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男，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长篇小说《花腔》被认为是2001- 2002年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入围第6届茅盾文学奖，首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著有《饶舌的哑巴》、《遗忘》等小说集多部，代表作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

　　访谈实录

　　新华网：对于作家以区域划分在地理上或文学上有什么样的意义？

　　李洱：这些作家有共同点，由政府推动(中原作家群)有文化发展方面的考量。

　　新华网：豫籍作家创作中的一个共同点是偏重乡土题材，乡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近年来有哪些发展？

　　李洱：乡土文学最早是鲁迅提出来的，主要目的是写国民性，鲁迅是借乡土文学的概念表达自己的意识主张。现在则变成一种题材的划分，有写乡土的，有写城市的。

　　新华网：很多作家会在乡土题材作品里表现带有传奇色彩“苦难”，“苦难”长期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精神资源存在着。而您曾谈及您的作品更多关注“困难”而不是“苦难”，这两者区别是什么？

　　李洱：城市当中也有苦难，不仅存在于乡村。我喜欢表现人在接触、融入到另外一种文化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可能对心灵造成的不适感。在这过程中他遇到很多困难，他要尝试了解、接受、融入，这些不是苦难。现在很多作家写苦难就是卖儿卖女等，他写得是一种极端的生活，不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状态，我更关心日常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我不太关心反常的生活。反常是反例，它只能证明常理的存在。

　　新华网：这些反常并不是中国真正乡村的状态？

　　李洱：肯定不是。这些属于典型化、寓言化的需要。

　　新华网：从《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开始把目光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转向了农村，在创作的过程遇到过哪些困难？

　　李洱：写作本身没有什么困难，但具体的进入他们生活的写作过程是充满艰辛的。

　　新华网：每年会有多长时间会待在乡村体验？

　　李洱：我经常回去。我想写一部纪实作品，反映乡村的变化，会非常详细。

　　新华网：您曾谈及《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创作过程是看到农民们的痛苦、无奈以及面对现实的无能感后，在一种高度焦虑的心情下写出的。现在这种焦虑是否还存在？

　　李洱：现在焦虑感更重了。整个乡村的淍敝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农村、农民、田园自然为中国城市化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农村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我们从那里掠取了大量利益。

　　新华网：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实的日趋复杂性和巨大变化似乎令很多作家陷入了表达困境，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李洱：这种变化超出了人的智力和想像力，我们人类的智力无法接受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很多人内心失衡，都在抱怨，因为变化太大太快了，一部分人掠取了大量的利益，另一部分人按照自己的理性本来能获取利益的结果没能获取，所有的人都会不安、焦虑、抱怨。

　　新华网：怎么消解这种焦虑感？

　　李洱：要适应，但理智告诉自己这样是有问题的。作家应该忠实的反映这种生活，告诉人们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说脚步太快，要等等我们的灵魂，走得太快，每个人都变得失魂落魄，魂飞了，身首分离，脑袋在这个地方，身体在另一个地方。这和文革之后不一样，文革后是我们的脑子已经适应进入新时期，但身体还留在旧时代。现在正好相反。这样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人的智力，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人能接受一种缓慢的变化，我们能接受一个老年人的逝去，因为他缓慢的衰老过程是我们能够适应的，如果一个青壮年突然死去，我们就会吃惊，同样的道理。时代变得太快，人们都惊慌失措。

　　新华网：这样的环境下文学应该承担什么作用？

　　李洱：安慰，抚慰。告诉人们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哪种是健康的生活、哪种是不健康的生活。不是直白的告诉，而是通过一些艺术形式表达一些基本的道理。

　　新华网：文学还能不能承担得起这些功能？

　　李洱：可以的。而且这件事只能由文学来做，文学也应该去这样做。

　　新华网：谈谈您新作品的计划。

　　李洱：明年可能会推出，是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回城了，回到书斋(笑)。

　　本期策划、编辑/王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