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女，1973年生于河南邓州。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文艺思潮研究。发表学术访谈著作《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代表作品《中国在梁庄》。

　　访谈实录

　　新华网：如今很多作家都是生活在城市里，他们笔下的乡土中国和现实中的乡土中国是不是一回事？

　　梁鸿：生活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眼睛和心灵投向什么地方。比如河南作家笔下的乡土中国是分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乡土中国的原型。它是一个象征体，抽象物，所写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和内在特征，以及道德礼仪的基本模式。比如农民的劣根性，懦弱、愚昧、麻木等等基本性格，但这不是现实冲突下的乡村。从90年代以来，乡村的变化非常大，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现实层面下的乡村中国。比如阎连科的《丁庄梦》、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还有我写的《中国在梁庄》，都是写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所以河南作家笔下的乡村中国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

　　新华网：年轻作家们的乡村生活体验将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趋势。您觉得乡土文学是否会出现传承危机？

　　梁鸿：这个会出现的。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县城或者城市长大。即便是在乡村长大，他们大多也是生活在寄宿学校，很少有机会接触山川、树木、河流。所以他们的生活经验既不是城市的，也不是乡村的，而是被悬置起来的。很难想象这样一代人成长起来的创作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乡村经验的书写必然是越来越少，但这恰恰也是乡村书写的重要意义。越是要失去的，越是要记录。

　　新华网：今年有两部描写中国乡土的作品，美国人彼得·海斯勒写的《寻路中国》和《江城》颇受瞩目，常与中国作家的描述做比较。您认为在表达视角上有何不同？

　　梁鸿：这两本书写的非常棒，是近来年少有的外国人对中国乡村的一个田野调查。但外国人好比是站在河边看波涛汹涌的河流，而中国作家是站在河中间跟着河水一起不断地上下流动，这样的体验必然是不一样的。所以何伟(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他的体验是相对外化的，带有审视的色彩。而中国作家往往是经验性的、主观性的、细节化的书写。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各有好处。外国人用陌生的方式呈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生活，而我们是用熟悉的笔法写出熟悉化的陌生生活。比如说《梁庄》，当我们把一个村庄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陌生。这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与何伟写出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新华网：从表现意义上讲，为什么很多作家更愿意通过乡土来表达中国，城市不能么？

　　梁鸿：原来是这样，但现在我也在城市里调研梁庄的打工者。这就是进入城市，以梁庄为原点，寻找农民。我是从对一个进城农民的追踪考察城市化进程下人的生存。你会发现乡土中国依然没有消失，乡土生活经验也没有消失。中国的都市现在实际上是出于一个混杂状态。乡土中国并不是单单存在于乡村中，而是已经包含在城市生活当中。

　　新华网：乡村对于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梁鸿：什么是民族，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个性？每个人都带有独特的东西。乡村的内蕴，文化以及对生命的理解恰恰是这个民族独特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这个民族就是全球化潮流下的毫无特色的群体。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但在当今急剧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做为“民族子宫”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消减掉了，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新华网：很多知识精英也同情底层，但是这种怜悯和同情似乎很抽象。如何把他们具象化？

　　梁鸿：我觉得只有亲自深入那种生活。我去西安、内蒙等地和我打工的堂哥一起同吃同住，一起生活。那时你会发现你的同情和怜悯太过肤浅了，不能涵盖他们一点点的痛。他们很多的痛楚在白天掩饰的很好，但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会突然和我讲述他们的痛。这些痛苦一直在他们脑子里没有消散。只有你和他们一起生活，长期呆在一起才能够体会到他们伤痛的暗流在他们心中一直流淌。

　　新华网：您下一部作品计划是什么，是否仍沿袭《中国在梁庄》的写作风格？

　　梁鸿：我依然会保留人物自述，这是我的核心风格，但在结构方式上会略有变化。我是以梁庄人所在的城市为原点，我去采访一个家庭然后辐射其他老乡、其他职业，会有重点的选择，尽量兼顾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打工者。

　　新华网：是把“梁庄”作为一个样本，然后去全国各地寻找。

　　梁鸿：对。去看“梁庄人”在什么样的城市生活。他们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爱、怎么流转。去看梁庄人怎么想梁庄，怎么想他们所在的城市，以此来思考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我们经常说农民进城要变市民，农民进城后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考察这样一个问题。

　　新华网：您的作品中经常有反思，一种自我批判。这是源自于什么样的情绪？

　　梁鸿：一种愧疚感或者原罪感吧。一方面我们和乡村息息相关，一方面我们又冷漠无情。我们都抛弃了它。当我们看到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们想到了我们的家，我们童年的伙伴，那条河，但我们还是毫不留情的把它抛弃掉了。

　　新华网：这样的反思下一部作品中是否还会有？

　　梁鸿：可能会更严重一些。虽然我在梁庄住了那么久，发现我对梁庄人的生活还是不够了解。这次我到不同的城市，到西安、青岛，看到他们住的地方我还是非常震惊。那么霉的味道，那种暂居的气息非常浓重。我每次都想逃跑，因为在城市中我们住在明窗净几的房子里。我每次略带羞愧，但又心安理得的逃跑了。因为那不是我的生活。我们都是这样的。

　　新华网：您希望通过这些文字改变些什么？

　　梁鸿：作家想要改变什么是一个比较奢望的要求。但是我想传达一种农民生活史和精神史的东西，想记录一种原生态的东西。让阅读者通过《梁庄》真正了解到、体会到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