度的一种集中反映。但是, 年轻一代的生活观点却与她格格不入。他们不贪图高官厚禄, 而渴求爱情的忠贞。这恰恰成了焦母的一大心病。因为她已分明感到, 如果听任事态的发展,满腔的希望将可能化成泡影。所以,可以推断: 焦母的人性中的弱点借助于封建家长制获得了破坏性力量, 从而酿成了悲剧。　　

这一爱情悲剧, 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 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我们不能一味的批判制造悲剧者本身, 而更应该理智的去思考悲剧所处的历史背景。悲剧的受害者, 也不能一味的颂扬, 而应该从他们的悲剧中, 发掘更深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