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于2008年正式启动了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的参评作品征集工作和评奖活动，并成立了由高洪波任主任，范咏戈、雷达任副主任，王山、吕先富、杜家福、李敬泽、胡平、张洪兴、张陵、施战军、阎晶明等人组成的评委会。由文艺报和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合办的“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旨在繁荣我国当代短篇小说创作，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特别鼓励富有民族气质、民族风格、民族情感，于2005年1月1日—2007年12月31日之间首次公开发表出版的汉语短篇小说作品参评。至征集参评作品的截止日期，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参评作品共计有541篇，得到了文艺界人士特别是作家的广泛关注。评委会在初评委推荐的作品篇目基础上经过认真阅读，坦诚讨论，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以下8部获奖作品（以得票多少为序）：《敲狗》（欧阳黔森《人民文学》2005年第12期）、《回答》（陈麦启《莽原》2007年第3期）、《干涸》（张抗抗《收获》2005年第5期）、《白狼镇》（阿成《芒种》2006年第11期）、《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徐坤《北京文学》2005年第11期）、《恭请牢记》（杨少衡《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6年第4期）、《巴甘的蝴蝶》（鲍尔吉·原野《读者》2005年第6期）、《额尔齐斯河波浪》（红柯《光明日报》2007年7月23日）。 

　　◆张抗抗 
　　无邪有思 
    中国的普通民众，无论是否知道蒲松龄这个名字，都应该多多少少都读过蒲松龄那些奇异美妙的故事。近年来，文艺报社和淄博市政府为纪念蒲松龄先生，设立了这个“蒲松龄小说奖”，是一件极有创意的文化善事。蒲松龄是一位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趣味、想像力超常丰富、艺术追求极为个性化的人，他写下的那些无论是取材、体裁和文体都显得极其另类的故事，（在今天被我们称为小说），是文学史上一个奇异的存在。几百年来，他的作品中的文学遗传基因，已经通过我们的阅读，输入并渗透在一代又一代写作者的血液里。 
　　所以，这一次我能够获得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这个奖项，当然是很高兴的。短篇小说篇幅虽短，对于叙述语言，却有密度上的特殊要求；小说结构看似简单，奇思巧构难得；人物寥寥几笔，呼之欲出不易；在这个以长篇巨作确立丰功伟业的年代，短篇小说难以“得道成仙”。荣获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我差点误以为是蒲松龄笔下一只善良的狐狸，夜半给一位书生送食物，因为在城里遇到了太多的立交桥，转晕了迷途了，而错送到了我家里；当我确切地得知蒲松龄老先生并没有和我开玩笑，我突然觉得自己这个短篇小说《干涸》，也变得略有几分奇异色彩了。 
    《干涸》写于2005年、刊发于2005年第5期《收获》杂志。发表后曾被多家选刊选载。看起来，小说仍然是一个取材于知青生活的老故事。只是，在这个忧伤的故事中，那些为我们忽略的水井与水桶，被托付了生命的全部热量。苦难中的爱情，在寒冷而干涸的土地上生长，缺少足够的水份滋润；人生的陷阱处处密布，等待着失足坠落或是自投罗网。那只俄式的小桶“畏得罗”，只是一个象征，盛着心里残存的微茫希望，照亮黑暗中的自己，支撑着荒凉的岁月，但注定了没有结果，最后变成一种幻觉。小说写到最后，自己才恍然大悟，祝排长的那只“畏得罗”，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那是他在极度的孤寂与苦闷、渴望与绝望之中，为自己的梦想能够延续下去的一个理由而已。是那个年代的人，情愿以青春和生命去换取的一丝假设的温情与慰藉。作者即便尚未探到水井的底部，至少也拒绝粉饰。只用一根白桦杆子的长度，试图去丈量生活的深度，自然是浅尝辙止。但毕竟打捞起一份真实的残酷，使人警醒和省悟。 
     也许，就是因为如同精灵水妖一般，诱惑着祝排长冒死下井探寻的那一只亦真亦假的“畏得罗”桶，使我走近了蒲松龄一小步？ 
      然而，《干涸》具有了蒲松龄小说构思的离奇玄妙么？具有了蒲松龄小说语言的精妙机巧么？具有了蒲松龄小说人物个性的鲜明灵异与不可复制么？若是拿给蒲松龄老先生去审读，他会不会笑掉了松动的牙？ 
　　自知——距真正的好短篇，尚远。 
      所以，只能把这个奖项，看成是对今人仰慕、学习、继承蒲松龄老前辈高山仰止的文学成就的一种鼓励。也是对自己偶尔尝试短篇小说创作的一种鼓励。若是说，《聊斋》本是个讲故事的场所，那么，写作的人，常常来这个无酒无茶无功利之心的寒舍里，坐坐聊聊，听听蒲松龄式的讥诮之语、蒲松龄式的无邪之笑，由此激发才思，多一点对天下生命的尊重和怜爱，应该是有益的吧。 

　　◆欧阳黔森 
　　短篇小说是最难藏拙的 
      短篇小说是最难藏拙的，不像长篇，语言欠功夫，故事可以讲好一点，故事不好，人物可以塑造好一点，总之，可以弥补。写一个好短篇小说，不是说你想写就有，别以为短就好对付，别以为短就可以一挥而就。这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理解短篇小说的。所以在我的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数量并不多。写作20余年，有了四百余万字，细细一算短篇也就20余万字。数量是少了点，可只要有人与我谈我的小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讲到我的短篇小说上来，就我而言，我更看重我的这些很少的文字。短篇小说是小说创作中最快乐的一种形式，只要你思考，就会在一刹那间的触动中，或是在回忆的精彩片段中找到你的冲动，这冲动，就是你可以马上提起笔，凭着饱满而激动的心情一挥而就。可惜这样的一挥而就和快乐实在太少了。 
　　我获得过好几种文学方面的奖，而我自以为是的短篇小说却从未获过奖。这次突然得了奖，一下子还没回过神来。毕竞这是我两年前的作品，而写了这个短篇后，两年来我一直没有再写短篇。短篇写作的快乐疏离我很远了，离远了，或许也就该是近的时候了。 
　　小时候，每逢夜深人静，母亲总是给我讲《聊斋》故事。那时候家里没有《聊斋志异》这本书，上世纪60年代时，确实找不到这本书。但是，那些故事人物，却是那样地生动在母亲的嘴里。讲的多是鬼的故事，可小小的我从未害怕过，我想母亲也从未认为这些故事会吓唬小孩子。在我从少年步入青年的时侯，我终于有了一本《聊斋志异》，母亲看着我感叹了一句：“看了《聊斋》，想鬼做。”母亲的随口一叹，也许母亲也记不起了，是的，我也记不起母亲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这么一叹。但这一叹，20年来，一直围绕在我耳边，久久地在脑畔回响。但这句话的利害，我是在20年以后才感觉到和真正理解到的。我们可以想像，一个人讲故事，可以把原本该害怕的东西讲成了一种无比向往。这要多么的伟大才能做到呀！如是，蒲松龄堪称中国乃至世界，那个时代的短篇王。我从未想到，我会获得以我崇拜的大师蒲松龄而命名的奖，感谢所有为这个评奖而付出心血的人。 

　　◆陈麦启 
　　飞翔与飞行 
　　 
    高举的手臂如林 
　　分裂天空   分裂心 
　　我私下里写了好几本诗，妻看后说就这一句及格，于是诗歌在我的文学梦里就作古了。这篇小说严格意义上说是我的第一篇小说，算是处女作吧，写好之后，我很忐忑地拿给作家李佩甫先生看，佩甫是我的领导和老师，他像批阅文件那样很认真地在信封的背面写上了鼓励的话，劝我送给《莽原》，于是，我拿着这个信封当作尚方宝剑递给了《莽原》，发了，我以为我这第一篇东西的使命就完成了。没想到后来它给了我两个意外，发稿后的一个月《小说选刊》在“佳作搜索”里作了介绍，这就给我了一点勇气和野心，我把它寄给了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组委会，没想到，获奖了。 
　　对于文学，我不敢大言。我始终觉得文学好像和我隔着一道墙，墙那边大师们的名字像旗子一样地高高飘扬，当然还有一波又一波成群结队摇旗呐喊的人，而我却在这边一个人静静地走着。这让我想到了我的飞行，曾经作为一名飞行员的我，和那个神七航天员刘伯明是队友，睡上下铺，学习飞行的时候教练带我们俩，记得第一次上天感觉飞行，下来后教练问我俩，天上感觉咋样？我说，难受；伯明说，天上好。那个教练就笑着开了句玩笑，说伯明能飞翔，而我只能飞行！后来我一直在想，鸟在天上才叫飞翔，人在天上只能叫飞行。这就是我对文学的感觉，有的作家是在飞翔，有的作家是在飞行，而我，还在地上滑行！ 
　　感谢生活，它给了我太多。从地上到天上，又从“金豆”变成“土豆”，我一直在飘，《回答》就是我飘落的一个心结，在路上。妻年初出了本诗集《飞奔的蚂蚁》，开头几句，正是此时的我：我赤足披发行走在神的薄翼之上在一枚鲜绿的佛叶之间在盛开的摇曳的荷花之上在泠泠玉盘作响的翠鸟的丽音里我说我乘着一枚叶舟而来 

　　◆阿   成 
　　小说就在生活之中 

　　我是一个喜欢到处走的人，这可能和自己的性格有关系，也可能，跟自己曾经从事过的司机职业有关。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着大卡车到处跑，跑遍了黑龙江的山山水水，或许是平凡这样的经历养成了我喜欢远足的习性。另外，黑龙江人在其风俗上也有这样一种习俗，他们并不甘于在一个地方待得过久。在黑龙江的一个满族乡，那里的满人们一年到头总折腾，或者从前街把家搬到后街，或者从后街把家搬到前街。总之，不能总在一个地方住。我的一个望年交朋友，他就是满族人，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家里的家具总是不断地变化，今天桌子摆这儿，明天桌子摆那儿。我想，文化、风俗、历史似乎有一种暗示的品质，它会悄悄地以一种类似基因的形式传承下去。 
　　在这一二十年里，黑龙江的一些蒙古族人居住的地方，自治乡、自冶县、自治区，大多我都去过，有的地方还不止去过一次。我喜欢到那里去，重要的是人到了那儿心情非常好。 
　　在蒙古族人居住与放牧的地方，有我的一些朋友，有的是汉人，有的就是蒙古族人，他们大多是天生的诗人与歌手。在草原上我曾经和他们一块儿打猎、打渔、跳舞、骑马、睡蒙古包、听他们弹琴、围在篝火边、坐在勒勒车上听他们讲故事，有时候，在金灿灿的苦菜花盛开的日子里，去参加剽悍而又迷人的那达慕…… 
　　蒙古族的饭真好吃，无论是马奶子酒、荞麦面的包子、手把羊肉，还是烤全羊，都会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说实话，生活不光是写作，还要去享受生活，享受大自然，它会让你活得充实，生机勃勃，让你对生命有一种全新的看法。是啊，别愁眉苦脸地总想着小说，想开一点，如果有机会，还是到草原上去走走吧，花不了太多的钱——这是我常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朋友说的话…… 
　　作品不过是另一种歌唱而已，不能24小时总是唱个没完没了。写作是神圣的，但多彩的生活比写作更神圣。生活是高标号的汽油，写作之车加上它，才能风驰电掣起来。 
　　内蒙古我也曾经去过几次，同样给我留下美妙的印象。小说中的“白狼镇”就是我在乌兰浩特那个地方偶然得来的。我们一路走一路看，的确是小导游的那一句无意识的话，让我萌发了写这篇小说的愿望。他说，一个日本人曾经假借旅游，到日军当年在这里修筑的军事要塞祭拜……后来被中国人发现了，并把他给赶走了。
　　在乌兰浩特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确有一个叫“白狼镇”的地方，我到过那里。那么，为什么叫白狼镇呢？后来，果然不出所料，这里的确曾经是狼群出没的地方。于是，我把它写成一篇小说，写的时候，草原就在我身后——那种感觉真不错。于是，我把我曾经到兴安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呼和浩特、科尔沁、乌兰浩特、锡林浩特、巴彦浩特，以及杜尔伯特等地骑马的经历、喝酒的经历、跳舞的经历、放声歌唱的经历，都融入到这篇小说当中，应当说，我完成了一次自我沉醉的情感之旅。 
　　短篇小说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情感真实。如果同时它还能具有某种独特性，那就更好了。这篇小说能得到主办方和评委先生们的首肯，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鼓励。是啊，生活还得继续，小说就在生活之中。 

　　◆徐坤 
　　灵魂的游戏 
　　非常荣幸，拙作《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荣获由文艺报社、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 
　　蒲松龄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他的家乡淄博历史悠久，是齐文化、聊斋文化的发祥地，如今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一部《聊斋志异》，打造了中国短篇小说文化的高峰。后人写小说，尤其短篇，无不深得其中三昧。《聊斋》里边塑造的妖狐鬼魅、才子佳人、乡里朋党……种种诡异之人、离奇之案、悱恻之境，曾经构成我少年时代浓重的探索心结。在那个难得有书读的时代，我曾经从当知青的姑姑那里偷得一卷在手，悄悄彻夜捧读，真个是又怕又爱，又钩沉又粘连，半懂不懂之间，被里边的故事情节吸引，战战兢兢往前，一心想着去魅，揭开故事的谜底。 
　　在中国文人的写作文化传承中，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剧及至明清小说，一脉相承。不了解并熟知这伟大的文学传统便无法成为真正意思上的汉语小说家。在我漫长的青春求学之际，教师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谁人敢不知李杜，谁人不曾读《聊斋》？意思是说，作诗当然首推学李杜，要想写小说，还得是首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然而，在课堂上，我们并不把这句话太当回事。只是囫囵吞枣引经据典、师承混乱却又所向披靡地沿着青春的方向奋力向前突围冲撞。 
　　当我自己真正走上写作这条职业道路、并有了一定生活经验和阅历之后，回头望时，方才知晓，其实我们都是“20以前读李杜，40岁以后读《聊斋》。”青春年少的光景，要的是志气、理想、抱负、叛逆。惟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狷狂方才能解心气。而老杜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沉郁顿挫，却只是提供给我们看无能文人笑话的一个实例，增加了我们心性当中的一点顽劣而已。而人至中年以后，不由的，却理解了许多《聊斋志异》中《画皮》《聂小倩》《婴宁》等等的离魂别恨情绪，理解了再生缘、人鬼不了情，理解了公案、俚曲音乐、因果报应，理解了深刻的孤愤与宿命。这时候，中年的我们不再在真实生活中跟现实叫劲，而是开始在文章里做灵魂的游戏。  
　　灵魂的游戏，我想应该是对蒲松龄小说最好的解读，也是我这个中年人今天做短篇小说的旨趣之一。一部《聊斋志异》，正是由诸多灵魂的游戏铺排起来，连缀、穿插，相映成趣，构成了一部反映社会百态的百科全书似的经典大戏！它与现实交相辉映，一直照耀、指引着我们今天的写作路程。 
　　今天能够以写作获奖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要感谢《文艺报》！感谢淄博市人民政府！淄博市充分利用和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国际聊斋文化旅游节这样的宏大项目，开发和弘扬聊斋文化，又设立了“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将这一切作为建设文化大市的战略部署，提升淄博的文化内涵，扩大淄博的对外影响力。真乃可喜可贺，善莫大哉！一个地区出产一个传统文化名人，是一地的福分；能把这个福音广播开去、泽被他人，则是更广大的善举和胸怀。 
　　我是出生、成长在东北地区的汉人，我的祖上也是由山东漂移东北而去的流民。我真心希望自己也能沾上老乡蒲松龄的光，希望我自己的DNA里也含有会编故事、会志异志怪的成分，及至这DNA在扩大、生长成人形之后，它们也能发展、衍化出蒲松龄那样的才情，也会说书写字，也会偶尔“话痨”更会笔健，并能够借淄博贵地一角，开一所心灵的“聊斋”，以笔为茶， 以文字为宴，同飨天下灵魂饥渴者。 

　　◆杨少衡 
　　对老先生的感谢
　　《文艺报》一位陌生编辑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恭请牢记》获得了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让我准备一份获奖感言。得知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却也十分忐忑，有些不敢相信，怀疑是不是有谁跟我开玩笑。当时刚好这个短篇小说原发刊《北京文学》的责编朋友来电话聊事，高兴之际，就把消息告诉她了。事后不禁后悔，心里发毛，只怕不是真的，搞笑一场，到时候很尴尬。直到收获确切通知，明白真有这回事，这才放心了，才敢来写感言。 
    之所以有上述疑虑，源于对当年的蒲松龄老先生，以及如今以他命名的短篇小说奖的景仰。蒲老先生的《聊斋志异》，于我相当于文言文与短篇小说写作的开蒙读本，所以特别让我崇敬。我以及与我年龄相当的写作者可能是上个世纪留下的比较特别的一类作者，我在读初中一年级时碰上了时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搭上了所谓“老三届”中学生的最末一班车。我们这批人在中学课堂里有些闹腾，却没读多少书，然后就到农村当下乡知青，以后走上工作岗位。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才有幸通过《聊斋志异》认识蒲松龄老先生。此前当然也知道他，蒲老先生以及他的作品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符号，渗透到田头地角，坊巷民间，无论在他生活的北国，还是在我生活的南方，可谓无处不有。我下乡插队的闽南山村有一句土话成语叫“聊斋讲鬼”，当地老小个个了然，可见影响之深。但是当时我还不能读《聊斋志异》，因为有代沟，我和不少同龄人的“文革”教育背景里，古文环节严重欠缺，蒲老先生的文言文于我们深奥不已，不像《水浒传》《西游记》一类通俗小说好懂。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自己有些阅历，开始有一种写作冲动，同时也深感学识之缺，希望有所弥补，这时在一个友人那里看到一套《聊斋志异》，一时感觉如获至宝。 
    我记得当时拿到的《聊斋志异》版本挺特别，不是我们熟悉的简体横排本，是一套古版影印本，既是古文小说，又是书法艺术，自然还是繁体，竖排，无标点。让我当时读起来很吃力，有如天书，但是读进去了倍觉余味无穷。那段时间里别的不看，只读《聊斋》，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啃下来后，感到特别有成就感，收获特别大，是多重收获，包括语言的、结构的，以及文本中神来之笔般的奇思妙想。直到今天回味那一段阅读记忆还显得别样美好。 
    因而时隔30年，能获蒲松龄老先生名下之奖，感到非常荣幸。我觉得自己这个短篇小说得老先生这般关照，更多的可能不在得奖，而在感悟与效仿。老先生笔下的聊斋人物包括鬼化人物堪称一绝，丰富多样而独到，别人只觉阴森之处，他能发现柔美。我常感叹自己如能学到老先生一点皮毛，小说就不是如今这样。我猜想自己这一短篇小说之获奖，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因为其中人物，这无疑得益于自己从老先生那里得来的教益。 
    我还要感谢为蒲松龄老先生设小说奖的主办单位和评委们。我只知道这个奖由《文艺报》和浦老先生的故乡山东省淄博市共同主办，但是直到涂抹这篇感言之际，我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位评委，所以一朝听到消息，免不了担心是开玩笑。我这样的作者可能失之愚钝，却得评委们的认可与鼓励，这让我更感觉到这个奖的纯正与可贵。 

　　◆鲍尔吉·原野 
　　好文章是精神家园的绿水青山 
　　我有一个朋友M，制造搞笑的谣言。他说菲尔普斯是转基因人，是美国某基金会20多年前与普母一起培育的。三鹿聚胺奶粉刚曝光时，M造谣说某地的鸡吃了某饲料下胺蛋，此谣不幸被个家伙言中。 
　　M新近一个谣言是：上级（没说哪一级哪个部门）出台文件，写散文要交印花税，写小说允许生二胎。 
　　M应该写小说，但他忙，举个DV给人家录制婚礼。我称他是DDV，农药。 
　　我问DDV：散文怎么惹着你了？ 
　　他答：散文有啥意思？没故事，没情趣，没大伙关心的事。 
　　我顺这个话题想，对今天的读者而言，网络和报纸满足了新闻需求，电视剧满足了对故事的需求。他们还需要什么？知识？到散文或小说里寻找知识？没有。人们在学校还没学够知识吗？情感？电视剧和各种情感杂志都很情感。 
　　我也说不明白这个事。写作如果是给别人写的，你给人家什么呢？ 
　　回想我所喜欢的散文，有孙犁、汪曾祺、沈从文、屠格涅夫、契诃夫、川端、鲁迅的散文。忽然发现，这是小说家们写的散文，还有聂鲁达、赛夫尔特、泰戈尔等诗人的散文。过去的说法，它们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并没有特意提“散文”这个词。 
　　在优秀的小说家和诗人的笔下，不仅小说好、散文好，实在是他们的“文学”好。现在强调文体的区别，忽略了笼罩作品之上的文学。没有伟大的小说和散文，只有伟大的文学。 
　　“DDV”所蔑视的散文，其实是没有文学内涵的一些文字。并不是没有故事，是没心灵、没诗意、没优美的语言。大师的作品，牢牢铭刻在人们脑海中，是因为文学的原因，而非文体的原因。 
　　一个常识是，小说更接近文学（有的小说不及文学之核，故用“接近”这个词）。这些作品描述理想、美好和忧伤，人们从中读到优美的语言。这是网络、影视、新闻、饮酒、婚外恋以及大文化散文所替代不了的。从古到今，许许多多人爱文学，怀想戏曲、民歌、评书和小说中的人的命运，与命运相关的自由、屈辱、尊严、良知和胜利，它们属于文学。故而，文学被尊称为创作。如果把散文放进文学之内进行创作，将对作者提出最高的要求，包括长期严格的训练。写这样的散文并不比写好小说好诗歌更容易。 
　　小说更接近文学，决不是说所有的小说均比所有的散文好。好小说与好散文就那么多，写作者再多，好作品也那么多。每吨金矿石只能提取3.333克纯金，任何人和任何工艺都改变不了造物的性质。 
　　然而，如果有一个时代，一种风潮或者说一级政府以阔大的胸襟推动小说生态的优化，那就在推动文学的发展。而文学的用处——如果允许把“用处”这个词跟“文学”放在一起的话——是在提升民族的素质，使之趋于良善，避于鄙俗。 
　　地球上十三亿人口使用同一种语言——汉语，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人使用单一一种语言，如果让这种语言润泽而非生硬、诚挚而非空洞、灵动而非刻板，取决于文学的昌荣。即使语言在传统中曾经优美过，也要藉之于当今的文学使之苏醒。中国GDP无论多高，都不应退化成语言的贫弱之邦，民众与作家的语言变得不能表达优美，不能表达内心世界，不能在世界上使用一套典雅、深邃、诚挚、丰饶、明白的语言。没有好语言的民族是穷到家了。好文章和好语言是精神世界永久的青山绿水，这一代用过的语言，下一代人还要用。而语言之美，来自文学的丰饶。 
　　蒲松龄为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在世界文学史的内存增添了独有的荣誉，他的才华和语言都使他的文学创作臻于伟大的境地。有报道说，自称“书读得不多”的邓小平，最喜欢的书是《聊斋志异》。淄博市人民政府设立以蒲松龄命名的文学奖，不仅光昌小说创作，也使山东和淄博将固有的文脉被泽当代，这是为“史”所行的德政，时间将证明它的价值。 

　　◆红柯 
　　额尔齐斯河波浪宽又长
    我是写短篇开始文学之旅的，最早获奖的短篇《吹牛》《太阳发芽》发表在山东杂志上。在山东出过书，这次获奖又与山东有关，这是一种缘分。蒲松龄与《聊斋志异》意味着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短篇小说的顶峰，意味着巨大的民间的想像力。我也以此鼓励自己。我一直梦想着写活大西北那条叫额尔齐斯河的大河。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阿尔泰见到这条大河的情景，我在河岸想像着这条直达北冰洋的大河，我想像一只北极熊逆流而上，来到阿尔泰，我不知道这种蒲松龄式的想像能否实现。在我回到陕西后，于2002年写了长篇《大河》，开篇就写一只白熊从北极游到了阿尔泰，由此开始了额尔齐斯河两岸人民100年的心灵史，以及萨满教种种神话传说。2004年中央电视台10频道报道一只科考队在阿尔泰寻找白熊的踪迹，想像完全可以得到科学验证。2007年这条汹涌的大河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已经不是白熊了，是一只古老的曲子，是额尔齐斯河源头哈纳斯湖畔的图瓦人用苏管吹奏的《额尔齐斯河波浪》。图瓦人最早出现在2001年发表的中篇《哈纳斯湖》中，后来又出现在长篇《大河》中。真正的大河是无法穷尽的，从中篇《哈纳斯湖》到长篇《大河》，再到短篇《额尔齐斯河波浪》，借蒲松龄的神力，这条大河会永远流下去的。